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3月27日
裁判案由：準強盜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三號
公訴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己○○右列被告因準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二五三三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十分左右，騎他所有車牌0000000號重型機車，到台中市○○區○○路○○號旁邊，偷拿戊○○所有的金紙和香，得手後，將金紙和香放在機車後座時，被戊○○發現上前攔阻，不料乙○○為了防護贓物及脫免逮捕，當場騎機車衝撞戊○○，對戊○○施加強暴行為，並趁機脫逃。因此認為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的準強盜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丶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有明文規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可供參照。
三、公訴人認為被告犯罪，是因為有被害人戊○○的指訴，且車牌0000000號重型機車確實是被告所有，那輛機車的前輪蓋有衝撞的擦痕，被告辯說一起去「梅花卡拉ＯＫ」店唱歌的人，除了甲○○、丙○○外，還有吳、張二人的其他朋友，當天回家時，有看到 林東榮 騎被告的機車閃過，並告訴丙○○這件事，但是甲○○、丙○○說僅有和乙○○三人一起去唱歌而已，乙○○未告訴她們林東榮騎機車的事，所以被告是否真的有到「梅花卡拉ＯＫ」消費，就有疑問，如果當天被告確實與甲○○、丙○○一起唱歌，又何必在案發時，就杜撰他的機車是由林東榮使用，而且看見林東榮從他家巷口騎過，所以被告的心態顯然可議，為主要的理由。但是訊問被告乙○○堅決否認犯罪，辯說：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十點左右，就與甲○○、丙○○在「梅花卡拉ＯＫ」店唱歌，到隔天凌晨二點左右，才和甲○○、丙○○一起回家聊天，不到十分鐘，警察就來了，因為在「梅花卡拉ＯＫ」有警員來臨檢，所以有向到家裡來的警員說為什麼一個晚上碰到兩次警察。經查：㈠證人也就是警員丁○○在本院審理的時候，出庭作證：「被害人到警局報案，寫車號給我們，才查出車子所有人，因車子停在外面，所以先指認車子，後來才在派出所指認歹徒是乙○○」「被告有說他們當時是在梅花卡拉ＯＫ，但我們未去梅花卡拉ＯＫ查」「我帶被害人到被告家，先在外面指認車子，也有去看刮痕，我沒有去摸引擎是冷、是熱，之後再敲門問車子是何人的，當時甲○○、丙○○有說怎麼一個晚上遇到二次警員，被告也有這樣講，當時我沒有印象被害人有指認被告是歹徒」「他們好像有說在卡拉ＯＫ遇到臨檢」。由此可知，被害人並非一見到被告就指認乙○○是歹徒，而是依照機車號碼，查到車子，看到前輪有刮痕，且那輛機車是乙○○所有，才在派出所指認被告是歹徒。因此，被害人的指認並不是直接根據他自己看到歹徒的印象，而是腦海裡面已經有了機車、刮痕、車主的資料，才指認是被告，這樣的指認有先入為主或是被誤導的可能，不能輕易採信。㈡被害人一直不願說出記下歹徒機車號碼的人，讓本院加以調查所抄下的車牌號碼是不是正確，另外，被害人說他也有看到車牌號碼，就是ＪＬＣ─６４３，但是本院請他寫出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卻寫不出來，有筆錄紙一份可以證明，所以被害人提供歹徒所騎機車ＪＬＣ─６４３的車牌號碼是不是完全正確，令人懷疑。㈢根據證人丁○○前面的證詞，他只有看到機車前輪蓋有刮痕，沒有摸引擎的溫度。但是被告的機車是000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照，有車籍作業系統查詢認可資料一份可以證明。那輛機車既然已經使用超過八年，車身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刮痕，所以不能單純以前輪蓋有刮痕，就認為一定是作案的車輛。何況本院到現場勘查，比對ＪＬＣ─６４３機車和被撞鐵櫃的高度，只有左邊避震器的高度和鐵櫃被撞擊點的高度一樣，前輪蓋和其他車身與撞擊點的高度都不相同，而避震器那裡並沒有明顯的刮痕，有製作勘驗筆錄和拍攝照片二張可以證明，因此更可以證明ＪＬＣ─６４３應該不是作案的車輛。㈣被告雖然在檢察官訊問的時候說：當天一起在「梅花卡拉ＯＫ」店唱歌的人，除了甲○○、丙○○外，還有吳、張二人的其他三位朋友。但是那一天是甲○○、丙○○先到「梅花卡拉ＯＫ」，再由丙○○打電話約被告前來，唱歌的時候，有丙○○認識的朋友過來打招呼，也有警察來臨檢，唱完回到被告的家裡聊天，約十分鐘後，警察就來了，有向警員說為什麼一個晚上碰到二次警察等情形，證人甲○○、丙○○已經在本院開庭審理的時候，證述明確，所以被告在檢察官訊問的時候說還有其他三人，就是指丙○○所認識的朋友。檢察官沒有詳細查明當時的情形，就以被告與甲○○、丙○○所說同去唱歌的人數不同，認為被告可能沒有去「梅花卡拉ＯＫ」唱歌，應該是不正確的推論。何況經過檢察官和本院分別隔離訊問，被告與甲○○、丙○○就如何相約去「梅花卡拉ＯＫ」唱歌、用什麼樣的飲料茶點、誰付錢結帳、桌位的位置、種類，彼此所說的都大致相同，並有被告、甲○○、丙○○三人當庭所畫的現場草圖三份可以證明。而且被告在警員丁○○到他家查問的時候，立即表示先前在「梅花卡拉ＯＫ」與甲○○、丙○○唱歌，有遇到其他警員臨檢，並在被移送地檢署時，向檢察官要求調取「梅花卡拉ＯＫ」的監視錄影帶，有丁○○前面的證詞和檢察官訊問筆錄可以佐證。更加證明被告辯說和甲○○、丙○○去「梅花卡拉ＯＫ」唱歌，應可採信。否則，被告如果因為犯案被發現，如何能夠在短短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臨時找來甲○○、丙○○在他家裡等候警察來作虛偽的不在場證明。又怎敢要求檢察官調取「梅花卡拉ＯＫ」的監視錄影帶。㈤被告因為被指認有騎機車犯案，假如他確實沒有犯罪，自然會提供可能騎過他所有機車的人給員警或檢察官調查，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本院訊問證人林東榮，他確實有向被告借騎ＪＬＣ─６４３號機車，所以被告指出林東榮曾騎過他的機車，並非完全不實在。又檢察官訊問甲○○、丙○○有關被告在車上是不是有提到他的堂弟林東榮時，已經在案發約四個月後，要求證人甲○○、丙○○清楚回憶當日被告有沒有說過「那個人很像我弟弟」這樣一句簡短的話，恐怕是強人所難。因此，員警和檢察官對於有關被告在案發前是不是確實有去「梅花卡拉ＯＫ」唱歌的重要有利證據，可以立即而輕易的查證，卻都沒有詳加調查，只憑被告和甲○○、丙○○之間就部分細節所說的有一點出入，就認為被告杜撰他的機車是由林東榮使用，所以心態可議，應該就是犯案的人，顯然只是以推測的方法來認定被告犯罪。㈥綜上所述，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犯罪，此外，本院也查不到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的犯罪行為，本件是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判決被告無罪。
三丶本件判決的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張恩賜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須附繕本)。
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