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訴字第12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2月27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2年度訴字第126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畢文光輔佐人即被告之父畢大德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蘇鴻吉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字第309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畢文光犯偽造有價證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年陸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壹張，沒收之。
事實
一、畢文光於民國100年6月4日凌晨1時至7時間之某時許，行經高雄市○○區○○路與國泰路口附近路旁，見車牌號碼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JS-5280號）自小客車停放在上開處所而未上鎖，且駕駛 尹進興 在車內熟睡，遂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開啟該車車門進入車內，徒手竊取尹進興所有之 勞力士 手錶1支、ＨＴＣ廠牌智慧型手機1支、皮夾1只（內有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合作金庫銀行大樹分行票號ＱＵ0000000號劃平行線且已蓋發票章之空白支票1張、金融卡2張、合作金庫信用卡1張、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及尹進興替友人 陳韋成 保管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等物，得手後旋即離開現場（此部分竊盜犯行，業經本院以101年度易字第240號判決有期徒刑
7月確定）；而畢文光於竊得上開物品後，竟於同年月5日晚上7時前之某時許，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在高雄市某不詳地點，於前揭支票上偽填「貳拾貳萬元整」、「220000」之票面金額及「100」年「6」月「
6」日之發票日期（上揭「」符號內之文字皆為畢文光偽填），以此方式完成發票行為而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1張後，於同年月5日晚上7時許，持該張支票至友人 謝宗源 （所涉收受贓物犯行部分，業經本院以101年度易字第240號判決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位於高雄市○○區○○○路○○巷○弄○○○○號住處之樓梯間，將上開偽造之支票1張交予謝宗源而行使之，並委託謝宗源代為持往銀行提示兌現，以清償其積欠謝宗源之2萬3,60
0元，另約定扣除債務後之剩餘款項再予歸還。嗣謝宗源於同年月8日持上開支票向高雄銀行建國分行提示，惟因該支票業經尹進興於同年月7日辦理掛失止付而遭退票，經警循線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159條之1第1項、第2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甚明。本件以下所引用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證人即被害人尹進興於本院101年度易字第240號被告所涉竊盜案件（下稱前案）審理時向本院法官所為之證述，及證人尹進興、謝宗源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均業經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存在，被告及辯護人亦均同意渠等於偵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102年度審訴字第124號卷【下稱本院審訴卷】第29頁），且證人尹進興復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交互詰問，經採為證據，無礙被告及辯護人於程序中之彈劾詰問權利，依上所述，應均具證據能力外，其餘則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作為認定本案事實之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29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時之狀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應均具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0年6月4日竊取尹進興所有之勞力士手錶1支、ＨＴＣ廠牌智慧型手機1支、皮夾1只（內有現金3萬元、合作金庫銀行大樹分行票號ＱＵ0000000號之支票1張、金融卡2張、合作金庫信用卡1張、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及尹進興替友人陳韋成保管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等物，且於同年月5日晚上7時許，將前揭竊得之支票持往友人謝宗源位於高雄市○○區○○○路○○巷○弄○○○○號住處之樓梯間，並將之交予謝宗源，委託謝宗源代為持往銀行提示兌現，以清償其積欠謝宗源之2萬3,
600元，另約定扣除債務後之剩餘款項再予歸還，惟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伊偷到那張支票時，支票上已經完成發票行為，包括金額、印章、日期都寫好了，伊沒有偽填該支票之發票日期及金額，支票不是伊偽造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有於100年6月4日凌晨1時至7時間之某時許，行經
高雄市○○區○○路與國泰路口附近路旁，見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小客車停放在上開處所而未上鎖，且駕駛尹進興在車內熟睡，遂開啟該車車門進入車內，徒手竊取尹進興所有之勞力士手錶1支、ＨＴＣ廠牌智慧型手機1支、皮夾1只（內有現金3萬元、合作金庫銀行大樹分行票號ＱＵ0000000號之支票1張、金融卡2張、合作金庫信用卡1張、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及尹進興替友人陳韋成保管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等物，其後被告於同年月5日晚上
7時許，持該張支票至友人謝宗源位於高雄市○○區○○○路○○巷○弄○○○○號住處之樓梯間，將上開支票交予謝宗源，並委託謝宗源代為持往銀行提示兌現，以清償其積欠謝宗源之2萬3,600元，另約定扣除債務後之剩餘款項再予歸還，而謝宗源於同年月8日持上開支票向高雄銀行建國分行提示時，因該支票業經尹進興於同年月7日辦理掛失止付而遭退票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審訴卷第27頁、第29頁至第30頁），核與證人尹進興於警詢、偵查、本院前案及本案審理時之證述（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14頁至第16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市警苓分偵字第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5頁至第7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17565號卷【下稱偵一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71頁至第72頁，本院101年度易字第240號卷【下稱前院卷二】第62頁至第66頁，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26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8頁）、證人 林恭正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一卷第1頁至第10頁，偵一卷第36頁至第37頁）、證人陳韋成於警詢之證述（見警一卷第12頁至第13頁）、證人 邱鼎智 於警詢之證述（見偵一卷第55頁至第56頁）、證人謝宗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1頁至第4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34531號卷【下稱偵二卷】第3頁至第4頁）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3張、贓物認領保管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成功所員警工作紀錄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受理案件登記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臺灣票據交換所高雄市分所100年6月10日台票高字第0595號函暨所附支票號碼ＱＵ0000000號支票、退票理由單、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影本各1份、當票影本1紙、收當物品資料列印報表、亞洲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97年2月16日FET0000-0000-00號及FET0000-0000-00號查封執行聲請通知書、遠傳電信門市電信費收款單及代收款專用繳費證明各2紙、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附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8頁至第22頁、第24頁、第26頁至第30頁，警二卷第13頁至第18頁，偵一卷第54頁、第60頁至第61頁，偵二卷第6頁至第7頁背面，本院訴字卷第50頁），是上開事實應堪認定。而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伊並未於100年6月4日凌晨進入尹進興之車內竊取尹進興上開物品，附表所示之支票、手錶、信用卡係伊於半夜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附近撿到的，且伊也沒有撿到手機、皮包或證件等物，另伊撿到該支票時，上面都已經都寫好了，伊想說票都寫好了，可以領領看，就交給謝宗源去領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176頁至第178頁）。惟尹進興上開物品遭竊時間係於100年6月4日凌晨1時許至7時許之間，而依前揭證人邱鼎智之證述及當鋪當票可知，被告於同日晚上10時即持失竊物品中之勞力士手錶至當舖典當，兩者時間甚近，再依被告自承之撿拾地點，亦與尹進興停車遭竊之地點為同一區域，相距不遠；另除勞力士手錶之外，尹進興遭竊之支票及陳韋成之信用卡亦均由被告分別持交謝宗源、林恭正，有上開被告供述、證人謝宗源及林恭正之證述可佐，可見被告係於尹進興上開物品遭竊之後最初持有失竊物品之人；又被告已陳明其所持有之尹進興手錶、支票及陳韋成信用卡，並非他人所交付，綜合上開間接事證，仍堪可認定被告應係竊取尹進興上開物品之人，方可嗣後分別持其中之手錶典當，並將支票、信用卡分別交予謝宗源、林恭正無疑；況若本案並非被告所為，而係其他不詳之人趁尹進興熟睡之際進入車內行竊，依尹進興上開失竊物品而論，無論手錶、手機、皮夾甚或信用卡，皆屬有一定經濟價值之物，足見該人應係覬覦該等財物並刻意挑選後加以偷竊，豈有可能於竊得之後隨即任意丟棄路旁，又若該行竊之人僅因偶到案發地點見尹進興之車門未鎖而隨意犯案，並非求取經濟上之獲利，故在竊取得手、滿足偷竊欲望後，即將物品丟棄不顧，何以僅丟棄支票、手錶及信用卡，未併將尹進興之皮夾於同一地點丟掉，此實難以想像，足見被告所辯甚不可採，本院10
1年度易字第240號判決亦認定被告確係竊取尹進興上開物品之人（見前院卷二第177頁至第181頁），故被告猶執前詞予以否認，並非可採。
㈡尹進興所有之上開支票，在失竊前已劃平行線並已蓋發票章
，惟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均為空白乙節，業據證人尹進興於警詢、偵查、本院前案及本案審理時均證述綦詳（見警一卷第14頁至第16頁，警二卷第5頁至第7頁，偵一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71頁至第72頁，前院卷二第62頁至第66頁，本院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8頁），且其前後所述均為一致，亦核與其於報案時、申請票據掛失止付及申報票據遺失時所述之情形相符，有前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受理案件登記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遺失票據申報書存卷可考；又上開支票確係遭被告所竊，業如前述，而尹進興既已發現支票失竊而前往申請掛失止付及申報票據遺失，在通知書及申報書上填寫票載金額及發票日期並無任何難處，對尹進興而言亦無損失，尹進興自得將票載金額及發票日期填寫完整，惟其仍將通知書及申報書上之金額及發票日期部分記載為「空白」，已可見尹進興所言非虛；再觀之系爭支票上所書寫之「貳拾貳萬元整」，與本院依職權函調尹進興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大樹分行所開立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戶於100年3月1日起至同年9月1日止經提示之支票及開戶資料（見本院訴字卷第40頁至第47頁，原本另外存放證物袋）、本院請尹進興至本院所書寫之資料（書寫資料放於證物袋內）相比對，其書寫字跡之勾勒筆畫實有不同，如「元」字，尹進興書寫習慣係將第二筆之「一」之最右方與第三筆之「ノ」相連，惟系爭支票上則係將第三筆之「ノ」寫於第二筆之「一」中央，另尹進興所開立之支票中，除支票號碼ＱＵ0000000號之支票係書寫「元整」外（見本院訴字卷第44頁中間），其餘14張支票均係書寫「元正」，可見尹進興係以書寫「元正」為原則，縱使書寫「元整」，筆跡亦與系爭支票上所寫完全不同，實難認系爭支票之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係尹進興所填載，是尹進興上開所言應有憑信性。另上開支票在被告交付予謝宗源時，其上之票面金額已填上「貳拾貳萬元整」、「220000」，發票日期部分亦已填載100年6月6日而完成發票行為之事實，則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前院卷二第67頁至第74頁、第126頁，本院審訴卷第27頁，本院訴字卷第75頁至第78頁、第176頁至第
178頁），與證人謝宗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警二卷第1頁至第4頁，偵二卷第3頁至第4頁）互核一致，並有該張票據影本在卷可參（見警二卷第14頁，本院訴字卷第36頁），是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從而，上開支票在失竊前僅劃平行線並蓋發票章，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均為空白，然在謝宗源取得該張支票時，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均已填載完成，而期間持有該張支票之人即為竊取該張支票之被告；又被告當時既仍積欠謝宗源債務，甚至將竊得之手錶持以典當，可見被告當時財務狀況非佳，是被告並非無偽造之動機；再者，觀之系爭支票「貳拾貳萬元整」之書寫字跡，與被告於偵查中所書寫之字跡相比對（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偵字第30913號卷【下稱偵三卷】第27頁），其中「貳」一字，於勾勒筆畫上極為相似，尤其「貳」字正確寫法，在左半邊之部分，應係在第一劃之「一」左下方書寫「二」，再於「二」下方書寫「貝」，然系爭支票上之「貳」，卻係在第一劃之「一」左上方書寫「、」，「一」之左下方則未見「二」，而僅書寫「貝」字，此書寫習慣與被告書寫之「貳」字完全相同，若再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書寫之字跡相比對（書寫資料外放於證物袋內），此一特徵仍未改變，綜上證據，應可認定系爭支票之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為被告所填寫偽造無疑。
㈢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尹進興所述系爭支票發票欄上之章
已先蓋好乙節，實與一般支票使用習慣不同，一般使用上都是待其他記載事項完成，確認無誤後，始會在發票人欄上蓋章，鮮少有先蓋好章而待需要時才將金額、日期填入的情形，否則若有遺失、遭竊，風險甚大，且支票上各項記載事項，應以發票人之簽章最難偽造，一般人即使取得空白支票，如發票人欄為空白，亦甚難偽造發票人之簽名或印章，是尹進興所述使用支票情形實屬少見，若無其他證據補強佐證，不宜輕信其詞；另本件將被告、尹進興之筆跡及系爭支票送筆跡鑑定，並無法得出鑑定之結果，是本件既無法鑑定出支票上之字跡係被告或尹進興所為，本諸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當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云云。惟查，一般支票使用之情形與習慣，當以需用之時再予填載，待填載完成再由發票人簽名或蓋章為最慎重，然不得因此一概而論，仍須視具體交易情況而有不同，本件尹進興先將發票章蓋好而未填寫金額及日期，並將該支票攜帶在身，且在喝醉酒熟睡之情況下，又未將車門上鎖，使他人有進入車內行竊之機會，其行為或有輕忽之處，然究不得逕謂證人尹進興所為證述全然不可採信，尤其如前所述，尹進興並無刻意隱瞞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之必要與動機，且系爭支票上之票面金額、發票日期之書寫字跡與尹進興並不相同，自難因此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本院雖將系爭支票、尹進興書寫之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遺失票據申報書、上開尹進興之開戶及提示書寫之支票、本院命尹進興所書寫之筆跡資料、被告於偵查中所書寫之筆跡資料、本院於準備程序中命被告當庭書寫之筆跡資料、被告申請行動電話之書面資料、被告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被告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新興分行之開戶資料，送請憲兵指揮部刑事鑑識中心及法務部調查局為筆跡鑑定，該二單位均函覆稱可供比對之資料不足，無法鑑定，此有憲兵指揮部刑事鑑識中心102年6月25日憲直刑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102年11月11日憲直刑鑑字第0000000000號函、法務部調查局102年11月28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
0號函附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第126頁至第128頁、第131頁至第132頁），然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料，對於法院之審判並無拘束力，法院仍得本於職權就卷存全部證據資料以定取捨，不受鑑定結果拘束，因此，本件之筆跡鑑定雖無結果，本院仍得依卷內證據資料加以認定，而本件依上所述，既得認定系爭支票之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係被告填寫而偽造，則辯護人所辯即無從採認。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被告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前於94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94年度簡字第1618號、94年度簡上字第556號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復於96年間，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95年度訴字第509號判決有期徒刑
3年2月確定；上開詐欺案件，經本院以96年度聲減字第8766號裁定減刑為有期徒刑2月，再與前揭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而於99年8月28日執行完畢；另於96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96年度交簡字第4197號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99年8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隨意竊取他人財物，造成被害人尹進興之損失，所為已屬不該，竟更進一步偽造竊取所得之支票而行使之，破壞票據公共信用性及交易秩序，且其先前已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相關前科，業如所述，本次復行再犯，更值譴責，另犯後猶飾詞卸責，態度甚為不佳，惟念附表所示之支票尚未兌現，尹進興此部分未受實際損害，暨斟酌其自述教育程度為高工肄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一卷第3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末按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1張，其上所蓋發票章「群興企業行尹進興」雖為尹進興所蓋而為真正，然尹進興並未填寫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而未完成發票行為，依票據法第12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之規定，金額及發票日期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是系爭支票在欠缺完整應記載事項之情形下，實未生票據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且謝宗源取得系爭支票所涉及之收受贓物罪，經本院以101年度易字第240號判決有罪確定，則謝宗源亦非善意執票人，自無從對尹進興主張票據上之權利，此核與票據法第15條規定之情形不同，而系爭支票既經被告填寫票面金額及發票日期而予以偽造，且業經謝宗源提出而由本院保管（外放於證物袋內），即應依前揭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將系爭支票全部予以宣告沒收之，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01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第205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3年2月27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鄭詠仁
法官王麗芳法官王宗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103年3月3日
書記官林秀敏附表：
┌──┬─────┬─────────┬─────┬───────┬──────┐│票據│發票人│支票號碼│付款人│偽填之票面金額│偽填之發票日││種類││││（新臺幣）│（民國）│├──┼─────┼─────────┼─────┼───────┼──────┤│支票│群興企業行│ＱＵ0000000│合作金庫│貳拾貳萬元整│100年6月6日│││尹進興││商業銀行│2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