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 分院89年上易字第169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2月27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六九三號
上訴人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丙○○右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二七九０號中華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九七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原判決撤銷。
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八十五年四月間，因案外人 王銘凱 （又名 王受仁 ）之介紹而認識甲○○後，見甲○○急於出售其工廠內之瓦楞紙箱製造機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向告訴人甲○○佯稱其可仲介印尼商人向甲○○購買機器，但須由甲○○先提出新台幣（下同）三十萬元，作為至新加坡打點交易之公關費用，致甲○○陷於錯誤，乃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台中市○○街○○○號王銘凱家中，將三十萬元交予丙○○，丙○○並隨即在王銘凱簽字擔任見證人之情況下，簽立收據一紙交予甲○○。詎料丙○○收款後，並無任何仲介行為，經甲○○多次催討，丙○○先是傳真APPLICATIONTOOPENADOCUMENTARYCREDITA（信用狀申請書）、SPECIALCONDITION（特約條款）、PROFOMAINVOICE（報價單）等文件及所謂之合約書（附件：PROFORMAINVOICEOFPIHTERNGENTERPRISECO.LTD）予甲○○，然經甲○○審閱前開文件後，發現該合約書內容根本與甲○○所要出售之機器名稱、型號、價格及廠商名稱等項目完全不同，而信用狀申請書所記載運貨地點為歐洲，而非印尼，且沒有產品之名稱，顯然與甲○○所要出售之機器無關，甲○○發覺可疑，遂要求丙○○清償所交三十萬元，丙○○始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簽發面額三十萬元之本票一張，交予甲○○以為清償，詎該本票並未兌現，甲○○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丙○○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乃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且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亦經最高法院著有三十年台上字第一八三一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參照）。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六０號判例參照）。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丙○○涉犯詐欺罪嫌，係以告訴人甲○○指訴，被告所提出交給告訴人之上開文件，與告訴人出售機器無關，被告辯解無法證明或不一，及被告簽發面額三十萬元本票一紙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丙○○（下稱被告）對曾於前開時、地向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收取三十萬元一節固坦承不諱，惟堅決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是機器仲介商，經由王受仁（即 王酩凱 ）之介紹才認識告訴人，當時是告訴人委託我賣他的機械，價值約三千多萬元，我打算將機器賣到印尼，由我尋覓買主，再委託必騰公司報關行去處理，賺取差價，我收取大約是百分之一的差額仲介費，三十萬元是要作仲介交際及貨物報關費用，我不是必騰公司之代表，必騰公司也經營報關業務，我在新加坡與買主代表接洽簽約，是以必騰公司之名義與新加坡之 盧春遠 簽約，我不知道盧春遠代表什麼公司，是 葉國治 介紹我去大新報關行，歐朝瑞是報關行之負責人，我與盧春遠接洽要賣告訴人所委託要賣的機器，合約書之內容是雙方談好的，報價單是另一批貨的，至於信用狀申請書只是要讓告訴人了解程序而已，並不是說這張就是告訴人要賣的產品之信用狀申請書，事後因印尼發生動亂，生意做不成，告訴人硬要求我退還三十萬元，因我經濟困難，我簽發三十萬元本票給他，我會設法清償此筆費用，我並無詐欺之不法意圖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我因公司經營不善，想賣掉機械，售價二、三千萬元，我是經由王酩凱（又名王受仁，目前人在中國大陸）介紹認識被告，王酩凱是我多年好朋友，他知道我工廠有機器要賣，而他知道被告丙○○在做進出口，因此王酩凱就介紹被告與我認識，稱丙○○會想辦法將我的機器賣出，我相信 王凱酩 ，才相信被告會代我賣機器，被告有拿一張新加坡出具之信用狀，稱曾有賣過一批機械到新加坡等語（台中地檢偵查卷第五二、十四、十五、十六頁），足認被告辯稱，其是機器仲介商，經由王受仁（即王酩凱）之介紹才認識告訴人，當時是告訴人委託其賣機械，我打算以三千萬元將機器賣到印尼，由我尋覓買主一事，應堪採信。
（二）關於被告向告訴人拿三十萬元之原因，告訴人陳稱：「（為何錢給丙○○？）我要他開信用狀幫我賣機械，丙○○稱那邊要先打點，打點何事我不知道．．．」（見八十八年偵字第一一○四三號卷第十四頁）、「他當初是告訴我要幫我賣機器所需要的公關費用。」（見本院卷第四十頁）、「他說他有買主可以替我賣，並拿其他人的報關資料來給我看說是他替其他人辦得，以取信於我，拿錢時是告訴我要用在公關經費支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五八頁），參以告訴人確有委任被告出售其所有工廠機械，已如前述，顯見告訴人所交付被告之三十萬元，係告訴人委任被告到國外出售機械預付委任支出之必要費用。
（三）被告受任後確有於八十五年七月、九月、八十六年三月多次至新加坡洽商販售告訴人機械事宜，有被告提出其在新加坡與盧春遠簽約之合約書（含附件：
PROFORMAINVOICEOFPIHTERNGENTERPRISECO.LTD）為證，並經目擊證人葉國治於原審終結證稱「我沒有與丙○○合夥做生意，只有一次我和丙○○及 陳共榮 一起到新加坡遊玩，丙○○與一個朋友盧春遠在談生意，我與陳共榮沒有注意他們談什麼生意，事後他們有簽約（當庭指證為卷附合約書）並付美金，叫我們作見證人，必騰公司以前是我的公司，之後我沒有做生意把公司過給我一個朋友，是後來丙○○說要找報關行，我介紹他去找大新報關行」等語，復有被告提出之出國費用明細表一張、八十五年七月、九月間、八十六年三月間護照入出境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六五至六七頁），雖被告提出之上開合約書上所記載，與告訴人甲○○所要出售之機器名稱、型號、價格及廠商名稱等項目有所不同，例如告訴人要出售之價額為美金一百五十萬元，然合約書金額則載為美金三百十六萬元，而告訴人所要出售的東西為瓦楞紙箱製造機，型號為ＴＳＣ－２５４０，有告訴人所提出之目錄為證，然上開合約書所記載之瓦楞紙箱製造機機器型號則為Ｔ－１５００等型號，該合約書是否為告訴人委託所出售之機械有關，令告訴人存疑，但被告確有至新加坡，與買方代表洽談瓦楞紙箱製造機出售事宜，應係不爭事實，則被告既至國外與買主代表洽談瓦楞紙箱製造機機械買賣，而被告係受任兼居間仲介買賣抽取佣牟利，於利之所趨下，有談及告訴人委託出售之瓦楞紙箱製造機械，絕對符合常理，是被告辯稱確有至新加坡與買主代表談及出售告訴人機械一事，亦堪採信。公訴人認被告收款後，並無任何仲介行為，容有誤會。
（四）告訴人委託被告出售機械期間為六個月一事，為告訴人於偵查中陳明，而被告並無法完成告訴人委託達成出售機械任務，亦是事實，但被告在任務失敗經告訴人硬催討預付費用後，為息事寧人，書寫承諾書表示要返還三十萬元予告訴人，並簽發面額三十萬元本票交告訴人收執，雖本票到期無法兌現，但被告始終承認有向告訴人拿三十萬元及票據債務存在，且於本院審理中設法先償付十萬元現款，有雙方所立和解書一紙卷附可按。
（五）雖被告於偵查中第一次到庭時曾辯稱：「我是與王受仁、陳共榮、 林金生 、甲○○四人合夥，將機械賣到印尼，再向印尼買機械進來，轉賣他人賺取利潤，我們是向一位盧姓商人購買，：王受仁稱買來機械係甲○○要用（後來改稱買機械進來轉賣，不知何人要買），我們是要賺盧姓商人的錢（後來改稱要賺甲○○的錢），三十萬元不是佣金或仲介費用，而係合夥費用，三十萬元加入一股，因為我代表合夥團體向印尼盧先生簽約，所以承諾要退款給告訴人，必騰公司之負責人係葉國治，機械總價係一千多萬美金（應係一千多萬台幣之誤寫）」云云（見台中地檢署八十八年偵字第一一０四三號卷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訊問筆錄），嗣後於偵查中又改稱：「我與王受仁等人合夥，經王受仁介紹認識告訴人，由他投資一萬元美金（約台幣三十萬元），我也投資同額，另有股東葉國治成立公司，向印尼買貨，盧春遠係新加坡代表，我們合夥一起去印尼買貨後再交由必騰公司運回台灣，告訴人所交三十萬元用在向印尼訂貨上，我與陳共榮、葉國治一起去新加坡交訂金給盧春遠，總共交美金六萬三千元，後來印尼動亂，當時簽約時沒有必騰公司之委託書或授權書，約定要買之機器是大型環保鍋爐。」云云（見乙○○○署八十九年偵字第一九七八號偵查卷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偵查筆錄），而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又改以前詞置辯，被告前後多次供述，就交付三十萬元之目的、是否有合夥、合夥之目的係買貨或賣貨、伊是否為必騰公司之代表、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等重要項目所述皆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次訊問中所述亦前後矛盾，而不知以何者可採，而反觀告訴人，對於交付三十萬元予被告之原因，前後指述皆一致，復參諸被告事後曾書寫承諾書表示要返還三十萬元予告訴人，並簽發本票為據，已如前述，顯見告訴人所交付被告之三十萬元，係告訴人委任被告到國外出售機械預付委任支出之必要費用。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告既有居間媒介外商向國人購買機械經驗與能力，其答應受告訴人委託與外商接洽欲售告訴人機械，而向告訴人收受三十萬元預付受任支出必要費用，事後被告確有至新加坡與買方代表洽談出售告訴人機械事宜，均如前述，難認被告收受告訴人三十萬元，有施用詐術情事；又被告在任務失敗經告訴人硬催討預付費用後，曾書寫承諾書表示要返還三十萬元予告訴人，並簽發面額三十萬元本票交告訴人收執，且於本院審理中已設法先償付十萬元現款，亦如前述難認被告於取款之初已有不法所有意圖，則被告之行為顯然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揆諸首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例意旨，殊難僅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述，而遽令被告負刑法詐欺之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詐欺犯行，被告詐欺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就被告遽為科刑之判決，尚有未合，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認原判決量刑過輕，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明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郭雅美
法官張盛喜法官莊飛宗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張宗芳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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