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 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47號
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黃寶慧
選任辯護人萬鴻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80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416號、第32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上訴駁回。
理由
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起訴被告黃寶慧涉嫌竊盜、偽造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0所示支票，為數罪，原審審理後，就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支票(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7)判處有罪，並為緩刑宣告，其餘部分(原判決附表三所示支票《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8至10》)則諭知無罪。檢察官僅就無罪部分之原判決附表三編號4、7、8(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9、10)所示支票(合稱系爭支票，下述支票均指原判決附表三所示支票，逕以編號稱之)提起上訴，被告並未上訴，本院當僅就被告被訴涉嫌竊盜、偽造系爭支票之犯罪事實予以審理，其他部分，因兩造未上訴而確定，非本院所得審究，合先敘明。
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就系爭支票部分對被告為無罪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系爭支票無罪部分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編號4支票部分，依被告供述、證人 楊惠娟 證詞、楊惠娟與 黃健信 的LINE對話，可證明被告未獲告訴人 謝東翰 授權，擅自將編號4支票交付楊惠娟，並授權楊惠娟在編號4支票填載金額之事實。㈡編號7、8支票部分，依被告、告訴人及證人 鄭逸嫻 所述，足認告訴人不知編號6支票遭被告持向鄭逸嫻借款。告訴人既欲取回被盜用之編號6支票，避免負擔票債，即無可能再以自己名義開具編號7、8支票等語。從而，原判決關於系爭支票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此部分無罪諭知，更為適法判決等語。
按刑訴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刑事判決闡述至明。本件以下所引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依前開判決意旨，皆不受證據能力規定及傳聞法則之限制，合先敘明。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刑訴上證明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參照）。另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除避免偏重自白及強要自白外，更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74年台覆字第1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
㈠編號4支票部分
⒈被告自白供述前後不一
⑴偵查：楊惠娟說要用錢，她自己沒有票，因我也沒有票，就趁幫告訴人開票時，多拿1張票也蓋了章，交給楊惠娟，但有說開票前，必須知會我等語(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294號卷《下稱偵卷二》第41頁)。
⑵原審：編號3、4這2張支票是楊惠娟跟我借票，我約於109年8月間，將這2張票交給楊惠娟，我有說這是告訴人要用來付貨款的錢，填載金額前需先跟我講。告訴人有授權我在這2張支票蓋章等語(原審卷一第246頁)。
⑶本院：我與告訴人經營「誠恩禮儀社」，我是登記負責人，都是我與廠商接洽，告訴人不太管事，只負責管錢。我經手廠商請款業務，對好貨款後，由告訴人付錢。105年離婚後，帳都是告訴人做的，我只先對好每月廠商請款項目，再拿給告訴人付錢。告訴人支票都是我寫的，告訴人會在旁看我寫金額。編號4支票是告訴人生病要去開刀，故先蓋好章，把票交給我，要付廠商(日春香花店)貨款，告訴人說跟廠商確認金額後，再由我寫金額。因當時我跟楊惠娟同一辦公室，我要去玉里或瑞穗工作，就把票交給楊惠娟，如廠商急著請款，就可以請楊惠娟幫忙開。我去工作2天，未接到廠商請款電話，期間票就流通於外。後來我是開自己的票去付花店貨款等語(本院卷第110頁至第114頁)。
⑷基上，關於是告訴人或被告於支票蓋章、被告與楊惠娟取得支票原因、被告當時是否尚能以自己名義開票等節，被告前後供述大相逕庭。另告訴人過往既會核對廠商請款金額，並在旁確認被告所寫支票金額之正確性，足見告訴人用票之謹慎。然告訴人自承係因腳疾開刀住院(見下述)，復無證據證明腳疾嚴重性，故告訴人需交付金額空白之編號3、4支票予被告之必要性與急迫性何在，啟人疑竇。
⒉再觀之告訴人指訴如下：
⑴偵查：我要使用支票時，都將票帶到公司，由被告幫忙開票，因為被告是會計。編號4支票是被告盜開，事後是因為票期快到了，別人告訴我，我才知道有這張票等語(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警偵字第1100015142號卷《下稱警卷二》第18-1頁，偵卷二第42頁)。
⑵原審：當時我的腳不舒服，因為我有做工程，會有廠商跟我請款，怕休養時不方便，開刀前我將編號4支票蓋章後交給被告，請被告等我電話，聽我交代怎麼開。我後來知道票是楊惠娟筆跡，氣憤地質疑楊惠娟，楊惠娟之後拿32萬元供我存入兌現等語(原審卷二第103頁至第105頁)。
⑶依上可知，關於被告如何取得編號4支票，乃直接涉及被告有無竊盜、告訴人有無授權開票之認定，告訴人對此重要事項，卻呈現前後陳述不一之情，指訴已有重大瑕疵。其次，就「支票係何人蓋章」、「支付何廠商貨款」等節，所言與被告供述也互見歧異，前者，亦見被告隨告訴人指訴而變異說詞之疑(被告於原審稱係告訴人授權其於票上用印，於本院改稱是告訴人蓋印)。告訴人指訴與被告自白既有互核不符之情，能否補強被告自白真實性，難認無疑。
⒊楊惠娟 於警詢 證述：因被告先跟我借票，後來109年7月間，我說我要開貨款了，被告才拿編號4支票給我使用，其上有蓋章，但日期、金額是空白的等語(警卷二第14-1頁)；於偵查證稱：我跟被告說我需要用錢，被告給我編號3、4所示2張支票，章已蓋好，但內容是空白的。當時是朋友黃健信跟我借錢，我就將這2張支票交給黃健信。我寫完編號4支票，有跟被告講金額。後來黃健信將編號3空白票寄給我，我還給被告；另黃健信將編號4支票轉到臺北車行買車，但人後來跑了，我就拿32萬元給被告兌現等語(偵卷二第41頁)。
⒋經勾稽上情，除被告、告訴人所述有前揭疑點外，復有以下可疑之處：
⑴對照被告於原審供述及楊惠娟於警詢所述，可知楊惠娟係約於109年7、8月間取得編號4支票；編號4支票發票日為「109年9月24日」(警卷二第49頁)，告訴人復稱：之後因票期快到了，經別人告知，我才知道有這張票等語；循此，縱依告訴人所述係為支付其所承做工程之廠商貨款方將編號3、4支票交予被告，惟既與自身事業相關，當更加清楚請款廠商、時間、金額等事宜，何需交付空白支票？又何以交付後迄發票日屆至，期間達1、2月，卻對被告未將支票用以支付貨款之事，渾然不覺？再依楊惠娟所述，編號4支票經黃健信持至臺北買車，與告訴人所居花蓮縣，地緣關係至為薄弱，告訴人又何以能在票期前及時得知？諸多情節，疑點重重，益徵告訴人所稱編號3、4支票欲支付貨款之詞，容非無疑。
⑵偵查中，告訴人係與被告、楊惠娟同庭對質(偵卷二第37頁至第42頁)，清楚知悉被告、楊惠娟所述內容，卻完全未提及編號3、4支票係由其交付被告；俟檢察官起訴被告竊取告訴人支票達10張之多，告訴人於原審卻翻稱：編號1至6支票，均是伊交給被告等語(原審卷二第102頁至第106頁)，前後指訴迥然不同，事實究竟為何，模糊難辯。
⑶告訴人於原審自陳：編號2支票是我借給被告。編號5支票是要開給廠商，當時我用的支票都是請被告開立，開完彼此信任票放在她那裡。我有跟被告說「要用錢可以跟我說，我可以幫忙」，但後來被告未經我同意，將編號5支票拿給聯合當舖等語(原審卷二第102、105頁)；足知告訴人交付支票予被告之原因多端，非僅支付貨款一事。
⒌綜上，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關於事實經過，顯有隱瞞。經審酌被告供稱：誠恩禮儀社都是用告訴人一信支票付款，告訴人的票信很重要等語(本院卷第112頁)，其為誠恩禮儀社實際經營者兼會計，事業經營開票週轉資金，實屬尋常。告訴人多次交付名下支票予被告，嗣復未追詢被告使用情形，故告訴人有無概括授權被告使用其支票？或究因自己借款、支付貨款、被告借票或事業週轉所需，而交付支票予被告，均非無疑。告訴人支票信用既對誠恩禮儀社經營至關重要，被告於本院也表示不想再連累告訴人(本院卷第115頁)，被告自白存有其他利害關係糾葛之動機，則被告取得告訴人支票的真實原因，顯然無法逕以其2人陳述而得確認。從而，被告是否未經授權而偽造編號4支票，即難認明確。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雖提出誠恩禮儀社108年、109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本院卷第185、187頁），然計算表所載「薪資」均為「0」，「營業淨利」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09,980元、115,469元，核與被告供稱：經營誠恩禮儀社，告訴人每月淨賺5萬元至8萬元，我每月則賺4萬元至6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09頁)，相差甚鉅，上開計算表顯無法反應實際經營狀況，不足為信，併予敘明。
㈡編號7、8支票部分
⒈被告自白供述前後不一
⑴偵查：告訴人說編號6支票不是他的債務，要我自己處理，已幫我協商好，35萬元拆成17萬元、18萬元，叫我回公司開自己的票換回編號6支票。我就回公司，看到鄭逸嫻、 孫碩亨 與告訴人在我辦公桌前說話，我直接到我辦公桌，打開抽屜拿告訴人支票，開了編號7、8支票並蓋上告訴人印章後，交給鄭逸嫻，告訴人都沒有看到。鄭逸嫻離開後，我才向告訴人坦承剛才又開了他的票，我們就發生爭吵等語(偵卷二第47頁)。
⑵本院：我未經告訴人授權或同意，擅自開立編號7、8支票，要交給鄭逸嫻時，告訴人先把票拿過去看，發現是開他的票，當下很生氣，但鄭逸嫻還是將票從告訴人手中拿過來，告訴人就無奈地讓鄭逸嫻把編號7、8支票拿去換回編號6支票等語(本院卷第114頁至第115頁)。
⑶基上，被告關於告訴人如何發現其盜開編號7、8支票，前後所述迥異，已難盡信。另觀其於偵查所述開票經過，何以告訴人就站在被告辦公桌前方，空間如此緊密下，竟全然未發覺被告在辦公桌上再次盜開支票，遑論何以被告又剛好能在自己辦公桌抽屜發現告訴人支票，被告供述情節實屬違常，尚非可信。
⒉告訴人於警詢稱：我的支票通常放家中保險箱，只有我知道密碼。我於110年1月23日上午10時許，發現有3張支票被盜開，經向銀行查詢，得知編號7、8支票是其中2張，經我詢問被告，被告才坦承偷開。我不知道告訴人是何時偷開等語(吉安分局吉警偵字第1100011045號卷《下稱警卷一》第29頁至第31頁)；於原審證稱：鄭逸嫻通知我，說她有編號6支票，我請鄭逸嫻於1月22日到公司來談，看能不能把編號6支票拆成2張，被告未參與協商。後來我叫被告來公司，並跟被告說「編號6支票是妳自己的債務，要自己處理，妳開妳的票，把35萬抽回來」。我沒有看到被告開票動作。支票簿與印章是我自己保管，但110年1月22日是過年前廠商要請款，我一到公司就將支票簿與印章交給被告等語(原審卷二第101、106、114頁)。互核被告與告訴人所述，關於被告如何取得告訴人支票、告訴人何時及如何知悉被告開立編號7、8支票等節，均非一致。參之告訴人於110年2月24日掛失止付編號7、8支票並聲請公示催告，嗣經票據持有人 郭明峰 於110年4月15日提出偽報票據遺失告訴書，有民事聲請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偽報票據遺失告訴書可參(警卷一第51頁至第57頁、第69頁至第73頁)；是若編號7、8支票經確認係告訴人授權開立，告訴人即需負發票人民事責任及可能涉犯刑事未指定人犯誣告罪嫌，故其指訴顯具利害關係，虛偽性風險不容忽視。
⒊再者，告訴人於原審指稱：編號6支票是我要開給廠商的工程款，我叫被告開完放身上，等廠商電話等語(原審卷二第106頁)。而起訴意旨所載編號6支票發票日為「110年1月22日前」，經鄭逸嫻於原審證稱：編號6支票是12月要兌現，我應該是10月或11月拿到的，當時被告說告訴人想借錢，要拿這張票來向我借等語(原審卷二第174頁至第175頁)。基此，告訴人於109年9月間甫歷經被告擅將編號3、4支票借予楊惠娟事件，竟未汲取教訓，相隔1、2個月後，再次將編號6支票託付被告支付貨款，實匪夷所思。
⒋鄭逸嫻於偵查證稱：是告訴人找我談，說他現在有困難，請我緩一緩編號6支票，協商後，就以編號7、8支票換回編號6支票。換票當天，因編號6支票在郭明峰那邊，告訴人還叫他兒子跟我去找郭明峰換票等語(偵卷二第43頁)；於原審證稱：我認識被告與告訴人的時間一樣久。被告拿編號6支票跟我借錢時，是說告訴人要借錢。票快到期時，告訴人打電話給我，說這張票無法兌現，能否去他辦公室商量往後延時間。我們於110年1月22日，在告訴人辦公室，協商編號6支票拆成17萬元、18萬元2張票。告訴人就叫被告回來，我們坐同1張桌子，我與告訴人都有看到被告開立編號7、8支票，開完還拿給告訴人與我確認；後來告訴人的兒子跟我去找郭明峰換回編號6支票等語(原審卷二第174、176、177頁)。核與證人孫碩亨於警詢證稱：110年1月22日下午，我有去葬儀社辦公處，我看到告訴人指使被告開支票給鄭逸嫻，去把舊支票換回來等語(警卷一第38頁)，證人郭明峰於偵查證稱：鄭逸嫻跟我說告訴人有困難，編號6支票要延一點，分成2張支付，我有同意。後來鄭逸嫻、告訴人的兒子及其女友，帶著編號7、8支票來找我換回編號6支票等語(偵卷二第46頁)，及告訴人陳稱：我有叫我兒子及其女友去拿回編號6支票等語(偵卷二第46頁)，大致相符。
⒌職是：
⑴關於告訴人指稱係欲支付廠商工程款方將編號6支票交予被告乙節，已有違常之處，之後被告未參與債務協商，反係由告訴人與鄭逸嫻協議，則告訴人是否自己借款所需，抑或借票給被告，實非無疑，故上訴意旨認告訴人絕無再以名下之編號7、8支票換回編號6支票之可能，容嫌速斷。
⑵其次，告訴人慣將支票簿藏放家中保險箱，為何協商當天恰巧事先將支票簿及印章攜至辦公處所？縱如告訴人所述又係為支付貨款，則告訴人歷經被告盜用編號4、6支票，為何再次將支票簿及印章如此重要之物全部交予被告，讓被告也恰能一打開自己辦公桌抽屜即又能再次盜用告訴人支票？
⑶被告於110年1月22日開立編號7、8支票時，告訴人、鄭逸嫻及孫碩亨均在場。而被告開立17萬元、18萬元2張支票換回編號6支票為當天協商結果，故編號7、8支票之開票行為乃完成協商之重要過程，理應目光焦點之所在，於眾目暌暌下，在場人鄭逸嫻、孫碩亨均知悉被告係開立告訴人支票予鄭逸嫻，何以唯獨告訴人毫無所知？
⑷告訴人之子既隨鄭逸嫻找郭明峰以編號7、8支票換回編號6支票，何以告訴人於翌(23)日始知遭盜開？又若依被告於本院所述，告訴人當場既發現遭盜開且氣憤不滿，為何又任由鄭逸嫻取走？
⑸是以，關於編號7、8支票開立經過，被告自白供述，與告訴人、鄭逸嫻所述異差性甚大，情節存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復有前述利害關係考量，其餘證據亦不足補強其自白達致合理可信，難認與事實相符，尚非可採。
綜上所述，被告於本院雖就系爭支票為認罪答辯，然其與告訴人各有利害關係考量，與楊惠娟、鄭逸嫻證述情節亦非一致，被告自白供述難認與事實相符，無法遽以採信。告訴人指訴復有上述前後歧異與違常之瑕疵。從而，被告是否竊取、偽造系爭支票，實屬不明，應認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舉證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未達可確信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確信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有利被告認定。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系爭支票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不能證明其犯罪，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以免冤抑。原審就系爭支票部分諭知被告無罪，已論述甚詳，並無違誤，檢察官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訴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提起上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6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
法官劉雪惠
法官廖曉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廖子絜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