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3年抗字第589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6月27日
裁判案由：不服延長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103年度抗字第589號抗告人即被告 連原益 選任辯護人 余德正 律師上列抗告人因擄人勒贖等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3年6月13日102年度重訴字第9號所為延長羈押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抗告駁回。
理由
一、原裁定略以：被告連原益，經訊問後，認所涉擄人勒贖等罪，據證人 鄧博賓 、 鄧修誠 、同案被告 吳柏龍 等人先前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陳述，佐以扣案物、卷附汽車旅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等相關證物相互勾稽，犯嫌重大。又被告連原益前有因案遭通緝之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且被告等人所涉犯之擄人勒贖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其等素行及所涉犯行刑度嚴峻，被告等人恐有不再到庭接受審判或到場執行之高度可能性，致使法院審判、執行之目的無法達成，而此疑慮尚不能以被告連原益未經起訴前曾自行到案乙節，加以排除，是本案顯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參以共同被告 楊嘉偉 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吳柏龍係被告連原益之小弟，於偵查中及本院103年6月12日審理時復證稱：被告吳柏龍於案發後要求伊刪除通聯紀錄、簡訊、WECHAT、LINE等通訊紀錄等語，可見被告等人於涉案後確有湮滅證據之事實，而本案共犯 邱全勝 尚未到案，共同被告 何宗霖 經本院依法傳拘亦未到庭，復有證人 楊育彰 、 張藝瀚 尚待傳喚，而有對質、進行交互詰問之必要，是以本案仍有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再參酌被告等人所涉情節，乃係共謀擄人勒贖，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被告等人羈押之原因依然存在，且若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並自103年7月2日起延長羈押並均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審以「被告曾有因案遭通緝之紀錄，且所涉犯之擄人勒贖罪係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其素行及所涉犯行刑度嚴峻，被告恐有不再到庭接受審判或到場執行之高度可能性，致使法院審判、執行之目的無法達成，而此疑慮尚不能以被告未經起訴前曾自行到案乙節，加以排除」、「參以共犯楊嘉偉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吳柏龍係被告連原益之小弟，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復證稱：被告吳柏龍於案發後要求伊刪除通聯記錄、簡訊、WECHAT、LINE等通訊記錄等語」、「共犯邱全勝尚未到案，共同被告何宗霖經原審依法傳拘亦未到庭，復有證人楊育彰、 張藝翰 尚待傳喚，而有對質、進行交互詰問之必要」等為由，而認為有事實足認有逃亡及勾串共犯、湮滅證據之虞，有羈押之必要，惟本件被告係於民國102年8月14日由選任辯護人陪同自行向警方到案說明，嗣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為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其以新臺幣30萬元具保候傳，而本件檢察官曾寄發傳票予被告，通知其於102年9月13日12時許，到庭接受測謊，但並未寄發開庭通知予選任辯護人，惟被告於接獲傳票後亦隨即告知選任辯護人，且被告亦遵期與選任辯護人一同到庭，甚至檢察官原訂於102年11月25日上午11時開庭而寄發傳票予被告，被告接獲傳票後亦主動與選任辯護人確認開庭時間，可見被告確實並無任何逃亡之疑慮。再者，原審所稱「被告曾有因案遭通緝之紀錄」云云，由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觀之，被告先前遭通緝之紀錄，時間分別91年及94年間，距今已有12年、9年之久，目前之時空背景早已與之前不相同，本件被告既然自行到案說明，即已代表被告並無不接受追訴審判及執行之可能性。況因案通緝之原因並非僅有故意不接受審判或是到場執行而逃亡之情形，亦有可能因為漏收到開庭傳票或執行指揮書之通知，以致於遲誤期日而遭通緝之情事，原審僅以12年及9年前被告曾遭通緝之情形，即遽認被告恐有不再到庭接受審判或到場執行之高度可能性，不但牽強，且亦屬率斷。㈡本件被告自先前檢察官命其以30萬元具保候傳迄被告於偵查中遭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前，已有三個多月，此段期間並無新發生任何具體客觀事證可認為被告有與其他被告有勾串之疑慮，故自難認為有所謂「具體客觀之事證」可言，又共同被告楊嘉偉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吳柏龍係被告連原益之小弟云云，又據其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復證稱：被告吳柏龍於案發後要求伊刪除通聯記錄、簡訊、WECHAT、LINE等通訊記錄云云，被告連原益並未指使共同被告楊嘉偉刪除通聯記錄、簡訊、WECHAT、LINE等通訊記錄，且共同被告吳柏龍亦非被告之小弟，縱使共同被告楊嘉偉上開證述屬實，亦僅為共同被告吳柏龍與楊嘉偉二人間之行為，亦與被告無關，原審僅憑共同被告吳柏龍與楊嘉偉二人間之行為即遽而推論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實屬臆測，毫無依據。㈢本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共犯邱全勝未到案前，即已向原審就本件起訴之犯罪事實提起公訴，並於起訴書內詳列與犯罪事實有關之證據清單，而原審迄今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之規定，裁定命檢察官補正有關共犯邱全勝之供述或證述內容等供述證據，又公訴人與各被告之辯護人亦未聲請傳訊共犯邱全勝為證人到庭作證，揆諸前開說明，可見共犯邱全勝是否到案不但不影響檢察官認為本件被起訴之被告等人之犯罪嫌疑，亦不影響本案審理之調查證據程序，應無疑義。㈣本件共同被告何宗霖雖經原審依法傳拘而未到庭，惟共同被告何宗霖前已於警詢、偵查中為供述，並經檢察官將其供述證據列入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4之供述證據中，而本案自原審準備程序以迄審理程序，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亦未聲請傳訊共同被告何宗霖為證人到庭作證，況依本件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4所載待證事實為「⒈坦承幫助私行拘禁犯行及相關犯罪事實。⒉證稱係受被告吳柏龍指使，及被告吳柏龍、 傅俊溢 均有參與相關犯行。」等事實，亦與被告連原益無關，可見共同被告何宗霖是否到庭，亦不影響本案審理之調查證據程序。㈤檢察官雖聲請傳訊證人楊育彰到庭作證，惟證人楊育彰前已於警詢、偵查中為證述，並經檢察官將其供述證據列入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之供述證據中，而被告連原益及辯護人均對證人楊育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衡情，倘若本件確有聲請傳訊證人楊育彰之必要，公訴人理應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提出聲請，而本案自原審準備程序以迄原審於103年6月12日審理前，公訴人均未聲請傳訊楊育彰為證人到庭作證，而原審又係於103年6月12日進行被告連原益、共同被告吳柏龍之延長羈押訊問程序，則公訴人是否刻意於被告連原益以證人身份作證結束後，又刻意向原審聲請傳訊證人楊育彰，藉以創造尚有其他證人需進行交互詰問程序之外觀，不無疑問。㈥另公訴人於103年6月5日原審審理前，從未提出與證人張藝翰尚有關之證據資料，然原審於103年6月5日審理時，審判長突然訊問證人 林忠縉 ：「是否有一名張姓男子參與拘禁被害人鄧博賓之過程？」等語，而證人林忠縉回答：「沒有。」等語，原審審判長又繼續訊問證人林忠縉：「拘禁被害人期間，你是否都在現場？」等語，證人林忠縉回答：「幾乎都在現場。」等語，原審審判長乃又訊問證人林忠縉：「有無其他人參與拘禁被害人？」等語，證人林忠縉回答：「就只有我、邱全勝、傅俊溢、何宗霖。」等語，此時審判長突然詢問公訴人：「有何意見？」等語，而公訴檢察官隨即起稱：「關於此部分待證事實聲請傳喚證人張藝瀚，待證事實為本件被告等人事前謀議策劃對被害人擄人勒贖之事。」等語後，原審審判長又訊問證人林忠縉：「張藝瀚有無參與拘禁被害人鄧博賓？」等語，證人林忠縉回答：「我不知道張藝瀚是誰，不可能有這個人，我只有知道總共這幾個人而已。」等語，則本件檢察官自偵查以迄原審於103年6月5日審理前，從未提出任何與證人張藝瀚有關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而證人鄧博賓、鄧修誠之證述以及其他共同被告之供述均未曾提及證人張藝瀚亦有於案發時在場，何以原審審判長突然於職權訊問證人林忠縉時突然提及有無一位張姓男子參與拘禁被害人鄧博賓之問題後，證人林忠縉亦證稱並無此情形，且亦不認識此人，公訴檢察官隨即起稱請求傳訊證人張藝瀚，且當庭敘明待證事實為被告等人事前謀議策劃對被害人擄人勒贖之事云云，嗣後被告及辯護人於103年6月12日始收到公訴人所提出之103年度蒞字第3678號補充理由書，在該補充理由書中提出張藝瀚所持用行動電話APP電腦程式「微信」(WeChat)對話內容一份為證據，並聲請傳喚證人張藝瀚到庭作證，然證人張藝瀚所持用上開行動電話早已於偵查中扣案，並於檢察官起訴後移交原審扣押在案，而證人張藝瀚雖因另案遭檢察官拘提到案，但並未向法院聲請羈押，可見證人張藝瀚亦無逃亡之疑慮，故此一人證及物證均早已存在，然公訴人卻從未聲請調查此項證據，亦未將此項證據列入起訴書證據清單中，又未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提出，而係於被告連原益羈押期間將屆至前，剛好於原審審判長突然訊問證人林忠縉有無一名張姓男子參與拘禁被害人鄧博賓之問題後隨即提出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是否亦係藉此創造尚有其他證人需進行交互詰問程序之外觀，並非無疑。㈦又被告雖為犯罪嫌疑人，但其本有為自己辯解之權利，其並無自白之義務，縱被告所述與相關證人、其他被告有所歧異，亦難憑此遽予推論被告有串證之虞，且原裁定就有何具體客觀之事證可證明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未敘明理由，顯有未洽。㈧從而，原審法院以抗告人有逃亡、勾串共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而認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03年7月2日起延長羈押二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尚嫌率斷，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對被告人身所為之拘禁、自由之剝奪，其侵擾甚為重大，因此，於非有保護國家及社會利益之必要時，斷不可輕易為之。本件檢察官所提事證是否有足認為被告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將被告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情形，未臻明確，尚難認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要件，原審未予詳細審酌，遽為延長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裁定，尚有未洽。為此，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延長羈押裁定云云。
三、按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度台抗字第6號判例可參）。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5號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合憲解釋於理由中明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羈押，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該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其目的洵屬正當。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符合該條款規定，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之要件，此際羈押乃為維持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之最後必要手段，於此範圍內，尚未逾越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符合本院釋字第392號、第653號、第654號解釋意旨，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可知其非宣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重罪羈押原因違憲，係要求附加考量被告除犯重罪之外，是否有相當理由認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依法條體系解釋，該等附加考量與單純考量同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羈押原因仍有程度之不同，應予區別，否則不啻等同廢除同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基此，伴同重罪羈押考量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與單純考量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之羈押原因，強度應有差異，即伴同重罪羈押考量之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其理由強度未必足夠為單獨之羈押原因，然得以與重罪羈押之羈押原因互為相佐。
四、經查，本案被告連原益所涉擄人勒贖罪嫌，業據證人鄧博賓、鄧修誠、同案被告吳柏龍等人證述在卷，佐以扣案物、卷附汽車旅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等相關證物，是被告連原益之犯罪嫌疑確屬重大，所涉亦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責，且所涉犯刑法第347條第1項罪嫌之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相較其他輕罪而言，逃亡之風險仍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況共同被告楊嘉偉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吳柏龍係被告連原益之小弟，並於偵查及原法院103年6月12日審理時證稱：被告吳柏龍於案發後要求伊刪除通聯紀錄、簡訊、WECHAT、LINE等通訊紀錄等語，可見被告等人於涉案後確有湮滅證據情事，況本案共犯邱全勝、何宗霖及證人楊育彰、張藝瀚尚未到案，亦堪認有勾串共犯、湮滅罪證之虞，是被告連原益即有羈押之必要，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在不違背通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時，依法自有審酌認定之職權。原法院審酌全案及相關事證，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抗告人羈押原因依舊存在，且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而裁定延長羈押，本為原法院就個別被告具體情形依法裁量職權之行使，經核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裁定於法並無不合。抗告人執上揭情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官劉嶽承
法官黃美盈法官李麗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陳媖如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