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5年金簡字第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7月28日
裁判案由：洗錢防制法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95年度金簡字第1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94年度偵字第32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㈠甲○○雖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提款卡供他人使用，將可供
詐欺犯罪者作為詐騙他人將款項匯入該帳戶之用，而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竟不違其本意，仍基於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故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認幫助洗錢部分，嗣經聲請人到庭更正如上），於民國94年間某日，在不詳之地點，將兄長乙○○所交付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提款卡一枚，交付予不詳真實姓名年籍從事詐欺行為之成年人使用。嗣該不詳姓名年籍之人，乃於94年5月4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
5月6日)，以發簡訊方式向丙○○佯稱「中獎」為由，並指示其將新臺幣（下同）63,000元匯入上開乙○○金融帳戶內，丙○○不疑有詐，陷入錯誤，而於同日下午4時15分許，在高雄縣岡山大仁郵局如數將63,000元電匯進上開乙○○帳戶內，始發覺有異，而報警循線查獲。
二、上揭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資證明：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上揭犯罪事實之犯行，辯稱：於94年3月間，因為工作薪資轉帳關係需要將伊和乙○○金融帳戶存簿影本提供給公司會計小姐，影印完後，伊就與乙○○一同去網咖，但到了隔天發現到伊的皮包遭竊，裡面連同代為保管之乙○○郵局存簿及提款卡、印鑑證明和其個人之3本存簿及提款卡同時遭竊，其等事後雖有返回網咖店找尋，但並無所獲，也沒有報遺失，隨後就將影印好的存簿拿給會計小姐就離開了，後來也沒去做那個工作，伊並未將系爭存簿或提款卡交付予他人使用云云。經查：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丙○○於警詢中指訴其係如何遭詐騙而匯款等情甚詳，復有郵政國內匯款執據影本1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94年6月9日行字第0945000493號函及隨函所檢附之乙○○上開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94年5月7日行字第0945000454號函及隨函所檢附之乙○○上開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其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皆供述上揭存摺、提款卡及印鑑遺失後未辦理掛失等語，衡情帳戶之存摺及金融卡係供個人作為存提金錢之用，且關係個人債信，乃屬重要物品，一般人無不妥善保管，苟有遭竊或遺失，必速報警處理或申報掛失，以避免損害。反觀被告所辯在上開存摺、提款卡及印鑑遺失許久，卻始終不向郵局辦理掛失，顯為常理，其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二）雖證人乙○○及被告之友人 蔡緯斌 均到庭證稱：約在94年
3月間，在網咖店時，甲○○離去時有將黑色皮包遺忘放在該處，等到發現返回店裡找尋時，即找不到了，裡面裝有乙○○的存摺及提款卡，但事後其等並沒有掛失等語，然查，依照證人所述的時間，係在94年3月間，當時遺失了乙○○的存摺等物，並且事後並沒有掛失，然而，證人乙○○卻於94年4月28日在壽豐支局辦理系爭帳戶存摺印鑑變更，此有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見警卷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最後一張）及郵政存簿、定期、綜合儲金戶申請變更帳戶事項申請書1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按理辦理變更印鑑，自須提出原本存摺始能辦理，惟證人乙○○辦理變更印鑑時，卻未同時提出辦理存摺掛失補發手續，顯見於94年4月28日當時乙○○之系爭存摺仍在其手中，並未遺失，故而，被告及證人異口同聲說乙○○系爭存摺在網咖遭竊云云，顯不足採信。是縱然被告確實於94年3月間有在網咖店遺失存摺及提款卡等物，但顯然於事後業已找回，是被告所辯：遺失系爭存摺等物云云，當不可採據。
（三）證人乙○○雖於本院中否認 伊有 去辦理變更印鑑云云，但依照辦理變更印鑑登記之查驗程序，除須本人親自到場外，並須提出身分證，以供郵局人員查對身分是否為本人所為聲請，他人何能冒充，況且，證人乙○○之身分證亦未見有與存摺同時遺失，故就此所辯，亦不可採納。此外，再倘如依被告所辯明知系爭存摺及提款卡遭竊，被告竟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伊等發現存摺不見後，有把影印的存簿拿給會計人員云云，然而，被告既發現存簿及提款卡遺失，不僅未旋即辦理掛失，業已違常理，其等當可知業已無法用系爭帳戶提領款項，但居然尚且更進一步，將存簿影印交由會計小姐作為薪資轉帳，坐視他人可代為領取薪資，卻不置可否，更違常理，自亦非為以事後並未去該公司上班，而未領取薪資為由，所能釋疑。
（四）又按提款卡設定有密碼，非一般人所能破解使用，且系爭提款卡係為晶片卡，其防範遭用的功能及安全性更高，倘非為原先持有人刻意告知密碼，縱然非法持有晶片卡之人，亦無從利用帳戶作為詐財工具，惟查本件系爭帳戶於94年4月29日起陸續有用現金提款、跨行提款及卡片提款方式提領帳戶內資金，在在有違常理（如被告所辯於94年3月間即遺失系爭存摺及提款卡），且被害人於94年5月4日所匯入63,000元，事後均係以卡片提款方式為之，即於同日提領60,000元及2,000元，翌日再提領1,000元，將款項提領殆盡（見警卷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最後一張），可見行詐者業已知悉晶片卡之密碼，並且知悉被告或乙○○並不會將該帳戶或晶片卡掛失停用，始會膽敢作為詐騙工具，並使陸續使用，被告與該行詐者有所勾串，堪可認定。
（五）又一般於金融機構開設存款帳戶暨請領存摺及提款卡，係針對個人身分之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之經濟活動，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格，而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在各金融機構申請帳戶使用，乃眾所週知之事實，當為被告所知悉，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若遇他人不自行向金融機構申請帳戶，反向他人蒐集金融帳戶或提款卡使用，應屬怪異蹊蹺之事，衡情一般人自當會起疑並加以予拒絕。又今日社會，時有利用人頭帳戶掩飾，供為被害人匯款之帳戶再提領使用，事後均查無真正施詐者之事，迭有所聞，多經傳播媒體廣為報導，被告對此應無不知之理，系爭提款卡既未遭竊，可見應係被告將乙○○帳戶提款卡交付他人使用，並告知密碼，其對提款卡會被利用供為詐騙他人金錢之工具而幫助詐欺，應有認識，仍執意為之，幫助詐欺之犯意，彰彰明甚。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委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第
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然經聲請人到庭更正如上）。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條第
1項從犯之定義由「幫助他人犯罪」，業已於94年2月2日，修正為「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並自95年7月1日公布施行，於被告並無不利，不生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問題，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0條第1項，併此說明。復按幫助犯係從犯，其處罰應按正犯之刑減輕之，爰減輕被告之刑。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犯罪時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又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現已刪除）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倍折算1日，則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00元折算1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應以新臺幣900元折算為1日。惟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則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定其折算標準。
四、爰審酌被告提供系爭帳戶提款卡供他人犯罪使用，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幕後犯罪者逍遙法外，致使此類詐欺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暨其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至系爭提款卡雖為被告供本件幫助詐欺取財罪所用之物，惟未扣案，且非為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修正前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第2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
花蓮簡易庭法官李豫雙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