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89年上訴字第54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9月29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五四一號
上訴人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文甲選任辯護人許銘春律師
張文雪被告丙○○○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李佩娟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九八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六九七八號、八十五年度偵緝字第一一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文甲以可為乙○○辦理貸款，惟須支票為由，於民國（下同）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與乙○○共同至農民銀行屏東分行，為乙○○辦理支票存款戶之開戶，並由乙○○將所領得之空白支票二十五張及自己之印章交予黃文甲，以便辦理貸款，詎黃文甲並未為乙○○辦理貸款，亦未歸還支票及印章，卻於八十三年三、四月間，與丙○○○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先由黃文甲在其設於高雄市○○路之代書事務所內，以所持有乙○○之印章及支票，冒用乙○○之名義，在票號ＦＡ0000000號支票上，填具金額新台幣（下同）四百五十萬元，發票日為八十三年四月十五日，並盜用乙○○之印章於該支票上，偽造乙○○之支票，嗣交由丙○○○提示以兌現，於該支票退票後，在八十三年八月十二日，由丙○○○以該支票未能兌現為由，向台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於核發後，並持以向乙○○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因認黃文甲、丙○○○等共同涉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嫌。
二、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等涉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無非以：（一）證人 黃成章 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文甲曾至告訴人乙○○住處，向乙○○表示可代為辦理貸款，惟須申請支票，而被告黃文甲亦自承確曾陪同乙○○一同至前開銀行辦理支票之申請；（二）告訴人乙○○於偵查中指述稱，其於取得前開銀行之空白支票後，即交予被告黃文甲以辦理貸款，核與被告黃文甲所自陳告訴人申請支票係為供其使用等語相符；（三）被告黃文甲先辯稱告訴人申請支票係為借伊使用，且因告訴人購屋之款項及利息均須以支票給付，又稱僅向告訴人借用一張支票，嗣又改稱係因其為告訴人跑腿辦事，又知其需款孔急，故而出借支票，並稱向告訴人借用四張以上之支票，前後矛盾，且被告黃文甲於偵查中提出，並稱係由告訴人所交付之四張支票，其發票日期相同，然支票號碼卻間隔八號，足見被告黃文甲應持有大量告訴人之支票；（四）被告二人對於其所稱之四百五十萬元債務之內容，出入甚大，因認其二人間並無該筆債務，被告黃文甲所以偽造告訴人名義之該張支票，顯係為進而對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詐取告訴人之財產等情為據。惟訊之被告等則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被告黃文甲辯稱伊固有陪同告訴人一同前往申請支票，然嗣後即將該本支票簿交予告訴人，並未持有該支票簿或告訴人之印鑑，而伊嗣後於偵查中另行提出之四張支票，均為告訴人所簽發，交予伊前往向他人調現，因伊持該支票向他人調現時，均以其自己之名義背書，但因後來告訴人未清償該筆款項，故遭持票人追索，而自行清償，並取回該四張支票，該四張支票並非告訴人借伊使用，偵訊筆錄所載「此四張也是他借給我的票」，應係誤會伊之真意，所為與事實不符之記載，伊亦確有積欠丙○○○本金約二百萬元，另加利息及為他人承擔之借款，共約四百餘萬元，告訴人與伊原係好友，透過伊從事土地買多筆，曾欠伊一百多萬元，加上伊在其支票上背書代為清償之款項約有三百萬元左右，本件四百五十萬元支票，確係告訴人借給伊，並非伊擅自簽開，只要告訴人出面與伊對質，真象即可大白云云，被告丙○○○亦辯稱：黃文甲約自八十二年間起，即陸續向伊借款，迄八十二年十一月間，累積計約五百餘萬元，經被告黃文甲清償部分，尚欠四百五十萬元，遂由被告黃文甲交付告訴人簽發之四百五十萬元支票，以為清償，而伊所出借予被告黃文甲之款項，均伊自己所有，非向 陳國文 所借得，於偵查中因恐 伊夫 得知伊有私房錢，故於偵查中偽稱係向陳國文所借，故伊所述與陳國文之證詞有所出入，本件支票退票後，告訴人乙○○說他有一筆土地可賣，答應販賣土地還伊錢，並要伊去跟建設公司談賣土地之事，結果買賣未談成，錢也未還伊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再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五三一號判決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
四、經查，告訴人與被告黃文甲間曾有多次土地買賣之交易，及持支票向他人調借現款之行為，已經被告黃文甲多次陳明，並有被告黃文甲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告訴人買賣土地之契約書可稽（偵緝字卷第二三頁），而告訴人曾將其所開支票交予被告黃文甲請求代為調現，並曾由被告黃文甲陪同，持支票前往向他人調現，亦經證人 江耀輝 、 陳昭明 、 吳翠玉 等於原審審理中結證屬實（原審卷第九二、九三頁），而證人等與被告等均無利害關係，其中證人江耀輝更曾收受卷附以告訴人名義所簽發之支票，嗣經提示未獲兌現，有偵查卷附台東區中小企業銀行之函可稽（偵緝字卷第一四五頁），衡情當無迴護被告等之必要，而倘該支票果為被告黃文甲所持以向證人江耀輝調現所交付，則證人江耀輝向被告黃文甲索討欠款猶恐不及，更不可能作證為被告黃文甲脫罪，是告訴人本身既已有多次土地買賣之經驗，並曾持支票向他人調現，顯非社會經驗淺薄之人，且從事土地買賣金錢出入頻繁，又有持支票向他人調現之經驗，顯非不知支票具流通性及所應負擔之票據責任，姑不論其請領支票之目的係為其本身向銀行辦理貨款之用，或為借給黃文甲使用，或為其本身調借現款週轉之用，其對所請領支票之保管及本身印鑑使用，應知慎重，豈有輕易將整本支票及印鑑均交付他人，經年累月不予聞問之理？是告訴人是否會僅因請被告黃文甲代為調現，即將甫申請之整本支票及印鑑交予黃文甲，顯非無疑，又告訴人自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請領支票後，如前所述，曾交付其支票請求被告黃文甲為其調現，或由黃文甲陪同，持支票前往向他人調現，可見告訴人並無整本支票及印鑑均交予黃文甲之必要，且由被告黃文甲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告訴人支票四張，不論係告訴人持以請求調現之用，或供給黃文甲使用，因其上均有黃文甲之背書，且事後亦均係由黃文甲出面解決票據債務而取回支票之情觀之，應顯非係黃文甲刻意偽造以詐害告訴人，而票據名義人於請領支票後借人使用之情形，亦事所恒有，然事後因支票借用人屆期未將票款存入，一時因無法請償債務而遭追索，票據名義人為卸免票據責任，始出而主張支票遭偽造之情形，亦常見之，而告訴人因積欠被告黃文甲買賣土地價金一百多萬元，與黃文甲間有金錢上及人情人之顧慮，因而答應將支票借予黃文甲使用，亦甚合理，此與告訴人所以遲至被告丙○○○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並對其財產聲請強制執行進行至拍定後，因黃文甲均未圓滿解此一債務，始提起本件告訴，甚且僅對此一四百五十萬元之支票提出遭偽造之主張之情對照以觀，益見告訴人係因不甘心負擔該債務而出此下策，且與其指訴整本支票遭被告黃文甲大量盜用矛盾。
五、次查，被告丙○○○係於所持有以告訴人名義簽發之四百五十萬元支票未獲兌現後，先持以向原審法院請求對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嗣該院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以寄存送達後，因告訴人未提出異議而確定，然告訴人卻遲至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始向檢察官表示遭被告等持偽造之支票請求法院查封拍賣財產，期間長逾一年，告訴人均未訴追被告等偽造支票之行為，且告訴人於提出告訴後，雖曾四次到庭，然其自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被告黃文甲於偵查中到案後，其經檢察官多次傳訊均未再到庭，甚且經檢察官親至告訴人家中訊問告訴人之妻，亦無從查知告訴人之行蹤，並經原審及本院多次票傳無著，本院向告訴人住所之鹽埔分駐所函詣其行踪及戶籍地有無親屬居住，據該所以電話爰稱：告訴人及其家屬已離開該地址，且告人已成無業遊民，四處遊蕩，居無定所，夫妻亦已離婚等語，業經書記官記載於審理單可稽，是倘該支票係被告黃文甲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簽發，則告訴人顯無理由遲遲未對被告等之偽造行為追究，苟該張支票係偽造，該張支票金額高達四百五十萬元，告訴人理應甚為關切案件進行之結果，縱搬離原住所，亦必陳報通知書送達地址予法院，俾供法院傳訊到庭，而於每次開庭時到庭指述被告等犯嫌，乃其於提出告訴後，意對本案不為聞問，是被告黃文甲所交予被告丙○○○，面額四百五十萬元支票，是否果為被告擅自簽發，即非無疑；再查，告訴人係因經濟狀況不佳，需向銀行借款，始經由被告黃文甲之幫助，向銀行請領支票後，委由被告黃文甲代向銀行借款，此經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述綦詳，足見告訴人於向銀行申請支票時，經濟狀況已然不佳，且此情節又必然已為被告黃文甲所知，又被告丙○○○前以該支票向原審法院聲請對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有該民事事件卷宗為憑，若該支票果為被告等所偽造，則被告丙○○○再持該偽造之支票向法院主張，一旦告訴人對該支付命令為異議，該支付命令即無效力，若被告等再據以起訴，即無異於自曝其短，使告訴人得以查閱該支票，更進而追究其偽造犯行，且被告丙○○○雖持前開支票對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但告訴人當時並無財產可供取償，所有之不動產均已超貸，是前開且執行並無效果，僅取得原審法院所核發之債權憑證，此經被告丙○○○陳明，並有債權憑證影本在卷足稽，則倘該支票果係被告等共謀所偽造，被告等既已知告訴人之資力不佳，且告訴人之土地已經設定多筆抵押權，其偽造之支票獲兌現之可能性甚微，則被告等既已先大費周章地騙令告訴人前往開戶申請支票，再偽造告訴人之支票而背負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責，又對告訴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卻僅取得一紙難以實現之債權憑證，其犯罪動機是否存在，即非無疑。
六、再查告訴人自稱將被告黃文甲與其同至銀行申請之支票一本，連同印鑑全數交予被告黃文甲，而公訴意旨亦指被告黃文甲自承曾自告訴人處取得偵查卷附之另四紙同本支票簿之支票，並據以推算被告黃文甲至少自告訴人處取得十張以上之支票，倘果如此，則告訴人於收受被告丙○○○以前開面額為四百五十萬元之支票，向原審法院請求對告訴人核發支付命令，或至遲於得知被告丙○○○持該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向其財產為強制執行時，即應知悉其支票遭被告黃文甲之濫用或偽造，衡情應即向該銀行查詢，而可即行得知被告黃文甲於其授權之範圍外，又未經其同意而以其名義開立多張支票，則告訴人自應對被告黃文甲擅自以其名義開立該十張以上支票之行為為訴追，然觀諸本案八十四年度偵字第六九七八號偵查卷中，告訴人之告訴狀及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述，均僅對於被告等持有前開面額為四百五十萬元之支票為告訴，並未及於其他支票，是此情節即與告訴人所稱其整本支票簿及印鑑均在被告黃文甲處，而經其多次催討，被告黃文甲均未歸還，及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文甲大量使用告訴人前開支票之指述相矛盾，至公訴人雖又以被告黃文甲提出之另四張支票並不連號，因而質疑黃文甲持有告訴人之整本支票，而大量簽發使用，然告訴人既經常進出被告黃文甲之事務所，並請黃文甲幫其調現，業經證人 江輝輝 、陳昭明、吳翠玉等陳述在卷，則告訴人與被告黃文甲二人同時使用以致票號參差之情形，即非無可能，反之，苟被告黃文甲持有告訴人之整本支票並為其自己所用，應係票號連續始合常理，要無出現號參差之情形，是不能以被告黃文甲持有四張告訴人之支票票號不連續即推斷其必持有整本告訴人之支票。
七、末查，證人黃成章雖於偵查中證稱確曾見被告黃文甲向告訴人表示，可為告訴人代辦貸款，但須申請支票等語，亦經被告黃文甲供承無誤，但此尚不足逕認告訴人於申請支票後，即將支票整本交予被告黃文甲，或被告等曾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該張面額為四百五十萬元之支票，至被告黃文甲與被告丙○○○間縱無其二人所陳之債務關係存在，或其間之債務額度未達四百五十萬元之多，均不足為認定被告等有偽造前開支票之事實，不過倘被告黃文甲係以此不實之事向告訴人騙取該支票，或有涉及詐欺罪嫌，然此既未經起訴，尚非得由本院自行審判，是證人陳國文對於其是否曾透過被告丙○○○，出借款項予被告黃文甲，或曾出借多少款項予被告黃文甲之證述，雖與被告丙○○○所言有所出入，自亦不足為認定被告等有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之證據。至被告丙○○○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其並未曾向證人陳國文借款以出借予被告黃文甲，係因其係將自有之私房錢出借予被告黃文甲，恐其夫知悉其藏有此私房錢，故與證人陳國文串證偽稱曾向陳國文借款等情，則被告丙○○○與陳國文是否尚涉犯有偽證之犯行，則非本院所得審究，應由檢察官另行偵查，並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本告訴人片面指述其支票遭被告黃文甲及丙○○○偽造，卻未提出足以令人信服之理由，足認黃文甲持有其整本支票擅自使用或逾越授權範圍而使用，而被告丙○○○因與黃文甲之債權債務關係有告訴人之支票，並據以行使支票上之權利，亦無證據足認被告丙○○○有偽造告訴人支票之動機，是公訴人認定被告犯罪嫌疑所憑之證據，並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又查無其他確切事證足證被告等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原審因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全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陳吉雄
法官陳啟造法官李春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敍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書記官沈有進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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