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5年易字第69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6月16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易字第695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號6樓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調偵字第1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92年8月30日某時，至其客戶甲○○位於臺北縣三重市○○街○○○巷○○號1樓之禮品店，見有機可趁，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竊取甲○○所有之（一）發票人為 吳素珠 、付款人為陽信商業銀行三重分行、支票號碼AB0000000號、面額新臺幣（下同）49,500元，票載發票日為92年10月10日。及（二）發票人為吳素珠、付款人為陽信商業銀行三重分行、支票號碼AB0000000號、面額60,000萬元，票載發票日為92年10月31日。得手後，於同年9月23日上午11時許，在臺北縣汀州路
1段「三軍總醫院民眾診療部」門口，將上開支票持向 溫蘭玉 調取現金。嗣甲○○發現上開支票失竊後，於同年10月13日，向臺灣臺北市票據交換所掛失止付，經警詢線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力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法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年臺上字第65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證人甲○○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中之證述，以證明系爭2紙支票於92年8月30日在其經營之禮品店內為被告竊取之事實；證人溫蘭玉於警詢中之證述及被告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中之供述，以證明被告持上開失竊之支票向證人溫蘭玉調取現金之事實，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退票理由單、支票影本各2紙在卷可稽，以證明證人甲○○發現支票失竊後，向票據交換所掛失止付，嗣支票退票之事實，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其沒有竊盜，系爭2紙支票均為證人甲○○交付予其，其中面額60,000元之支票是證人甲○○向其調現，另1張面額49,500元之支票則是證人甲○○借予其之支票等語。經查：
（一）被告自檢察官偵訊（被告未曾在警察局接受詢問）以迄本院審理中始終辯稱前開2紙支票為證人甲○○所交付，並非其竊取等語，其辯詞前後一致，並無瑕疵。
（二）而證人甲○○雖於警詢中陳稱：其不是遺失支票，是被竊走2張支票，於92年8月30日在臺北縣三重市○○街○○○巷○○號1樓其經營之禮品店遭竊走，失竊時被告也在現場，其確定系爭2紙支票是被告竊走的無誤云云；於95年3月28日偵訊中結證稱：被告失竊時在場，失竊的票是開好的云云；於同年5月24日檢察官偵訊中，就檢察官問以：
「如何知悉是乙○○竊取？」，復結證稱：被告是其客戶，支票失竊當天他有來店裡，其發現失竊後就去報警，本件查獲後才發現他在支票後面背書云云。惟證人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業已陳明：其確實交付1張60,000元支票請被告調現給其，另外1張49,500元支票是被告向其借的客票，支票都是其交給被告的，不是被告偷的；之前之所以說被告偷的，因其支票有到銀行掛失等語。於本院審理中更結證稱：被告沒有偷支票，其中1張面額60,000元之支票是其需要現金，請被告幫其調現金，另外1張面額49,500元之支票是其借給被告，被告說會把錢匯進來，2張支票都是其交給被告的，是前一天就開好票，第二天被告到店裡時，就把支票交給他等語。足徵證人甲○○就與竊盜相關之重要情節，於本院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與被告所辯情節相符，而與其警詢及檢察官偵訊中情節不符，證人甲○○之證述顯有瑕疵，其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中之證述即尚難遽信。
（三）參諸證人甲○○於92年10月13日、同年月31日分別掛失面額為49,500元及60,000元之支票時，於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均填載前開支票「遺失日期」為92年8月30日，「遺失地點」為臺北縣三重市○○街○○○巷○○號1樓；於面額為49,500元支票之遺失票據申報書上亦記載系爭票據「遺失」，報請警察機關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則證人甲○○於掛失止付前開支票時，均填載系爭票據「遺失」，而非「竊盜」，亦可佐證證人甲○○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中之證述不足採。
（四）況被告持上開支票向證人溫蘭玉調現時，均在系爭支票簽背面簽名背書，亦有支票影本2紙可稽，則倘被告確實竊取系爭2紙支票，何以仍在票據背面以背書，而冒易遭追索，並易查悉竊盜犯行之風險？綜上所述，尚無充足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何竊盜犯行，從而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能使本院獲得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竊盜犯行，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自承其無借錢給證人甲○○之意思，就收受前開支票2紙，也沒有給證人甲○○錢，這部分是其騙證人甲○○等語；於本院審理中復稱：其是有騙證人甲○○的意思，其確實沒有調到現金，其是敷衍證人甲○○。向溫蘭玉調到現金後，做為生意週轉用，沒有給證人甲○○等語。此部分雖可能另涉犯詐欺取財罪，惟究與公訴人起訴之竊盜犯行無涉，應移送檢察官另行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侯志融
法官楊博欽法官張宏節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李崇文中華民國9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