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89年上更(一)字第62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7月20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更(一)字第六二七號
上訴人台灣 桃園 地方法院檢查署檢察官被告乙○○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八七六號，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四六七七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 田萬 （另行審結）係勇嘉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勇嘉公司）之負責人，於民國八十三年間，向告訴人丁○○開設之安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億公司）承攬位於桃園縣桃園市崁子腳一二一之四地號 夏卡爾 住宅群之板模工程，乃向被告乙○○購買總價新台幣（下同）二百零九萬零三百元之木料，嗣八十四年七月間，因田萬經營不善無力支付上開款項，竟與乙○○基於共同之概括犯意，在不詳地點，由田萬開立到期日各為八十四年四月十日、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八十四年五月十日，付款人各為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八德分行、中央信託局桃園分局、中央信託局桃園分局，金額各為五十九萬一千三百元、七十五萬元、七十四萬九千元之支票三紙，由乙○○偽刻「丁○○」之印章，連續蓋於上開支票背面，並書立「夏卡爾」字樣，用以偽造丁○○之背書，並向 鄭某 提出民事追索，因認被告乙○○涉有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作為斷罪之資料，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証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五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訊據被告乙○○自始堅決否認前開犯行，辯稱田萬向其購買之木料係用於告訴人丁○○之工地，為確保債權，其乃要求支票須有業主之背書，田萬交付該三紙支票時，支票上已有丁○○之背書並已書妥「夏卡爾」字樣，後田萬無力支付貨款，經與丁○○協調，鄭某答應承擔田萬之負債，其始未立即向丁○○追索票款等語。
四、原審經查告訴人丁○○固否認前述三紙支票之背書為其所蓋印，惟此僅足認定該三紙支票之背書係屬偽造，參酌該三紙支票之發票人均為田萬之勇嘉公司，且又係由田萬開立後交付乙○○，再經以乙○○於偵查中書寫之「夏卡爾」三字與支票上相同字樣比對結果，二者筆順迥然有別，顯非由同一人所書寫，即難遽認支票之背書係乙○○所偽造者。次查出賣人為謀其價金債權之擔保，而要求他人在買受人出具之貨款支票上背書，以連帶負擔債務履行之責，在商場上至為慣見，且背書之目的既在增加債權擔保，自僅著重於背書人之資力，從而就出賣人而言，袛要其認資力相當，不論背書人係以個人或以公司名義為之，其效果殆無不同。是以田萬出具之支票上縱僅蓋有業主安億公司負責人丁○○個人名義之背書印文，揆諸前開說明，尚與商場慣例相符，即令該印文係田萬所偽造，亦無從據以認定乙○○與田萬間就此有何犯意連絡。再查證人即田萬所僱用，後自組企業社繼續完成前開工程之模板工人甲○○於原審調查時結證稱：（我們自組企業社繼續施工時，田萬）已不出面了，我們自組企業社後，乙○○也有去工地找丁○○談模板之事，丁○○說若工錢足夠發，用在工地之材料錢，「丁○○同意還乙○○材料錢」：：：（自組企業社時，工程進行到）一樓灌漿，約進行了將近一半之工程，（乙○○）每月初五及二十日都有到工地來，因我們工地欠他一百多萬材料款，田萬剛跳票時，乙○○曾來工地找田萬，乙○○、田萬及丁○○有在工務所談債務問題等語（見原審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訊問筆錄）。甲○○於另案（即乙○○告訴丁○○涉嫌詐欺案）調查中亦結證稱：有聽到（丁○○答應田萬清償未清之款項）：：：蓋到二樓時，乙○○有來說要來拿（模板）回去，當時乙○○有來找丁○○，他們在協議等語（見原審八十五年度易字第四二九六號案八十五年十月九日、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另證人即同為田萬僱用之模板工人丙○○於該案調查時結證稱：有聽到（丁○○答應田萬清償未清之款項）：：：我是負責叫料的，當時田萬已經跳票了， 戴世偉 （即告訴人僱用之工地主任）有同意叫料，我就打電話去乙○○之公司，但因跳票之關係，不太好叫，我就請戴世偉直接跟乙○○公司之人接洽，後來他們講好，料就來了，我也有簽收，是跟乙○○公司叫的料：：：當時乙○○與丁○○有協議，乙○○本來要接手做，丁○○說不用，但錢會付等語（同見該案原審八十五年十月九日、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訊問筆錄）。核與被告辯稱丁○○答應負擔田萬之欠款等語相符，再參酌田萬跳票嗣並匿避後，前開工地僅進行至一半，斯時被告所供應之模板仍屬堪用尚具有相當市場價值，設若告訴人未曾與被告有過協議，使被告認其債權可獲確保，何以其未曾立即取回堪用之模板抵債，而任令告訴人之工地繼續使用直至完工該模板幾成廢料時為止？被告又何以同意繼續供應模板交告訴人之工地使用？再衡以被告甚且於每月初五及二十日至告訴人之工地，其目的若非欲催索材料款，何又頻繁至此？是綜據上開諸情，堪認被告辯稱告訴人答應承擔田萬之貨款乙節屬實，足資採信。查田萬跳票後，被告即曾隨即與告訴人、田萬共商債務事宜，況告訴人又同意代田萬清償舊欠，而既得有告訴人之承諾，是被告未立即向告訴人追索票款乃屬人情之常，又嗣田萬既已匿避無踨，追償無著，被告自僅得向告訴人追索票款，事屬當然，此均無何值啟疑竇之處。公訴人執被告未立即向田萬求償，且獨向告訴人追索票款二端，即遽認支票之背書係被告所偽造云云，洵非的論，自非可取。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有如公訴人所指犯行，依首揭法條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上訴意旨，無非謂：被告乙○○於偵查中當庭書寫之「夏卡爾」字樣，無論字形與字體均與上開支票背書之「夏卡爾」字跡相似，原審未予鑑定，即逕認二者迥然有別，尚有未洽，再者，被告乙○○係與同案被告田萬成立貨物供應契約，自始乙○○並無與告訴人丁○○接洽，故按理由田萬開立票據，真接交付被告乙○○以清償貨款，亦與常情無違。至於丁○○與 田萬二 人間如何給付款項，應屬二人間之相對關係，被告乙○○收受由丁○○背書擔保之票據，除非丁○○與田萬有特殊交情，事前願意承受雙重損失之危險，否則在商言商，此舉實與交易習慣不相符合。又該票據係於八十四年四、五月間屆期，員工合組企業社係於八十四年七月間，被告乙○○所收受之票據上如確有丁○○背書，大可向之求償取得款項，退出有爭議之契約關係以自保，又何須無端涉入？且如該票背書係事後屆期由丁○○所書立，亦係當面為之以昭公信，又何以會與丁○○筆跡「迴然不同」，故被告持以告訴丁○○涉犯詐欺罪嫌部分，業經判決無罪。再徵以原審判決所認定之被告事後在告訴人丁○○之工地出入頻繁，益徵其求償心切，是其因此一時失察罹犯刑章，擅自偽造背書用以控告丁○○以圖索取田萬積欠之款項，尚非無動機脈絡可尋，是被告犯行應堪認定。原審未查於此，即遽為被告乙○○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等語。
六、惟按被告確與田萬（另行審結）所屬勇嘉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勇嘉公司）往來，供應模板此有田萬負責簽收材料之工人甲○○於另案（即乙○○告訴丁○○涉嫌詐欺案）調查中結證稱：有聽到（即丁○○答應代田萬清償未清之款項）：：：蓋到二樓時，乙○○有來說要來拿（模板）回去，當時乙○○有來找丁○○，他們在協議等語（見原審法院八十五年度易字第四二九六號案八十五年十月九日、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又證稱：蓋到二樓時告訴人（乙○○）有來說要來拿回去，當時告訴人的確有來找被告（即丁○○）他們在協議，我認為被告一定有答應付貨款，否則告訴人豈有不來拿回模板之道理。（同上訊問筆錄）；，另證人即同為田萬僱用之模板工人丙○○於該案調查時亦結證稱：有聽到（丁○○答應代田萬清償未清之款項）：：：我是負責叫料的，當時田萬已經跳票了，戴世偉（即告訴人僱用之工地主任）有同意叫料，我就打電話去乙○○之公司，但因跳票之關係，不太好叫，我就請戴世偉直接跟乙○○公司之人接洽，後來他們講好，料就來了，我也有簽收，是跟乙○○公司叫的料：：：當時乙○○與丁○○有協議，乙○○本來要接手做，丁○○說不用，但錢會付等語（同見該案該院八十五年十月九日、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又證稱：當時告訴人和被告有協議，告訴人本來要接手做，被告說不用，但錢會付，（同上訊問筆錄）。而工地主任戴世偉亦於該案證稱：被告的確有叫我通知告訴人來拿模板，那是已經蓋好了，但模板只拆下來一部份，但因為模板量太大，田萬是在蓋到三樓時，才跑掉。在蓋好之前，告訴人有跟我們聯絡，當時，他並沒有講要把模板拿回去。我們最後一次叫料是五月底，當時田萬還沒有走，由田萬的現場負責人叫料，但我有向告訴人保證可以拿到貨款，告訴人才肯供貨，因為我們之前都只對田萬，後來田萬跑掉，告訴人擔心不肯供貨，我才保證，這次叫貨金額多少我不知道，但錢有付（同上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再證人甲○○於原審法院調查時結證稱：「我們自組企業社繼續施工時，田萬已不出面了，我們自組企業社後，乙○○也有去工地找丁○○談模板之事，丁○○說若工錢足夠發，用在工地之材料錢，丁○○同意還乙○○材料錢：：：自組企業社時，工程進行到一樓灌漿，約進行了將近一半之工程，（乙○○）每月初五及二十日都有到工地來，因我們工地欠他一百多萬材料款，田萬剛跳票時，乙○○曾來工地找田萬，乙○○、田萬及丁○○有在工務所談債務問題等語（見原審法院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訊問筆錄）觀之，被告乙○○辯稱田萬之帳丁○○有答應負擔其欠款應屬非盧。是丁○○在田萬所交付之支票上背書，以示負責之事，並無違商場之交易習慣。再本案支票三紙背面所書之「夏卡爾」三字經本院前審將丁○○及乙○○二人當庭所寫之字跡送法務部調查局第六處鑑定：是否與該二人字跡有相同者，惟該處函請本院前審補送該二人案發前書寫與「夏卡爾」字跡相關之平時筆跡原件多件（如小電話本、記事本等．．．）併同原送鑑資料再送，惟經本院前審請乙○○及丁○○二人補送，二人均表示並無相關資料可送，是無法完成鑑定，自亦無從自鑑定中獲得被告乙○○有偽造「夏卡爾」字跡之犯行，至丁○○之印文，因迄未發現印章扣案，自亦無從証明確係被告乙○○所偽造，；再參酌田萬跳票嗣並匿避後，前開工地僅進行至一半，斯時被告所供應之模板仍屬堪用尚具有相當市場價值，設若告訴人未曾與被告有過協議，使被告認其債權可獲確保，何以其未曾立即取回堪用之模板抵債，而任令告訴人之工地繼續使用直至完工？被告又何以同意繼續供應模板交告訴人之工地使用？再衡以被告甚且於每月初五及二十日至告訴人之工地，其目的若非欲催索材料款，何又頻繁至此？另查田萬跳票後，被告即曾隨即與丁○○、田萬共商債務事宜，丁○○又同意代田萬清償舊欠，已如上述，而乙○○復有告訴人之承諾，其未立即向丁○○追索票款乃屬人情之常，又嗣田萬既已匿避無踨，追償無著，乙○○自僅得向丁○○追索票款，事屬當然，此均無何值啟疑竇之處。公訴人上訴意旨執被告未立即向田萬求償，且獨向丁○○追索票款，即遽認支票之背書係乙○○所偽造欲以推測之詞欲入人罪云云自非可取。況本件丁○○之印文及「夏卡爾」之簽名，是否為偽造，除告訴人之指訴外並無證據足以證明，更無證據足以證明為乙○○所為，即令該印文係偽造或係田萬所偽造，亦無從據以認定乙○○與田萬間就此有何犯意聯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有如公訴人所指犯行，是公訴人上訴，自為無理由。
七、証人甲○○與丙○○於原審法院另案（被告告訴丁○○詐欺案）之証詞顯前後略有不一致，但不能以推測之詞入人於罪，揆諸前揭判例意旨，被告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証據，且系爭支票既係田萬所簽發，自係田萬所交付，被告是否立即向告訴人查証背書之真正，與其是否犯偽造文書罪等為二事，本院依卷証資料，認被告並無偽造背書之積極証據已如前述，上訴應予駁回，又背書既非被所為已如前述，被告自無明知而行使之問題，其餘各節，核無礙於右開事實之認定，無一一論列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覃正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戴章甫
法官黃金富法官林銓正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高柑柏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