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訴字第181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5月13日
裁判案由：強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訴字第1816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另案於臺灣高雄第二監獄執行中）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 律師
曾靖雯 律師 熊家興 律師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字第12081、1288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共同犯攜帶兇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
事實
一、乙○○㈠於民國85至86年間，因竊盜、懲治盜匪條例及搶奪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85年度少訴字第117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5年及2年，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確定；㈡又於89年間，因搶奪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89年度訴字第26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0年度上訴字第235號駁回上訴確定；㈢復於90年間，因加重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0年度易字第13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經入監執行上開㈠之罪所處之刑後，於89年4月2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執行殘刑3年3月3日，再接續執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1年度聲字第183號裁定就上開㈡、㈢之罪所處之刑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6月，於95年6月1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96年2月19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詎乙○○仍不知悔改，因一時缺款花用，即與丙○○（所涉強盜等罪嫌，另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審理中）謀議行搶，由丙○○提供行搶對象，而丙○○因知悉己○○係販毒之人（己○○所涉販賣毒品罪嫌，另案經判決確定），常隨身攜帶大筆現金，遂提議以己○○為渠2人強盜財物之對象。謀議既定，乙○○與丙○○2人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基於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推由丙○○於96年3月6日上午9時56分許，以其向 郭呈亨 借得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己○○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稱欲購買安非他命，而約定在 嘉義 縣朴子市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院區前交貨；嗣於同日上午10時50分許，己○○駕駛車號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9900-LU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丁○○依約到達嘉義縣朴子市○○○○○路長庚醫院旁公車站牌前，乙○○及丙○○即以須先磅量毒品之重量為由，進入上揭自用小客車後座，由乙○○持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危險，可供兇器使用之外型狀似槍枝之金屬物體（起訴書誤載為手槍）1把（未據扣案），向己○○、丁○○2人喝稱：「不要動，把身上的手機、錢、戒子及項鍊拿出來」等語，並伸手強取己○○所配戴之金項鍊1條，以此強暴方式，至使己○○不能抗拒而任其取去上開金項鍊，時因丁○○見狀欲加以阻擋，乙○○即持上開外型類似槍枝之金屬物體1把抵住丁○○之後頸，再向己○○、丁○○2人稱：「不要再動了，如果槍走火我不知道」等語，以此強暴方式，至使丁○○亦心生畏懼而不能抗拒，己○○與丁○○遂因而分別交付廠牌為NOKIA牌之行動電話手機2支（型號分別為5200、5300，型號5200之手機序號為000000000000000號）及廠牌為SAMSUNG牌之行動電話手機1支（手機序號為000000000000000號，含行動電話門號SIM卡1張）予乙○○，並由乙○○搜取上開自用小客車上不詳數目之零錢得逞。乙○○與丙○○2人得手上開財物後，即先後下車，由乙○○駕駛懸掛車號00-0000號車牌之黑色三菱廠牌之自用小客車離開，並隨即一同前往址設嘉義市○○路○○○號之「金萬寶銀樓」，以新臺幣（下同）35,600元之代價，將上開強盜所得之金項鍊1條變賣與不知情之 鄭陳彩蓮 ，再朋分上開變賣所得；另上開3支手機則由乙○○交由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阿文 」之成年男子以10,000元之代價變賣，所搶得零錢則均為乙○○取得。嗣為警偵辦己○○販賣毒品案件執行通訊監察時查知上揭搶案，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㈠證人即共犯丙○○、被害人己○○於警詢之證述，及證人即
被害人丁○○於96年6月24日、同年8月2日警詢時之證述，係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不同意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原則上不得作為本案裁判基礎之證據資料；又證人丙○○、己○○先前於警詢中之證述，及證人丁○○於96年6月24日、同年8月2日警詢時之證述，與 渠等 3人嗣後於審判中之證述，檢察官並未指出有何不符之情事，亦未證明上開3位證人先前於警詢之證述具有何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證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作為證據之要件規定，自無法回復其證據能力。
㈡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除證人丙○○、己○
○、丁○○及郭呈亨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業經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存在，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具備證據能力外；其餘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共同加重強盜之犯行，辯稱：伊不認識證人丙○○，更不曾與證人丙○○於上開時、地以前述方式強盜證人己○○、丁○○，上開證人之指述均有可疑之處；且伊未曾沾染毒癮，無行搶販毒之人之動機；又伊另犯他案判決所定應執行刑已達30年，縱本案判決伊有罪，於其應執行刑亦無影響，伊無故為否認之必要云云。經查：
㈠證人丙○○於96年3月6日上午9時56分許，先以其向證人郭
呈亨借得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證人己○○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以購買安非他命為由互約見面，並於同日上午10時50分許，在嘉義縣朴子市○○○○○路長庚醫院旁公車站牌前，與1名成年男子一同進入證人己○○駕駛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而由該名男子持外觀上類似槍枝之金屬物體1把（本件證人指述被告持槍行搶乙節，均難遽以採信，僅能認定被告所持之物係外型類似槍枝之金屬物體1把，此部份均詳後述）喝令證人己○○、丁○○，及以之抵住證人丁○○，至使渠2人均不能抗拒，而經該名男子扯下證人己○○配戴之金項鍊1條，並迫使渠2人交付如事實欄所述之行動電話手機3支，另搜刮上開自用小客車車內不詳數目之零錢後與證人丙○○一同下車離去等事實，業據證人己○○、丁○○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指述歷歷，並經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陳述綦詳（偵㈠卷即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5919號卷第20至21頁、第40至41頁、第73至74頁，本院卷二第98至121頁、第183至202頁、第204至226頁），其中雖證人丙○○、己○○、丁○○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與渠3人於偵查中之證述非無細節上之差異，然此係時間經過後就案件細節、時序之記憶隨之淡化所必然，渠等證述自仍堪採信；又本件案發前係由證人丙○○及己○○於上開時點以上開方式聯繫乙節，復經證人郭呈亨證述有將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借與證人丙○○使用等語明確（偵㈠卷第63頁、偵㈡卷即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6513號卷第11頁反面），且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96年3月6日之通聯紀錄1份在卷可資參照（偵㈡卷第15頁），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本件於前述案發時、地與證人丙○○一同為前述行為之男子即為被告乙節，則有下列事證足資證明：
⒈前述事實業據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指證明確，並
於本院審理中詳細證稱：伊係於95年11、12月間，與證人即友人辛○○一起前往綽號「阿文」之朋友家中，因當時被告住在「阿文」家中而結識，96年3月6日係被告直接駕駛1部黑色三菱轎車到伊朋友位於嘉義市○○路之租屋處找伊，說要購買毒品，伊就代為聯絡證人己○○，因證人己○○不認識被告，故要伊帶被告過去，被告就開車載伊先到嘉義縣朴子市○○○○○路長庚醫院站牌前，俟證人己○○開車載證人丁○○到達，被告就與伊一同進入證人己○○所駕車輛之後座，被告即拿出槍說不要動，叫證人己○○、丁○○把身上的東西都交出來，證人己○○、丁○○就把手機交給被告，被告也動手扯下證人己○○脖子上的金項鍊，以及拿走車上的零錢，但伊不太確定被告搶得財物之先後順序，其間證人丁○○一直轉頭過來要看被告時，被告也有對證人己○○、丁○○說：「不要再動了，如果槍走火我不知道」，被告搶得財物後，伊與被告就下車，駕駛被告之黑色三菱轎車離開，搶得之手機被告均交給綽號「阿文」之人，金項鍊則是被告要伊拿伊之證件出來到嘉義市○○路「金萬寶銀樓」變賣，伊可以確定被告就是強盜證人丁○○、己○○之人，伊與被告沒有任何不愉快，不可能誣指被告等語綦詳（本院卷二第204至207頁、第210頁、第223頁）。衡以證人丙○○就其曾於上開案發時間與另名男子前往案發地點乙事既已陳述明確，則依證人丙○○此部分之陳述，其本身顯已難免有遭疑為強盜共犯之嫌，而不因與其一同出現於案發時、地之男子為何人而有異，應認證人丙○○應無就此故為不實陳述之必要；且證人丙○○與被告間若確不相識，即無仇隙存在之可能，實難認證人丙○○有何在具結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後，仍故意選擇指述不相識之被告而為虛偽陳述，以擔負偽證罪責，並因此造成其與被告間之仇怨之必要。況證人丙○○就被告駕駛之車輛等細節，均非不能清楚證述，則若證人丙○○與被告確不相識，證人丙○○勢須事先蒐集、瞭解被告之前開基本資料後，再故為不實之證述，此等情形在證人丙○○與被告間均無嫌隙存在，上開證述又無助於證人丙○○脫免共同強盜嫌疑之情形下，更殊難想像；參以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尚曾證稱，證人己○○因為坐在被告正前方，所以看不到被告等語（本院卷二第209頁），除與證人丙○○所述渠等於證人己○○車內所坐位置相符，且合於常情外，茍證人丙○○欲誣指被告，理應指述證人己○○於案發過程亦可看到被告而可加以指認，以加強其所為證述之憑信性，始符常理，然證人丙○○仍為上開證述，益見其所述確係本於其親身之經歷而非虛捏無疑。再據證人即證人丙○○之友人辛○○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固稱伊於95年冬天曾與證人丙○○至綽號「阿文」之友人住處2、3次，當時曾有看過1名疑似被告之男子，但伊不能確定該名男子是否確為被告等語（本院卷三第47至51頁反面），而無從直接證明證人丙○○所述與被告結識之經過是否為真，然依證人丙○○及證人辛○○所述，既均無從認定證人辛○○與被告有何深交，而僅係於施用毒品過程中，因其他友人之故偶然碰面之朋友，印象不深實屬合理，且證人辛○○與被告復未因其他事務有所接觸，對被告之記憶較為淡薄，亦在情理之中，應認證人辛○○所述未能確定其所見之人是否確為被告等語，較符常情，而堪採信；惟就證人辛○○之證述內容觀之，既已足認定證人丙○○所述曾於95年11、12月間因施用毒品之故，於綽號「阿文」之友人住處結識被告乙情，尚非全然無據，亦足徵證人丙○○之上開證述，實堪採信。
⒉再據證人己○○、丁○○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亦均
指明被告即為於案發時、地，與證人丙○○一同出現而持「槍」強盜財物之人，證人己○○於本院審理中並進而詳細證稱：伊自己有看清楚證人丙○○及與證人丙○○一同前往案發地點之男子的長相，當時伊開車到達案發地點，被告與證人丙○○已經到達該處，他們一起走過來到伊駕駛之車輛之過程中，伊就有看到被告與證人丙○○，被告於車上持槍要伊將手機交出後，伊轉頭把手機交給在後座的被告，當時亦有看到被告，伊在警詢中就有告訴承辦員警被告是中等身材，約175公分，頭戴鴨舌帽，有揹背包及戴眼鏡，駕駛1部黑色三菱轎車，且被告與證人丙○○相較，被告身高較高，又伊於案發後曾託友人查訪和證人丙○○一同行搶之人為何人，並因此至嘉義市○○街○○○號找人，但未找到等語（本院卷二第101至第102頁、第108頁、第113頁、第116頁）。徵諸被告於行搶過程中，係坐在證人己○○車上駕駛座後方即證人己○○正後方乙節，有證人丙○○、己○○及丁○○一致之證述可據，則依常理判斷，證人己○○若僅是回頭觀望而非將其身體一併轉向後方，實不易清楚看見其後方之人之長相面貌，是證人己○○指述其於回頭將手機交給被告時，曾清楚看到被告乙節，因與常情不符，尚難逕予採信；惟本件案發當時，被告與證人丙○○係先在案發地點等候證人己○○等到達，並於證人己○○駕車到達後始步行進入證人己○○車內，復於搶得財物後下車至證人己○○所駕車輛前方之車輛停放處駕車離去乙情，業如前述，則證人己○○在被告於車上行搶之前及之後，均已有諸多機會可看清被告之外貌特徵無疑。且證人己○○既自承伊於案發時點係與證人丙○○約定為毒品安非他命之交易，衡情證人己○○為避免販毒行為遭警方跟監、查緝，對週遭情況及欲向其購毒之人均會付出較多注意，其復因此次毒品交易遭強盜財物，對被告之外貌、特徵亦必然有較為深刻之印象，此觀之證人己○○可證述被告之身高、外型乙情，亦堪認定，是縱證人己○○有關於其所駕車輛上遭強盜過程中看見被告之證述與常情不合無從憑採，亦應僅屬證人己○○記憶中有關被害細節之謬誤，而不能全然否定證人己○○所為證述之真實性。再證人丁○○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在案發時間曾與被告面對面3次，第1次是被告在證人己○○車上說要拿磅秤的時候，第2次是被告講說「不要動」的時候，伊回頭有看到被告手上握著1個黑黑的東西，第3次就是被告伸手扯證人己○○的項鍊時，伊回頭阻止被告，被告跟伊說「再動槍走火我不知道」，伊才又轉頭看前方，被告於案發當時是著深色衣服、戴塑膠黑框眼鏡、鼻子大大的，有戴帽子，帽子前緣剛好到額頭的一半，故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的五官長相，被告與證人丙○○1個約168公分、1個約175、6公分，被告個子較高，又被告與證人丙○○於案發時是駕駛1部黑色三菱轎車，被告與證人丙○○搶完後走到證人己○○車子的右前方開車，後來被告的車子左轉迴轉離開，伊有看到被告駕車，也看到車牌號碼有「3、5、8」3個數字，伊在警詢、偵查及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審理證人丙○○所涉之強盜案件時均有指認被告即為行搶之人，伊可以確定被告就是行搶之人無誤等語綦詳（本院卷二第186至188頁、第192頁、第196至197頁、第199頁）。參酌證人己○○、丁○○遭強盜財物後，並未報警處理，而係員警監聽證人己○○所涉販毒案件時，聽聞證人己○○之女友與母親談論此事，乃於查獲證人己○○之販毒案件後再借提證人己○○詢問此案情況；證人己○○之友人 林金宗 並曾去找證人丙○○，稱證人丙○○和被告去搶證人己○○，證人丙○○因此先後拿了共2萬元給林金宗，請他代為轉交給證人己○○等情，亦分別據證人即承辦此案之嘉義市刑警大隊員警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本院卷三第43頁，本院卷二第219頁），足見證人己○○、丁○○於本案案發後，並無透過司法程序追究上開不法犯行之意；且證人己○○既已透過友人查訪證人丙○○等人並尋求賠償，更足認證人己○○、丁○○確無意由警究辦上開犯行，則本案之偵破與否，與證人己○○、丁○○實無直接之利害關係可言，應足認證人己○○、丁○○尚無隨意誣指被告之可能。況證人己○○、丁○○於歷次證述中，均指稱證人丙○○即為與被告共同為上開犯行之人，則以證人己○○、丁○○身為被害人及證人丙○○依渠2人之指述係加害者之地位觀之，渠等之利害關係相反，證人己○○、丁○○及丙○○實無可能為誣指被告而附從對方有關被告之指述，堪認渠2人指述被告為行搶之人乙事，確均係出於渠等之被害經歷而為陳述，而非虛妄至明。
⒊另證人丙○○及被告之身高分別為170公分及178公分乙節，
有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被告於審理時之陳述可據；經本院諭請法警拍攝被告與證人丙○○並肩站立時之照片結果，被告明顯高於證人丙○○乙情，亦有上開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245頁），核與證人丙○○、己○○、丁○○上開有關被告身高之證述均大致相符。參以證人丙○○之身高為170公分，應屬中等身材，被告之身高則已接近180公分，其身高明顯偏高，而身高接近180公分者，在我國成年男性中雖非罕見，但仍屬較易為一般人注意之外型特徵，是證人己○○、丁○○指證被告時既均可述及被告上開特徵，亦足徵證人己○○、丁○○之上開指述，確屬有據，且非無相關事證可佐。又被告曾於96年3月5日凌晨0時許搶得被害人 陳敏輝 所有之車號0000-00號黑色三菱廠牌自用小客車使用乙情，已據其於警詢時陳述明確（警卷即嘉縣警刑偵一字第0960081091號卷第①頁正反面）；而被告搶得上開自用小客車後，改懸掛車號00-0000號車牌，迄至同年15日為警臨檢時均為其使用，此部分犯行業經判決確定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7年度上重訴字第359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資參照，是被告曾於96年3月5日搶得上開黑色三菱廠牌自用小客車，並更換車牌為00-0000號等情，應可認定。衡以證人丙○○、己○○及丁○○均曾證稱被告係駕駛1部黑色三菱轎車到達案發現場，證人丁○○並證稱車牌號碼中有「3、5、8」3個數字，與被告於96年3月5日至同年月15日所使用上開車輛之特徵均相符合；再參酌證人丁○○除可指述被告所駕駛之車輛車牌號碼中有「3、5、8」3個數字外，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見到被告車牌號碼之經過為：被告與證人丙○○搶完後走到證人己○○車子的右前方開車，後來被告的車子左轉迴轉離開，伊有看到被告駕車，也看到車牌號碼有「3、5、8」3個數字等語明確，與證人丙○○證述被告與伊駕車離開時，有向左迴轉離開（本院卷二第207頁）乙節亦相符合。且就證人丁○○之證述內容以觀，證人丁○○係證述被告所駕車輛車號有「3、5、8」3個數字，伊不記得完整車號，亦不記得排列順序；然在證人丁○○等遭強盜之過程中，證人丁○○既僅有短暫時間可留意被告所駕車輛之車號資料，故證人丁○○僅有片段、零碎之數字記憶，反與常情相符，更可證證人丁○○確係本於其記憶證述，而非自其他管道得知被告所駕車輛之車號資訊至明。是就上開各情相互勾稽，本件證人丙○○、己○○、丁○○既均可指出被告之上開身高特徵及所駕車輛之廠牌、顏色甚或車號等特徵，且與事實均相符合，益徵證人丙○○、己○○、丁○○之上開指述應可採信。
⒋再證人丁○○於96年4月9日警詢中，固曾誤指與本案無關之
人戊○○為與證人丙○○一同出現於案發時、地之男子；而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亦曾證稱伊於案發後進入嘉義看守所，有同房牢友告知伊與證人丙○○一起行搶伊之人為綽號「石頭」之人，伊告知嘉義縣刑警大隊員警此事，員警即提示被告口卡照片給伊看，伊乃指認被告即為與證人丙○○一同行搶之人等語（本院卷二第105至107頁），是渠2人指認被告之過程似均非無瑕疵。然證人己○○、丁○○於警詢中指認被告之證述內容，應不具證據能力，未經本院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已如前述；且證人己○○、丁○○除於本院審理中當庭明確指認被告為與證人丙○○一起出現於案發時、地持「槍」行搶之男子外，渠2人就該名男子之身高、所駕車輛等特徵復均可加以描述，亦如前述，應認證人己○○、丁○○於本院中之指認堪以採信，未受渠2人先前指認程序瑕疵之影響。參以證人己○○及丁○○於本院審理中均證稱，伊等於警詢中指認被告之口卡照片時，係1次同時看6張照片再行指認，員警並未事先告知伊等何人為本件被告，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伊提供照片給證人丁○○指認時，除被告之照片外，亦曾就證人所述戴眼鏡、短髮、年齡等特徵選取其他5張犯罪嫌疑人之照片一併供證人丁○○指認等語（本院卷二第109頁、第192頁，本院卷三第44頁），當足認證人己○○、丁○○於先前之指認過程中，亦須憑藉渠等對於行為人之印象，於待指認之6張照片中作出判斷，是渠2人之記憶應未曾受到員警不當暗示或誘導之影響，堪認渠2人歷次之指認確係出於本件被害過程之經歷，渠等於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指認應可採信無訛。況依常情判斷，一般人之實際樣貌與照片呈現之結果本有些許落差，因此照片之指認本即存在一定程度之困難性，惟如證人得就嫌疑人本人進行指認，因尚可輔以嫌疑人之身型、體態、動作乃至聲音、語調等特質綜合加以判斷，其所為之指認結果當更具可信度；本件證人己○○、丁○○於前述被害過程中，既曾親眼目擊與證人丙○○一同於案發時間出現於案發地點之人，並曾親見其步行進入證人己○○所駕車輛內及其後下車步行返回其所駕車輛開車離去之過程，復曾於遭強盜過程中，聽聞該人所稱「不要動」等恫嚇之語，則證人己○○、丁○○就該人之身型、動作、聲音、語調或口氣等特質顯均已有所見聞，而可憑以作為指認犯罪嫌疑人之依據，益見渠2人於本院審理中當庭對被告之指認洵堪採信。
⒌從而，證人丙○○上開就被告所為指述，雖因事涉其本身共
同強盜之犯嫌，不無與被告互相推諉責任之可能，惟其證述尚有被告之身高、所駕車輛等特徵足資佐證並加補強，且與上開證人己○○、丁○○就被告即為與證人丙○○一同出現於案發時、地持「槍」強盜之人之證述互核相符，應認就上開證據綜合判斷，被告係與證人丙○○一同於案發時間出現於案發地點下手行搶之男子乙情，至為灼然。
㈢另被告於案發時、地持以恫赫證人己○○、丙○○之物品，
固據證人丙○○、己○○及丁○○於偵查中均指證稱係被告於另案為警查扣之槍枝管制編號為0000000000號之仿GLOCK廠半自動改造手槍（被告持有上開手槍而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97年度上重訴字第359號判決確定），惟查：上開證人於本院審理中，就渠等所證稱被告手持之「槍枝」之類型、廠牌等特徵均無法加以陳述，而均僅能以上開槍枝有掉漆乙情，作為渠等指證上開扣案槍枝之憑據（本院卷二第103頁、第113頁、第187頁、第189頁、第191頁、第208頁、第216頁），然任何物品如係金屬加以烤漆者，於使用或攜帶過程中有烤漆剝落之情形，本屬常見，坊間流通之手槍復大多外型類似，且多屬未經許可之槍械，幾經輾轉流通，各式槍械均可能呈現掉漆、陳舊之情況，且經本院當庭諭請證人丙○○、己○○及丁○○繪製渠等所稱上開槍枝掉漆情形之圖樣附卷結果，渠等所繪製槍枝外層烤漆剝落之位置、範圍復均不相同（本院卷二第124頁、第230至231頁），尚難僅以此作為判斷物體同一性之唯一特徵；況證人丙○○、己○○及丁○○所指認之槍枝照片中，於彈匣處已黏貼有被告名字之標籤（偵㈠卷第55至56頁），是渠等於認定係被告行搶之主觀想法下，尚難謂無因其人而指證其槍枝之疑慮，渠等此部分之證述是否可採，已非無可議之處。參以證人如確係對上開扣案槍枝之特徵有所認識而為指認，在親見上開扣案槍枝實體時，應較槍枝照片更能喚醒其記憶，然證人己○○雖於本院審理中指認上開扣案槍枝之照片即為被告於案發時點所持之槍枝，嗣經本院提示上開扣案槍枝本體予其辨識時，復稱其無法確認該槍枝是否即為被告犯本案時所用之槍枝（本院卷二第120頁），實難遽信其上開就槍枝照片所為之指述為真。徵諸上開行搶過程歷時非長，證人丙○○、己○○及丁○○目擊被告所持上開物品之時間短暫，證人己○○、丁○○復因坐於被告前方並受被告上開強暴行為之壓制，渠等之注意力應係置於服從被告之指示，而無餘力多加察看或留意被告所持有之上開物品之外觀，是渠2人縱有回頭觀望之情形，然應僅能約略見其梗概，而無從詳細觀察被告所持上開物品之詳細樣貌；而證人丙○○亦因與被告共犯本案（詳後述），其所關注之焦點應為證人己○○、丁○○有無伺機反抗之機會及其與被告有無遂行其等上開犯行之可能，而非注意被告手中所持之物為何，故尚難僅憑上開證人於壓力下寥寥數眼之觀察，即遽行認定被告於案發當時手持之物，即係上開扣案槍枝或其他槍枝，而僅能依據上開證人之證述，認定被告所持之物係外型類似槍枝之物品。惟據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抵住伊脖子的物品材質是鐵製品，因鐵抵住皮膚的感覺比較冰，也比較利，與塑膠製品抵住皮膚的感覺不同，因為伊先前唸機工科唸了5年多，又從事鐵工1年多，摸鐵摸久了就知道等語（本院卷二第188頁、第198至199頁），衡以證人丁○○上開證述除係出於其親身之體驗外，復佐以其基於專業知識及經驗之判斷，其此部分之證述實堪採信，應認被告案發當時所持上開外型類似槍枝之物品，應屬金屬材質至明。
㈣再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
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再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73年臺上字第1886號及73年臺上字第2364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證人丙○○固於本院審理中否認其與被告共同為上開犯行，而稱係被告1人要搶證人己○○等人，伊於案發前均不知情云云。惟證人丙○○於偵查中業已陳稱：被告一直叫伊找對象給他搶，案發當日早上，因被告不認識證人己○○，但被告本來要搶證人己○○，故要伊聯絡證人己○○，伊知道被告要搶己○○等語明確；其中就其於案發前曾聯絡證人己○○乙節，亦核與證人己○○、郭呈亨之證述及通聯紀錄相符，業如前述，則證人丙○○既已知悉被告有行搶證人己○○等人之意，客觀上復有聯絡證人己○○見面並與被告一同前往案發地點，且於被告下手行搶之際始終在旁觀看未加阻止等情，已足認其主觀上與被告間縱無明確約定，亦有默示之犯意聯絡，客觀上復曾參與被告下手行搶之過程，應有以被告之行為完成其與被告2人間行搶目的之意思，是證人丙○○與被告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乙事，堪可認定。縱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陳稱伊於偵查中因藥癮發作始為上開陳述云云，然衡情藥癮發作者因生理上之痛苦，其陳述應有混亂、斷續之情形，而證人丙○○於上開偵查中，除就被告於證人己○○所駕車輛內行搶細節均能清楚並詳細證述，且與證人己○○、丁○○就上開行搶過程之證述互核亦大致相符，有如前述外，其餘就其本身涉犯販賣毒品嫌疑之相關陳述亦條理分明，並可就其與相關販毒案件利害關係人間之關係於當次供述中詳細剖析（參偵㈠卷第71至74頁），是自其前後供述內容觀之，實非神智不清之人所能供陳，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於偵查中之陳述係因藥癮發作云云，顯不足採。是證人丙○○既與被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事前謀議行搶證人己○○，是渠等即係以強盜財物為其合同意思範圍，則無論被告與證人丙○○於行搶過程中使用何種手段，僅須最後達到至使證人己○○、丁○○不能抗拒，而取得其財物之合同意思目的，強盜犯行即應成立；亦即縱使證人丙○○事先就被告攜帶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乙事毫無所悉，然證人丙○○與被告謀議之目的即係行搶證人己○○，證人丙○○亦確係利用被告之上開手段，達成其與被告合同意思範圍即強盜財物目的之計畫無疑。參諸證人己○○、丁○○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丙○○於被告行搶過程中，均無任何實際阻止被告上開行為之行動或表示；且被告既因缺錢花用，尋求證人丙○○協助，並由證人丙○○提議以證人己○○為行搶對象，顯見渠等交情匪淺，渠2人又有上開強盜之共同目的，則證人丙○○於被告取出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時，或有驚訝，亦尚難認證人丙○○可能因心生畏懼或其他原因而不敢阻止被告，益徵證人丙○○對於被告以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壓制證人己○○、丁○○之強暴手段而行搶之行為，已有不違背己意之默示合致，是證人丙○○即應就被告持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以強暴方式至使證人己○○、丁○○不能抗拒而交付財物之行為，同負其責。再被告搶得證人己○○上開金項鍊1條後，隨即由被告與證人丙○○持往位於嘉義市○○路○○○號之金萬寶銀樓，將上揭金項鍊以35,600元之代價，變賣與不知情之證人即上開銀樓負責人鄭陳彩蓮，並由2人朋分變賣上開金項鍊之款項之事實，業據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核與證人鄭陳彩蓮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偵㈡卷第35至36頁），並有上開銀樓96年3月金飾買入登記簿1紙存卷可佐（偵㈡卷第36頁反面），是證人丙○○與被告有共同銷贓，並分得部分上開金項鍊變賣款項之事實，已堪認定。衡以被告如甘冒法律重刑制裁風險而獨力行搶，因本件所搶得之財物有限，衡情應無令被告分享其強盜犯行成果之理；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已證稱：被告一直叫伊找對象給他搶等語，而有可見被告透露強盜犯意予證人丙○○知悉之情形，顯見被告對證人丙○○有一定程度之信任度，渠2人交情應屬匪淺，證人丙○○當時即應無因害怕而屈從被告之理，況證人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復未曾證稱被告於銷贓時，有何以脅迫方式逼迫其共同前往銷贓之行為，是應認證人丙○○與被告共同前往上開銀樓變賣上開金項鍊並朋分所得之行為，係出於犯罪後分享所得之意，而非因被告威逼害怕所致至明。另證人丙○○與被告行搶後，於當日下午3時49分11秒至4時19分34秒間，證人丙○○所使用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曾插入證人丁○○遭搶之上開行動電話使用乙節，亦有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及卷附證人丙○○所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可稽（本院卷二第211至212頁，偵㈡卷第15頁反面至第17頁反面），苟非證人丙○○與被告事前謀議共同行搶，衡情證人丙○○於被告下手行搶後，理應避之唯恐不及，豈有於距離案發後不過數小時之久，即將其所使用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置入證人丁○○遭搶之上開行動電話使用之理？益徵證人丙○○與被告確有上開共犯之情形。至證人丙○○於上開行搶過程中，固曾向被告表示「都是認識的不要這樣」等語，而有證人丙○○、己○○及丁○○一致之陳述可據（本院卷二第101頁、第199頁），惟證人丙○○有與被告共同行搶之事實，既已堪認定，證人丁○○於偵查中亦證稱證人丙○○於上開過程中說話態度很平常（偵㈠卷第21頁），是證人丙○○之上開言語復可解為因其與證人己○○相識，行搶則已，然尚無進而傷害證人己○○等人之必要，而於被告取出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體後，勸阻被告勿進而以之傷人之意，尚無從僅以此認定證人丙○○未與被告共同為上開犯行，併此指明。
㈤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證人丙○○強盜所得物品中，尚有安
非他命2小包，然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係證述：伊不知道證人己○○有無交付安非他命給被告，證人丙○○、己○○於本院審理中，則均證稱被告進入證人己○○所駕車輛後，證人己○○即將安非他命2小包交付與被告，被告收受後始取出槍枝等語（本院卷二第102頁），是均無從認定證人己○○交付安非他命2小包，係出於被告之上開強暴行為，自難認上開物品亦屬被告與證人丙○○強盜所得之物，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與證人丙○○共同謀議以證人己○○等為對
象下手行搶，復於行搶過程中基於犯意聯絡，由被告持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以強暴手段使證人己○○、丁○○2人不能抗拒而交付手機3支，並由被告取走證人己○○之金項鍊及其所駕車輛上之零錢等事實，至為明確。至被告否認犯行之原因多端，非必因其坦承犯行將影響與他罪所處之刑之應執行刑，始有否認之可能；而販毒之人於一般人之認知下通常因販售高價之毒品而身懷現款，是無論被告本身有無施用毒品之行為，其與證人丙○○擇定涉有販毒行為之證人己○○下手行搶，以求搶得較多財物，亦屬合理，與被告本身是否施用毒品無關。且被告本件犯行有上開證據足資證明，既如前述，自難僅以被告另犯他罪之應執行刑已達有期徒刑應執行刑之上限30年，無故為否認本件犯行之必要，或其未沾染毒品，不可能行搶販毒之人云云，即遽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其上開所辯均無非臨訟飾卸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強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按強盜罪之強暴、脅迫，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使其喪失意思自由，或使被害人身體上、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為已足，縱令被害人實際無抗拒行為，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317號、30年上字第302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持以抵住證人丁○○頸部之金屬物品，雖未據扣案，然該物品在外觀上與手槍相似，已如前述，客觀上自足使證人己○○、丁○○因懍於該等物品可能具有之危險性而不敢抗拒，且被告除於證人己○○、丁○○座位後方驟然取出上開外觀類似槍枝之物品外，復進而以上開狀似槍枝之金屬物體直接抵住證人丁○○頸部，是綜合被告與證人丙○○強取財物之前後整體過程之具體情狀以觀，渠2人上開所為客觀上已足使證人己○○、丁○○認知渠等之生命安全面臨立即且直接之危險，導致其意思自由完全受到壓制，而於此等情狀下交付手機3支與被告，並任令被告取去證人己○○所配戴之金項鍊及所駕車輛內之零錢至明。另按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或行搶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被告持以為上開犯行之外觀上類似手槍之物品為鐵製之金屬物品，業據證人丁○○結證在卷，已如前述，是上開物品雖未扣案，然既為金屬材質，復足以握於被告手中而呈現槍枝之樣貌，亦必有一定之大小，當屬質地堅硬、沈重之物，若持以攻擊人體，自能成傷，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可供作兇器使用無訛，辯護意旨以上開物品未經扣案，無從判斷其重量、材質，難認屬兇器云云，即非可採。是被告持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可供兇器使用之上開金屬物品1支，實施本件上開強盜犯行，核其所為應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攜帶兇器強盜罪。被告與證人丙○○就上開加重強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與證人丙○○係於同地且密切接近之時間內持續實施上開強暴行為，而取被害人之物及使之交付財物，在時空上具有緊密關係，應認其等主觀上係出於單一強盜之意思決定，而評價為1個強盜行為始屬合理；而被告與證人丙○○係對證人己○○、丁○○行搶，屬以1行為觸犯2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加重強盜罪處斷。再被告前曾受如事實欄所述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加重強盜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竊盜、搶奪等多項財產犯罪前科，猶不知悛悔，且其正值青壯，仍不思循正途取財，僅因一時缺款花用，即持外觀類似槍枝且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物品進行強盜，顯見其漠視法紀，對社會治安及民眾財產安全非無相當之危害，犯後復矢口否認犯行，未賠償被害人己○○、丁○○所受之損害，態度不佳，兼衡其所搶得財物之數量、犯罪過程中未傷害被害人生命或身體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又被告所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雖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定適用該條例之基準時點即96年4月24日以前，惟其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且其宣告刑業已超過1年6月，參諸上開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之規定，即無從適用上開條例予以減刑。至被告持以為上開強盜犯行之外觀上類似槍枝之金屬物品，因未據扣案，無證據證明係具殺傷力之違禁物，且被告亦未供稱上揭物品為其本人或共犯丙○○所有，自無從宣告沒收之，均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0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第55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8年5月13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蔡奇秀
法官林欣玲法官蔡盈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陳玉芬中華民國98年5月13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0條第1項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加重強盜罪）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