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554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易字第55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10月15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易字第554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
國民
號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緝字第355號），並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丙○○幫助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柒月。減為有期徒刑參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即新台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
一、丙○○能預見將自己開設之金融帳戶（含存摺、提款卡、密碼）等物提供他人使用，該金融帳戶資料將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從事詐騙之不法行為，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間某日，透過蘋果日報分類廣告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連繫後，在臺北縣板橋市某不詳時地點，將其於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所開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桃園分行（下稱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號及其他不詳金融機構所開設之帳戶共四本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提款卡密碼，以每本新台幣（下同）二千元之代價，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俟該男子所屬之不法詐騙集團於取得前述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於九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同年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以電話向乙○○詐稱，抽中香港馬會抽獎之參獎，惟必須參加馬會，成為該會會員才能領獎，致乙○○陷於錯誤，分別匯款十四萬、十萬及十六萬元合計四十萬至丙○○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復於九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以電話向丁○○詐稱，係香港馬會會員，要求丁○○購買基金，該會並願捐款參與南亞賑災，致丁○○陷於錯誤，匯款六萬二千元至丙○○上開中國信託帳戶；另於九十四年三月一日上午十二時許，以電話向甲○○詐稱，其子被打、被抓，必須給付二十萬，致甲○○陷於錯誤而匯款九萬八千元，至丙○○上開中國信託帳戶。嗣甲○○發覺受騙，始報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準備程序坦承犯行，經本院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調查證據後，被告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及自白犯行，並在本院告以何謂「證據能力」之意旨後，對於檢察官所提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筆錄及其他文書證據，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足見審判外筆錄及文書具相當之可信性，依前述「同意性」之傳聞法則例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具證據能力。又按參諸刑事訴訟法第二七三條之一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以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為前提，被告既坦承犯行而為有罪之陳述，通常亦對於審判外之供述及其他書證、物證證據之證據能力不爭執，此所以立法者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規定（即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關於「傳聞法則」之規定）於法院以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之意旨所在。
二、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對於檢察官提出其警詢及偵查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亦查無明顯事證顯示檢、警機關於製作該等筆錄時，有對被告施以不正方法之情形，是被告審判外之陳述係出於任意性，具證據能力。
貳、證明力部分
一、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就此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向有「證據之王」稱號的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質言之，本條項乃對於自由心證原則之限制，關於自白之證明力，採取證據法定原則，使自白僅具有一半之證明力，尚須另有其他補強證據以補足自白之證明力。而所謂補強證據，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覆字第十號曾經加以闡釋：「指除該自白本身以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以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後段，對於本條項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著有闡釋，足為刑事審判上操作「自白」與「補強證據」時之參考標準，茲節錄引述如下：「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
二、訊據被告對於前述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偵查訊問自白筆錄內容，大致均符，經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甲○○、乙○○、丁○○於本院結證其等被害經過，以及因而匯款之帳戶均係被告自承其販售與不詳之人之帳戶相同，此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在卷。此外，另有中國信託銀行九十五年六月二日中信銀集作第000000000000號函送之被告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萬泰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及內頁列印資料、中國信託銀行敦化分行000000000000號存摺及內頁列印資料，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通報案建紀錄資訊附卷可參。本案除有被告前後供述一致之任意性自白外，復有前述證人之筆錄、物證等補強證據為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前述犯罪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四、按刑法上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出於幫助之意思，對正犯資以助力，且未參與實施犯罪要件者。本件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販賣存摺、提款卡予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而該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利用被告之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連續施用詐術使被害人甲○○、乙○○、丁○○陷於錯誤，因而各匯款新臺幣九萬八千元、四十六萬三千元、六萬二千元至被告所提供之帳戶內，被告所為係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在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以正犯而非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之情形下，應認其所為係幫助犯而非正犯行為。核被告所為，係幫助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既遂罪。按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總則及分則編，其中諸多條文有所修正變動，並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自有修正前後之舊、新法比較問題。其中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刑法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不論修正前後之本條項規定，均係在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於新法施行後，自應適用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最高法院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見解）。惟按比較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最高法院二十七年上字第二六一五號判例曾有此意旨。亦即基於「法律一體適用」之原則，於新舊法之比較，亦不應一部適用新法、一部適用舊法。此處所指「一體適用」、「禁止一部適用」，係指相同法條內之「要件及效果」不應割裂適用，而一部適用新法、一部適用舊法；或法律效果相牽涉，而有牽連關係之法條，不應僅取其一部適用舊法，他部卻適用新法而言（例如九十三年一月九日修正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強制戒治期間修正為六月以上不得逾一年，較修正前之一年，且有停止戒治期間命保護管束之規定，較不利於行為人，實務上因而認為應適用修正前強制戒治之規定，此時基於法律一體適用原則，對於修正前與之有配套、效果相牽連之「撤銷停止戒治」之制度，即應一體適用，不應一部適用修正前停止戒治制度，他部又謂「撤銷停止戒治」制度不利行為人，而適用新法刪除之規定）。至於兩相獨立（縱屬相同法典內）之法條，其各有不同之要件及法律效果，二者既不相屬，又無相牽連之情形，如分別經修正者，自無禁止各別條文單獨依修正前後規定比較其輕重之必要，尤其此次刑法之修正，主管機關一再宣示採行「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既曰「寬嚴並進」，自同時有寬於行為人，及嚴於行為人之修法，例如修正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限於「故意再犯」者，始構成累犯，而較有利於行為人（放寬的刑事政策）；修正刑法第六十二條，將原自首「應」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而較不利於行為人（從嚴的刑事政策），此時對於刑法修正前，非故意再犯罪，而自首之被告，於修正後適用法律時，自應許其分別適用較有利被告之修正後刑法第四十七條，認定不構成累犯，及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二條，認定「應」減輕其刑，方符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從舊從輕」之原則，且未違上述「法律一體適用」原則。是最高法院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雖曾認為：「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等語。該決議固有不應割裂比較法條之意，惟應係指各該法條相互間有所相屬或牽連之前提下，不應割裂適用，至於相同法條更不應割裂適用（例如修正刑法第四十七條前段將「有期徒刑」改為「徒刑」，後段將於不限故意、過失再犯者，限於「故意再犯」，適用時即不得割裂為前、後段而為比較），在互不相屬，各別獨立之法條，自甚難或無從「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比較（前述同時涉及累犯及自首之例甚明），尤其，該決議內容並無明示應「全部適用」新法或舊法之意旨，此處所強調「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毋寧係強調所應適用之法條均應予比較，且因為修正條文多為總則性之指示性法律，而應綜合分則性之處罰條文適用，不宜單就總則條文抽象比較，或有所漏列比較之意。查被告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刑法有如下之修正，應探討有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
㈠被告所犯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有罰金刑主刑之規定，是就
罰金主刑部分之修正，容有比較之必要。按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關於主刑之罰金刑，原係規定（銀元）一元以上，另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三條規定（含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司法院、行政院令發布「提高罰金罰鍰倍數及開始施行日期令」，自七十二年八月一日起，將刑法定有罰金各條之罰金數額，均提高為十倍）、「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條規定（貨幣單位為圓、銀元或元者，以新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應為「新臺幣三十元」以上。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則提高為「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經新、舊法結果，自以修正前之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較有利於被告，而應適用修正前該條規定。另查九十五年六月月十四日另修正公布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規定：「（第一項）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第二項）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該條立法理由謂：「依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之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貨幣單位已改為新臺幣，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自應配合上開規定修正，爰為第一項規定」、「刑法二十四年施行後，為解決國民所得經濟水準已大幅提昇問題，有關罰金與罰鍰倍數之調整及銀元與新臺幣之折算標準，訂有『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及『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除罰金以一銀元折算三元新臺幣外，並將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罰金數額提高為十倍；其後修正者則不再提高倍數，亦即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視前開情形分別提高為三十倍或三倍。考量新修正之刑法施行後，不再適用『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為使罰金數額趨於一致，避免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以緩和實務適用法律之衝擊，於不變動罰金數額之前提下，爰為第二項規定」等語。自上述立法理由可知，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顯係配合新刑法修正後，就刑法分則罰金刑部分，變更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並統一提高罰金數額，以替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及「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之「準據法」性質之法律，且關於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法定刑，二者罰金主刑俱為「三萬元以下新臺幣」之刑，適用結果並無不同，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而逕適用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規定。
㈡刑法第三十條之規定，於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前之規定為：「（第一項）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第二項）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修正後即現行刑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則為：「（第一項）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第二項）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揆諸本條修正之規定，僅係將「從犯」修正為「幫助犯」，以使學理及實務運作之概念契合，就得減輕其刑之效力規定，並無改變，修正後之現行規定並無較有利行為人。本案被告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罪之犯行，係屬幫助他人犯罪行為之從犯，依刑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關於「罪刑法定原則」及「適用行為時法原則」，仍應適用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論處幫助犯，並減輕其刑。
㈢查被告行為後，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規定，亦於前述時、日
修正公佈施行。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又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前段規定（業於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刪除），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一百倍折算一日，結合上述刑法之規定，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三百元，即新臺幣九百元，折算一日】。而修正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此項修正屬科刑規範事項之變更，其折算標準為裁判時所應諭知，自屬法律變更。是被告行為後，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比較前述新、舊法變更結果，以行為時之銀元三百元（即新臺幣九百元）折算一日，亦即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標準第二條之規定。
五、爰審酌被告竟以代表個人金融資力之存摺、提款卡等物任意販售不詳之人犯連續詐欺犯罪使用，所為已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之情形，對於社會秩序之擾亂難謂輕微，以及被告於犯後雖始終坦承犯行，惟對於被害人等造成至今仍未受償之損害，被告於審判中多次表示願以相當比例折算賠償被害人等，本院依被告之請求兩度傳喚三位被害人，豈料被告到庭均表示無力負擔，對於先前承諾之賠償分文未付，導致已遭不小財產損失之被害人等，尚因為被告之請求而奔波勞頓，被告此舉無異蔑視司法，且增加被害人等額外之負擔甚且損失之犯罪動機、目的，對被害人造成之損害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於最末審判期日之具體求刑尚稱適當，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查被告犯罪時間係在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且合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減刑要件，爰減其宣告刑二分之一，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末按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有關從刑之沒收部分，雖他共同正犯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亦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併為沒收之諭知，幫助犯則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加工，且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該責任共同之原則，對於正犯所有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毋庸併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二七八號判決參照）。被告出售帳戶及提款卡予他人，該帳戶及金融卡已非被告所有，又被告係幫助犯，依前述說明，自毋庸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修正前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折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條。
中華民國96年10月15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官錢建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劉寶霞中華民國9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