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182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9月29日
裁判案由：搶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八二六號
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右列被告因搶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八六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其同居男友乙○○（另經他案併案審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許，由乙○○騎乘其所竊得牌照ＸＧＥ－０三三號之機車並附載丙○○，至高雄市○○區○○路與仁智街口時，見被害人甲○○獨自在該處行走，乙○○即出手奪取 楊女 所有內含現款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元等物之皮包一只，得手後逃逸時，倉皇撞及路旁之某貨車而倒地，旋為路人 陳軍瑋 與警合力將彼等逮獲。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搶奪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五十二年臺上字第一三００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字八六號分別著有判例足供參照。
三、本案公訴人認被告丙○○有前揭犯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訊中之自白、被害人甲○○、證人陳軍瑋於警訊中之指述及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丙○○堅決否認有右揭犯行，辯稱：當天乙○○說要帶我去兜風，但我並不知他要去做什麼，我們騎機車到 雪莉 舞廳時，不小心機車右手把勾到一個人之皮包，後來騎走撞到貨車倒下，才被說搶奪，我完全不知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雖在警訊中有說：「我們沒有分工，搶奪的財務要買奶粉給小孩喝」，惟亦有說：「我只是陪乙○○出去，我不知乙○○要搶奪」等語，上開陳述顯不一致，難認被告已在警訊中已有自白；而證人陳軍瑋於警訊中雖稱：「‧‧‧看到二人騎一部重機車搶奪被害人皮包後要逃跑時撞車跌倒，伊上前抓住嫌犯乙○○，警方到達時交給警方，警方在現場抓到另一名嫌犯丙○○」等語。然證人即共同被告乙○○則到庭結證稱：當天我是要來法院開庭，我與丙○○騎車到雪莉舞廳前，丙○○說要喝飲料，我才逆向行駛，因而臨時起意搶錢，但搶錢是要買奶粉，我是用右手搶甲○○的皮包，她大叫一聲，我一時緊張，才去撞貨車；我不敢讓丙○○知道我要搶奪等語。證人即被害人甲○○亦到庭證稱：當天我是走路，我皮包背在左肩，這時有一男一女騎一輛車子過去，當時我走在仁智街中間，我皮包側背，他們騎車騎得很快，皮包如何被他們拿走，我不清楚，是用搶的或其他方式我不清楚，等我發覺時，他們二人已摔倒在地上，我便去拿我的皮包等語。是從上開證人陳軍瑋及乙○○之證詞以觀，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丙○○有搶奪被害人甲○○皮包之犯行，或任何與搶奪行為有關之分工；而上開被搶奪之物品係皮包一只，衡情被告丙○○與乙○○若有犯意之聯絡，乙○○應將搶奪到手之皮包丟給機車後座之丙○○，而不應掛於機車右把手，致其機車不穩撞及貨車倒地被抓，或應單獨搶奪，不應多載丙○○增加重量成為搶奪行動之累贅。是乙○○上開證稱其是臨時起意搶奪，被告丙○○不知情一節，尚堪信採。
（二）綜上，公訴人所憑認定被告犯罪之警詢中之自白、被害人甲○○、證人陳軍瑋於警詢中之指述及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份，尚難認定被告丙○○與乙○○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為共同正犯，且均無可採為被告有罪之證據，苟無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證明被告與乙○○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斷然憑被告僅坐於乙○○之機車後座，即以搶奪罪之共同正犯相繩，揆諸前開規定及判例意旨，依罪疑從輕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有利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劉建利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洪生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