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300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5月11日
裁判案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ОО七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選任辯護人許芳瑞右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四七００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基於概括犯意，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初在高雄市左營區中山堂前以新台幣（下同）一千元代價售予乙○○及甲○○安非他命乙包，又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十六時許與綽號「 阿銘 」之男子談妥以一千元價格出售安非他命０‧四公克，旋夥同綽號「 阿泰 」之男子分乘機車攜帶安非他命０‧四公克放在香煙盒內至高雄市○○○路○○○巷口，由被告丙○○在巷口等候綽號「阿銘」之男子前來取貨，「阿泰」則將裝有安非他命之香煙盒放在地上並且在巷子底等候，同日下午十七時許，經警在上址當場捕獲丙○○，並扣得安非他命０‧四公克，綽號「阿泰」之人乘隙逃逸。因認被告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販賣安非他命之犯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被告之自白為證據之一種，須非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方得採為證據，故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與事實是否相符，苟無法證明其與事實相符，根本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證據本身如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能究明前，尚不得採為有罪之根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四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八０九號、三十二年上字第九七一號判例足資參照。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丙○○涉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犯行，迭據乙○○於警訊時及偵查中供述甚詳，又有被告售予乙○○之毒品安非他命０‧八公克，及在高雄市○○○路○○○巷口扣獲之安非他命０‧四公克扣案可資佐證」，為其論斷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販賣安非他命之犯行，辯稱：伊並不認識甲○○，亦未於八十九年十月初販賣安非他命乙包予 淩繼銘 及甲○○；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係乙○○拜託伊幫忙找販賣安非他命之人，伊即到電玩店找「阿泰」，因「阿泰」不認識乙○○，不願意賣安非他命給他，乙○○才叫伊跟「阿泰」講一下，雙方始約在案發地點見面，係「阿泰」逕行將裝有安非他命用之香煙盒置於地上，「阿泰」即在巷子底等候，此時即為警捕獲，伊並無販賣安非他命等語。
五、經查：
（一）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被告並未販賣毒品。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當天是我請被告幫我找賣主。當天是警察先到我家查獲安非他命及海洛因，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如何來的，警察就強迫一定要把賣方供出來，我就打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給被告，被告說他沒有在販賣毒品，我又打第二通電話叫被告幫我找賣方，不久被告打電話給我說幫我找到一位阿泰在販賣毒品，我跟被告說我不認識阿泰，請他幫我引介，我們就約在高雄市○○○路，警察就帶我過去，當時還沒交錢也還沒有交貨警察就過去抓被告了」，「我拜託被告幫我找賣主，被告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先前於警訊及偵查中供述我與甲○○向被告買安非他命，及我向被告買安非他命等之筆錄，並不實在」（參本院卷第七七頁以下筆錄）等情，其證詞前後不一，供述反覆，其警偵訊之筆錄是否可信，實有可疑。又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乙○○雖是我以前之男友，然於八十九年七月間，乙○○進去戒治所後就未再往來，我並不認識被告丙○○，亦未於八十九年十月初間，以我持有之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與丙○○持有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絡購買毒品安非他命，乙○○於偵查中所供述與我向丙○○購買毐品並非屬實」（參本院卷第一一二頁以下筆錄）等情明確，參以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於案發當時使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被告之上開電話於八十九年九月、十月間，並未與甲○○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有通話紀錄，此有通話紀錄在卷可查（參本院卷第二五頁以下），是以證人甲○○之上開證言，有通聯紀錄足為佐證，應堪採信。證人乙○○於於偵查中所述：「我於八十九年十月初，與甲○○向被告買一千元之安非他命，當時係以杜某0000000000號電話打給被告之0000000000號購買毒品」（參偵查卷第十二頁筆錄）等情，與上開證據不符，尚難採認。證人乙○○之警偵訊筆錄，既有上開所述諸多之瑕疵，依上開判例意旨，自難採為被告有罪之根據。
（二）另依被告於本院中所辯「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係乙○○拜託我幫忙找販賣安非之人，我到電玩店找『阿泰』，因『阿泰』不認識乙○○，不願意賣安非他命給他，乙○○才叫我跟『阿泰』講一下，雙方始約在案發地點見面，係『阿泰』逕行將裝有安非他命用之香煙盒置於地上，『阿泰』即在巷子底等候，此時即為警捕獲」等情，經核與證人乙○○於本院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被告於案發當時既是受證人乙○○之請託始引介「阿泰」之男子與乙○○交易，其主觀犯意，係幫助乙○○購買毒品施用，然其幫助乙○○施用毒品之行為，客觀上並非參與販賣毒品之構成要件行為，自難以販賣毒品罪相繩。又本案購毒之人乙○○於購買毒品尚未施用之際，即遭警查獲，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施用毒品未遂行為並無處罰明文，是被告所為亦難認其有何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責。
（三）另扣案之安非他命一包（驗後毛重○．四三公克）充其量僅足以證明警方於當場有查獲安非他命一包之情，並不得遽予推論被告有販賣安非他命之事實。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顯示，被告確有如公訴人所指販賣安非他命之犯行。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一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施柏宏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邱秋珍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