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0年易字第27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6月06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0年度易字第275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志遠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59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葉志遠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志遠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99年8月11日前某假日，至 黃嘉誠 位在花蓮縣○○鄉○○村○○○街492之1號住處，向黃嘉誠探詢有關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貨車（價值新台幣〈下同〉12萬餘元）是否出售之事，黃嘉誠告知無意出售。嗣被告竟於同年8月11日中午左右與黃嘉誠電話連絡謊稱要請拖吊業者將該自小貨車拖去修理，後再於同日16時許至黃嘉誠上述住處，向黃嘉誠之父 黃祥林 謊稱要替黃嘉誠將上述自小貨車拖去修理，約2星期即送回該車云云，被告復持環保署委託報廢回收汽車、機車讓渡切結書向黃祥林謊稱拖吊該車去修理須簽名致黃祥林陷於錯誤而在該讓渡切結書上簽名，而將該車交由被告經由不知情之 李享倫 （所涉之詐欺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將該自小貨車拖至回收場回收，被告因而得款1萬5千元。嗣被告事隔約1星期左右，再與黃嘉誠電話連絡稱該自小貨車引擎無法修復，並謊稱有類似車輛要便宜出售予黃嘉誠，該自小貨車之零件則留至下1部車使用，致黃嘉誠陷於錯誤再匯3萬餘元予被告。嗣黃嘉誠久未獲被告交付車輛、復連絡無著，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其供述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亦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2年上字第657號判例闡釋甚明。末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有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足參。易言之，若行為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或未使用詐術，自難以詐欺罪責相繩。再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債務不履行之情形，苟無足以證明其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故意藉此從事財產犯罪之積極證據，仍不得僅以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認定債務人自始有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之犯意。
三、公訴人認被告葉志遠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係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述及告訴人黃嘉誠警詢及偵訊中之指訴、證人黃祥林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99年8月11日到告訴人家中，請告訴人父親黃祥林放行告訴人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並將前揭車輛交付予 龍駿 行李享倫報廢，李享倫因而交付伊15,000元，嗣後告訴人又向伊購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而給付伊3萬多元，伊嗣後並未交付該車予告訴人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是欠稅車且已無法行駛，因為告訴人想要向伊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所以用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與伊交換，並約定再補47,000元之車款給伊，伊去告訴人家裡牽車時也有向黃祥林解釋清楚是要將車號0000-0
0號自小貨車報廢回收，後來伊沒有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交付予告訴人是因為告訴人並未依約付清車號00-0000號之車款47,000元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99年8月11日下午4時許，有約同李享倫前往告訴人黃嘉誠位於花蓮縣○○鄉○○村○○○街492之1號住處，被告以電話與告訴人溝通後，由告訴人通知其父黃祥林放行，並由李享倫持「環保署委託報廢回收汽車、機車讓渡切結書」（下稱讓渡切結書）予告訴人之父黃祥林簽名，被告再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交由李享倫牽回 龍駿行 報廢回收，李享倫並當場給付被告15,000元。嗣後告訴人於同年月16日依被告指示將9,999元存入簡 朱佳佳 之郵局帳戶中，並於同年月17日以女友 吳滋曼 之名義與被告簽立以47,000元購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買賣契約；告訴人再於同年月31日將其所有之車號00-0000號福特六合FESTIVA-7U型自用小客車以12,000元賣予被告，用以抵償前開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價款；告訴人之母復於同年9月8日交付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價款5,000元予被告，由被告親自簽收，是告訴人係分別以上開方式給付被告車號00-0000號車款共計26,999元；告訴人又於同年9月29日匯款10,000元予車行老闆 陳紘育 作為繳納8H-2042號自小貨車過戶稅費之用，另於同年10月27日再匯款10,000元向陳紘育購買車號0000-00號車輛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嘉誠、證人黃祥林、陳紘育、 簡朱佳佳 於本院審理時分別證述明確，並有上開讓渡切結書、汽車買賣合約書2份影本、簡朱佳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99年8月歷史交易清單、陳紘育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00000000000000號99年9月至10月間之存款往來明細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77、103至109、133至134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二）告訴人黃嘉誠於99年11月22日警詢時僅指稱：被告於99年8月11日以電話與伊聯繫佯稱要將伊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拖回去修理，伊才同意要伊父親放行云云（見警卷第7至8頁）。全然未提及伊與被告後續尚有同年月17日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及同年月31日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買賣交易之情形。嗣於99年12月27日檢察官偵訊中，告訴人證稱：被告很熱心說要幫伊將車子送去修理，故於99年8月11日伊才會通知伊父親同意被告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拖去修理，隔約一個星期被告打給伊佯稱車號0000-00號的引擎無法修理，被告有另一台類似的車（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要便宜以45,000元賣伊，再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留起來當另一部車的零件車，所以伊又以匯款方式先付了3萬多元給被告，然而被告並未交付伊買的車，且未得伊同意即將伊所有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報廢回收等語（見偵卷第49至52頁）。告訴人至此始提及伊另有向被告購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情，而告訴人迄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始提出所有與本案相關車輛之買賣契約及付款憑證，並於審理中證稱：除了伊匯款給簡朱佳佳的1萬元（即指匯款9,999元部分），伊另外有以12,000元賣一台車號00-0000號福特小車給被告作為抵扣伊跟被告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價金，被告並到伊家拿了現金5000元，但被告都沒有給陳紘育，所以陳紘育不肯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交付伊等語（見本院卷第179至188頁）， 嗣經 詢以：既然尚未付足與被告約定之買賣車號00-0000號之價金，何以去向陳紘育過戶牽車？告訴人先證稱：伊當天有準備好5、6萬元，想說看差多少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復經質以何以與偵查中所述不同時，告訴人再改稱：被告在講到第2部車之前，還到我家拿走1萬元，因沒有單據，所以無法提出來，伊實際上已經付清該車價款了云云（見本院卷第192頁）。告訴人就其有無向被告購買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如何給付、已給付多少或有無付清價金予被告等節，前後所述已有不一，其指訴是否屬實，已非無疑。
（三）又證人即告訴人之父黃祥林於警詢時證稱：當時龍駿行的人員說車子要拖回去修理，需要2個禮拜的時間，叫我簽名，說「拖回去修理需要簽名才可拖吊」，並未解釋要我簽什麼云云（見警卷第1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則改稱：
被告和龍駿行的人員都「沒有跟我說車輛拖回去修理需要簽名才可以拖吊」，龍駿行的人員只有叫我簽名就好，沒有說簽名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就被告以何說詞要求伊簽名而施用詐術乙節，前後所證亦有不符，另經核閱告訴人所提出之「讓渡切結書」上黃祥林所簽具者除車主姓名外，尚有國民身分證號碼及聯絡電話資料，此為證人黃祥林所不否認，其雖證以：伊沒有注意看所以不知道伊所簽具的是讓渡切結書等情，然卻在未被要求出具身分證件之情況下，仍主動在字體顯較標題「讓渡切結書」為小之身分證編號欄位上填具完整之身分證號碼（見本院卷第103頁），是其所稱未注意看而在讓渡切結書上簽名等情，是否屬實，亦非無疑。
（四）再者，一般送修車輛乃在為車子經修復後能在道路上駕駛使用，告訴人亦證稱其係為將本案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修好後重新領牌等情（見本院卷第181頁）。惟查，車號0000-00自小貨車之牌照已於95年7月23日因逾期未定檢遭註銷，並積欠牌照稅、燃料費總計10,240元，另有罰鍰共計24,600元未繳乙節，有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區監理所花蓮監理站100年7月26日北監花字第1000008698號函暨所附之7885-GY自用小貨車之車籍、欠稅、異動查詢單及被告庭呈該車違規資料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4至46頁、第235頁），告訴人並另積欠銀行該車貸款20餘萬等情，此為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足見告訴人若欲修復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至領牌上路使用，除維修費外，尚須繳清稅捐、罰鍰共34,840元，並可能因積欠銀行車貸20餘萬元，而遭銀行強行取回該車清償。則告訴人是否有意願及能力再支付維修費，實非無疑。再佐以告訴人自承於同年月向被告購買車號00-0000號之車款僅47,000元，且已約定於99年9月7日前付清（見該車之汽車買賣合約），告訴人仍無力付清，而需被告同意緩衝分期給付（見本院卷第190頁），告訴人並另賣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予被告以抵付其中12,000元等情，可知告訴人連1次給付35,000元之能力均無（車號00-0000號車價47,000元減去另車抵扣12,000元等於剩餘車款35,000元），其如何有能力繳清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積欠之稅捐、罰鍰共34,840元之後，再另行支付修理費用？是告訴人所稱其係將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交由被告修理後再領牌使用云云，應非事實。復參以告訴人證稱：被告對伊自稱為龍駿行委外專門在找報廢車之人，伊喜歡買中古車，至少有五輛中古車報廢賣給龍駿行等情（見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衡情告訴人對於中古車輛維修、報廢之廠商及程序亦應知之甚詳，若其真欲修復車輛，應有熟識之修車行，豈有不事先就維修所需之零件、工錢估價，即在不清楚修復所需費用之情形下，隨意託付不甚熟識，自稱為報廢回收車輛之龍駿行委外人員之被告，再交付予不知名之修理廠修理之理？是依本案情節觀之，告訴人及其父黃祥林前開指述，既不無瑕疵，且與客觀證據及一般情理亦有不符，自難以此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此外，被告辯稱：告訴人在99年8月11日前某日就說要向伊買另一台車，所以伊才會要求李享倫在報廢回收前留下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的鋁合金鋼圈、車頂架及車頭燈，且伊在付了陳紘育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5,000元之定金後，有麻煩陳紘育車行的修車師傅，將車號0000-00號車上的鋁合金鋼圈、車頂架及車頭燈裝在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上，並因此另外付了6、7千元的修理費等語，核與證人李享倫於偵查及本院具結證稱：被告在8月11日當天有跟伊說這部拖走的車的部分零件，如車頭燈、車頂架、輪胎鋼圈及音響配備等，要拆下來裝在黃嘉誠買的車輛上，車子拖回去2、3天後被告有請師傅來拆零件帶走等語（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173、177、179頁）及證人陳紘育於本院審理中所證：被告大約在99年7月間，以定金5,000元向我調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並於同年8月間花費6、7千元維修後車尾門、擋風玻璃及烤漆，我有看到師傅在我車廠為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安裝車頂架及換輪胎鋁圈等語（見本院卷第201至211頁）互核相符。倘被告自始即無意交付告訴人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何需於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報廢回收之際特意囑咐李享倫預留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車上之車頭燈、車頂架、輪胎鋼圈及音響配備等零件改裝在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上，並花費上開定金及修理費用，由此足見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全然無據，亦徵被告與告訴人交易之始，確有依約交付告訴人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之意，而依告訴人庭呈之付款證明（見本院卷第104至109頁），縱含告訴人於99年9月29日匯款予陳紘育之過戶應繳納之稅捐10,000元，亦僅共36,999元，是被告辯稱：因告訴人未付清車款47,000元，故未交車等語，應堪採信。
六、綜上各節，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容或存有合理之懷疑，而無從證明被告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犯行，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本件應屬一般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糾葛，應由告訴人循民事訴訟程序謀求解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秀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1年6月6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李世華
法官湯國杰法官王凱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101年6月7日
書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