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89年上易字第188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12月30日
裁判案由：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八八四號Ｇ
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六三０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七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四四三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下同）八十八年五月間，在不詳地點，發現被害人甲○○所遺失之美商花旗銀行，號碼五０七四０二號、五０七四０五號，票載發票日分別為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八十八年六月五日，面額各為新台幣（下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元、八千七百元，發票人均為被害人甲○○之支票二紙，竟萌生不法所有之意圖，將該二張支票侵吞入己，並持向不知情之 梁永銘 （另為不起訴處分）借調現金，梁永銘再持該面額八千七百元之支票向 徐友東 調現，再輾轉經由徐友東、 何全福 、 李良賢 交付 穆建男 ，嗣於八十八年六月八日，穆建男持該支票向銀行提示兌領，因已掛失止付而遭退票，經警循線追查，又於梁永銘處查獲該面額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元之支票，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有上開侵占遺失物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害人甲○○之指訴，證人梁永銘、 林宗民 、徐友東之證詞，及有該二張支票、遺失票據申報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退票理由單存卷等由為論據。惟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有何侵占遺失物之犯行，並辯稱：系爭二張支票係丁○○持交丙○○，再轉交其借予梁永銘使用，並非其侵占而得等語。經查依卷附之系爭二張支票、遺失票據申報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退票理由單等物，固似足認被害人之系爭支票，確有於右揭時地遺失之情事。然考被害人在警訊中所供稱：「我是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十四時至十五時許，在台南市○區○○路一段六九六號，我所開設之通訊行內失竊一只公事包，內有房地契、支票印章（即該支票上用印之圓形章）、印鑑章各乙枚、退伍令、身份證各乙張、花旗銀行之空白支票乙本（計四十三張，包含上開支票）等物品，支票有申辦掛失止付」，及在原審所供稱：「是在我開的通訊行丟掉的，是整個公事包都不見，不知道是如何不見的，發現時是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點至五點間」各等語。應認該被害人之公事包（含系爭支票），係在伊所開設之通訊行內失竊而非遺失，較符合實情。蓋被害人之公事包既置於伊開設之店內，縱一時忘記放置何處而未尋獲，惟既仍在伊店內，自仍屬伊實力管領範圍下，尚難認為已遺失或已離其持有；況依被害人所言伊僅於短暫二、三小時內，即發現公事包不見，更難認係被害人自行將公事包遺失在店內，經他人拾取侵占，而應係有人趁機竊取該公事包，嗣再偽造該被害人之支票在外流通。從而被告持有被害人之系爭二張支票，顯非侵占遺失物而來，已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侵占遺失物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符，要難以該罪相繩。退步言，縱認系爭二張支票確係被害人所遺失無訛，亦因被害人在上開時地所遺失之空白支票簿一本，係丁○○所拾得而將其中之系爭二張支票，交由丙○○收受後再轉交予被告持有使用等情，已經本院以另案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八０四號，判處丙○○偽造有價證券罪刑在案，並經證人丁○○及該案被告丙○○在該案供陳屬實，有該另案之判決書附於本院卷足參，據此被告未侵占被害人之系爭二張支票，亦至為灼然。
三、綜上各情，參互觀之，足認被告所辯前詞，尚非不得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被告行使系爭之二張支票，是否渉犯收受贓物或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二罪嫌，因未經檢察官起訴，非本院所得併予審判。另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移送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九四五四、九四五五號，被告渉犯偽造文書等、及竊盜罪嫌併辦部分，因本案業經判決無罪在案，與該二移送併辦案件間，即不具裁判上一罪之連續犯關係，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併予審判，應檢還檢察官自行依法偵辦，均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南桓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卅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游明仁
法官蘇重信法官林永茂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法院書記官楊清旺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