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東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7月19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六號
公訴人臺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王丕衍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續字第一０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如起訴書（如附件）所載。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述犯罪事實，無非係以被告雖明知告訴人甲○○係持鐵製拔釘器一支，毀損被告位於台東縣台東市○○街○○○號房屋之屋頂，但未持以毆打被告，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捏造告訴人持鐵鎚毆打被告手背之不實事項，向該管公務員提出告訴，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誣告罪之犯行。
並提出告訴人之指訴；被告對告訴人提出傷害告訴時，就傷害之地點及情節，於警訊及告訴狀之陳述顯不一致；被告供稱遭毆打之工具為鐵鎚，與告訴人持以毀損之鐵製拔釘器有異等證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亦同此見解。再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又按誣告罪一方面保護國家司法權的行使，確保國家司法權圓滿運作之功能，使司法權不至因誣告之行為而開啟毫無實益之訴訟程序，另方面誣告罪則在保護個人不至因此而成為司法決定之被害人。是誣告罪既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意圖為其構成要件，即於侵害代表超個人法益之國家法益中，同時具有侵害個人法益之故意，是受誣告之人為被害人而得提起告訴或自訴，為誣告罪之告訴人或自訴人，此亦係誣告罪與僅侵害國家法益之偽證罪不同之處。司法院二十五年院字第一五四０號解釋同此見解。再按誣告罪之成立，既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須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要件，故其所訴事實，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而在積極方面尚無證據證明其確係故意虛構者，仍不能遽以誣告罪論處。又告訴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或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判決者，告訴人是否構成誣告罪，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以為斷，並非當然可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四十六年上字第九二七號、五十九年上字第五八一號判例分別同此見解。
四、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有為誣告罪行，辯稱：告訴人甲○○確有持鐵鎚毆打被告之手背等語。查被告乙○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對本案告訴人甲○○提出傷害及毀損之告訴，案經本院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判處毀損部分有罪，傷害部分因不能證明犯罪，而諭知無罪，案經乙○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三三四號刑事判決，判處上訴駁回確定，有本院調閱原案卷內之相關判決，附卷足參。再查本案公訴人除依據告訴人甲○○之指述外，另引據前述案卷中，乙○對於遭傷害地點前後不一之供述；及遭毆打工具種類之供述與扣案工具不符為主要證據，認被告乙○涉犯本案誣告罪行。經本院詳查前述案卷，認公訴人所提出被告供述有異之證據尚不可採：
（一）關於毆打地點：１查被告乙○於傷害案中之警訊筆錄，稱毆打地點為「在屋頂上欲下樓梯時」；
於告訴狀中稱毆打地點為「台東市○○街○○○號告訴人宅左前方」；該案審理中稱毆打地點為「防火巷內」等，公訴人引據原審之認定，認毆打地點陳述不一。
２本院尚不論證人證詞本常因個人記憶、表達能力、距離事發時間之久暫等因素
而有相當差異之陳述。經查被告為不識字之人士，甚至無法簽署自己之姓名，此可自被告於本案及前述傷害案卷內每次訊問之筆錄，均以捺指印之方式代簽名可證，而被告於傷害案警訊筆錄之陳述為警所製作，其事後所提之告訴狀為委任告訴代理人律師所書寫，是被告對於當初傷害地點之陳述，透過不同人士之書寫即有可能發生出入，為可想像；另被告於該傷害案審理中陳述地點為「防火巷」，查被告於本案中供述告訴人甲○○毆打其之地點為巷子內等語，而告訴人則稱被告將巷子內搭附之梯子摔走，只好從另一處（自屋頂上）下來等語（參見本院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訊問筆錄），被告及告訴人並均提出現場相片數幀，自該相片觀之，足認被告於前述傷害案審理中所言之「防火巷」即為相片中發生爭執的巷子，有相片十一幀附卷足證，另輔以被告所提，告訴人所不否認之現場圖，被告於前案告訴狀經由告訴代理人所述之「台東市○○街○○○號告訴人宅左前方」，亦有可能係指該巷內，堪可證明。如僅因為被告拙於言詞，又不識字，及每次因陳述表達容有發生之合理差異，或僅因透過他人理解或觀察角度之不同，而以不同之文字敘述，即遽認被告所言為不同地點，而認被告有誣攀之意圖，實有悖於一般有意誣告他人者，反會先將重要之供詞趨於一致之常理。是公訴人此處所提證據，本院足生合理之懷疑，尚難採信。
（二）關於毆打工具：１公訴人另以被告乙○所述，及於前案審理中所繪製之遭毆打工具為「木柄鐵鎚
」，鎚頭一邊尖銳、一邊圓鈍；與告訴人甲○○於傷害案中所查扣之工具為「鐵製拔釘器」，柄身細長、兩端個為扁平、單鉤之形狀，二者顯不相同，而認被告所述有異。
２本院查公訴人所引據者亦為該傷害案判決中所持理由，因該傷害工具亦被認為
毀損工具，業經宣告沒收，無法調查實物，核先敘明。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卷內附有被指為傷害及毀損工具之相片，確為告訴人所述鐵製拔釘器，有該相片一幀在卷足證，並核與本案被告乙○於該案中所繪工具之圖，容有出入，亦堪採信。惟查本院詳核被告乙○於該案中之陳述，無論警訊中之筆錄或提出之告訴狀，乃至偵查、本院審理中，及嗣後提出之請求上訴書狀中，自始至終均指出為甲○○以「鐵鎚」所傷，且指甲○○以鐵鎚敲壞水槽管及牆壁等語。又查被告於本案審理中仍堅稱告訴人當初係以鐵鎚傷人，並經本院提示「鐵製拔釘器」之相片，被告亦稱不是該支拔釘器，並稱於前案審理時並未經提示予其表示意見，是未見過該相片及實物。本院查該支拔釘器係告訴人甲○○自行於前案警察機關偵查時所提出，有該案警訊筆錄一件附該案卷及本案偵查卷中足證，而被告乙○並未在場，是其並未親見告訴人所提出之工具，亦堪認定；再者，前案偵查及法院調查期日，均未提出該工具實體或相片供乙○辯識，而審理期日時法院將該工具調出審理，並拍照附卷（即該案現存足資辯識之相片一幀），惟法院當時僅傳訊該案被告甲○○到場，未傳訊乙○表示意見，是乙○於第一審審理中亦未親見該鐵製拔釘器，亦堪認定；再查前案上訴審未傳訊乙○即行審結宣判，乙○更無親見該鐵製鈸釘器之機會，亦足確定。是被告乙○所稱於前案未見過該鐵製拔釘器等語，堪認為實。如前所述，前案扣案之拔釘器並非為警當場查扣，而係甲○○自行提出，且案件偵審中程序中，乙○均曾親見以陳述意見，另輔以乙○自始至終均堅稱前案工具為鐵鎚，其供述一致，已堪採信。末查前案反而是告訴人甲○○之陳述容有矛盾之情，查甲○○於前案經乙○向檢察機關提出傷害等案告訴後，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檢察官之訊問筆錄中稱「用鐵鎚將乙○加裝的鐵皮打掉」，而於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接受警察訊問時稱「用拔釘器將屋頂掀起而已，沒有帶鐵鎚，拔釘器現有帶來」，其先稱鐵鎚，繼稱鈸釘器，供述前後明顯不一，且甲○○係於傷害案經提起公訴後（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始為警傳訊製作該件筆錄（因乙○除於檢察署提出告訴，亦於警察機關提出告訴），有前案起訴書及警訊筆錄各一件附該案及本案偵查卷足查。再查被告乙○於前案中手背確有受傷，有東和外科診所於該案發生當日（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即開具之診斷證明書一件，上記載乙○手背傷害情形附卷足證，乙○並於當日即至警察機關提出告訴，有警訊筆錄一件附卷足查。是公訴人此處所提證據，更足使本院生合理之懷疑，亦無可採。
（三）本案至此之證據，僅餘告訴人甲○○之單一指述，依前述證據法則之說明，尚不得僅依憑對被告而言為「敵意證人」身份之告訴人之指訴，此單一證據，即遽斷被告之罪。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誣告之意圖及犯行。此外，本院依職權調查本案現存及相關範圍之任何事證，仍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是不能證明被告有罪，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示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小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錢建榮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林建成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附件：起訴書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