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選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4月13日
裁判案由：選罷法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3年度選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林雯澤律師被告甲○○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3年度選偵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甲○○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係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第二選區內之三重市 光明 里長，明知不得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定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為支持其友即上開選區登記號次為八號之候選人 朱俊曉 ，而使之得以順利當選，竟基於使有投票權人行使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於民國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同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一萬元予上開選舉有選舉投票權同為該里鄰長之被告甲○○，約定投票時圈選上開候選人；嗣因被告甲○○返回同市○○路○○○號7樓居處時，因年逾八旬，忘卻上開款項之來源，即於同日下午5時54分許，請其媳 李冬桂 以電話號碼為00000000之電話與使用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之被告乙○○聯絡，然被告乙○○僅語焉不詳而未明說上開款項之用途，為調查員執行通信監察時所發現。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會同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因認被告乙○○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被告甲○○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16
3號判決、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而依法治國家之刑事訴訟原則，檢察官除提起公訴外，尚須維持公訴，負有說服責任，其舉證責任之目的，係在充分證明被告確有如公訴所指之犯罪事實，從而其舉證責任應存在於刑事訴訟程序之全程，且於舉證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確信時，為終局的舉證責任未盡，是故，於公訴程序，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之蒐集、提出、及說服之責任，在於檢察官，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即明示其旨，至於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及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關於法院調查證據之規定，乃指法院應於訴訟當事人舉證之範圍內，依職權或聲請，循刑事訴訟法第164條以下關於證據調查之程序及方法而為調查，以將檢察官及其他當事人之舉證轉換為法院之證據認知，究明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非謂法院得逾越公正第三者地位，代檢察官蒐集證據，否則不啻破壞訴訟三方關係，衍生由法院證明被告犯罪，或檢察官與法院協同證明被告犯罪等嚴重悖反法治國家原則之結果，影響人民對於法院中立客觀之信賴，最高法院87年度臺非字第1號判決謂：「按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解釋上應不包括蒐集證據在內，其調查之範圍，以審判中案內所存在之一切證據為限，案內所不存在之證據，即不能責令法院為發現真實，應依職權從各方面詳加蒐集、調查。」，暨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謂：「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洵屬的論，可供參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犯前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被告甲○○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無非以「㈠被告乙○○於本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第二選區，係支持
其友即登記八號候選人朱俊曉之情，業經被告乙○○供述明確。
㈡被告甲○○收受上開一萬元後，因年紀大，而忘記上開款
項之來源，且請其媳即證人李冬桂以電話向被告乙○○查詢之情，業經被告乙○○、證人李冬桂一致 陳明 在卷，並有該日下午5時54分之電話號碼為00000000之電話與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號之通信監察譯文及本署93年度丙○博行監字第000439號通訊監察書影本各一件在卷為憑。
㈢本件被告乙○○與證人李冬桂上開電話內容為：
證人李冬桂：『喂！里長嗎？』被告乙○○：『是哩！』證人李冬桂：『我這邊印仔這兒你知道嗎？』被告乙○○：『我知道！』證人李冬桂：『我爸爸說你早上拿錢給他有吧？』被告乙○○：『嗯！』證人李冬桂：『他說那個不知道要作什麼他忘記了？』被告乙○○：『我‧‧‧我‧‧‧我‧‧‧我‧‧‧我明證人李冬桂：『啊？』被告乙○○：『我明天再過去啦，好啦！好啦！』證人李冬桂：『這樣喔！明天再告訴他嗎？』被告乙○○：『酣啦！酣啦！』證人李冬桂：『好！謝謝。』足見被告乙○○交付一萬元予被告甲○○之目的，顯非合法，如係合法，即得在電話中予以說明即可，自無語焉不詳而未立即明說上開款項之用；佐以被告乙○○於本屆立法委員選舉係支持其友即上開候選人朱俊曉，則被告乙○○交付上開一萬元予被告甲○○之目的，當係為約定被告甲○○於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以圈選上開候選人。
㈣被告乙○○有因『三千宮』廟宇定於農曆9月27日（經查
國曆係93年11月9日）舉辦盛會而有捐獻香油錢一萬元之情，雖經被告乙○○供稱明確，核與卷附經警查訪『三千宮』後所拍攝照片中有乙○○捐獻一萬元及93年11月6日感謝狀之內容相符；然被告甲○○有無代被告乙○○先墊付上開捐獻一萬元之情，被告甲○○於93年11月26日上午偵查初訊時供稱：『（問：有替乙○○出過陣頭的錢或添油香的錢？）沒有，而添油香的錢是我自己添油香的錢，我沒替他出過添油香的錢』等語明確，顯與被告乙○○辯稱：『因前甲○○有代其墊付添油香錢一萬元』云云不符。
㈤又被告甲○○固於93年11月26日下午偵查複訊時有翻異前
供辯稱：『乙○○拿一萬元給我是要我幫他添油香的，我已經幫他添油香』云云，但訊以此款項係何時墊付、交付何人與墊付時乙○○是否在場等情，被告甲○○係供稱略以：其係於農曆9月27日代乙○○添油香，錢是交給一個姓簡的，有開收據云云。被告乙○○則供稱甲○○是農曆
7月27日前二日為其墊付一萬元油香錢，款項係交與丁○○，當天有收據，其是時在場云云。而經警訪查『三千宮』主委 林阿奎 陳稱：93年11月9日為『三千宮』盛會，乙○○曾聯繫甲○○因無法前往參拜，而由甲○○代捐獻香油錢一萬元云云；訪查『三千宮』總務 李鴻文 陳稱：『乙○○曾聯繫甲○○因事無法前往參拜，由甲○○代捐獻香油錢一萬元，我知道此事，因為是我開立收據給乙○○由甲○○代收領。』云云，顯見 上開人 等對被告甲○○有代被告乙○○墊付一萬元香油錢，係何時墊付、交付何人與墊付時乙○○是否在場等情，所供均不一致；足認被告乙○○、甲○○辯稱：『甲○○有代乙○○墊付一萬元之香油錢，而本件乙○○交付甲○○之一萬元係為返還上開款項』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均不足採信。」等情，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乙○○固坦承於93年11月間係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第二選區內之三重市光明里長，其於該次選舉係支持其友即上開選區登記號次為八號之候選人朱俊曉，且其曾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予上開選舉有選舉投票權同為該里鄰長之被告甲○○，且其於同日即93年11月21日下午5時54分許，接到被告甲○○之媳婦李冬桂以電話號碼為00000000號之電話與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號聯絡，李冬桂在電話中問其上開一萬元係做何用，其並未當場回答，而在電話中答稱略以俟明日再過去被告甲○○之上址住處當面告訴被告甲○○等情；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93年11月間係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第二選區內之三重市光明里鄰長，其有投票權，且其曾於93年11月21日下午
3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自被告乙○○收受現金一萬元後，其將該等現金一萬元帶回臺北縣三重市○○路○○○號7樓的居處，因其係八十多歲之老人，容易忘記事情，致忘記上開款項之來源，而於同日即
93年11月21日下午5時54分許，請其媳婦李冬桂以電話號碼為00000000號之電話與被告乙○○所使用之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號聯絡，李冬桂在電話中問被告乙○○上開一萬元係做何用，被告乙○○並未當場回答，而在電話中答稱略以俟明日再過去被告甲○○之上址住處當面告訴被告甲○○等情。惟被告二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涉犯上開賄選之交付賄賂與投票受賄罪嫌，被告乙○○辯稱：「因之前被告甲○○曾幫我代墊一萬元給『三千宮』廟宇之『宮務』丁○○，以作為該宮 董府 王爺聖誕添香油錢之用，故我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給被告甲○○，係做為返還之前他曾幫我代墊一萬元之添香油錢之用，此筆款項絕對與賄選無涉。
」等語。被告甲○○辯稱：「因之前我曾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給『三千宮』廟宇之『宮務』丁○○，以作為該宮董府王爺聖誕添香油錢之用，故被告乙○○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給我，係做為返還之前我曾幫他代墊一萬元之添香油錢之用，此筆款項絕對與賄選無涉。」等語。
五、經查：
甲、證據能力部分：㈠被告乙○○之選任辯護人質疑上開被告甲○○之媳婦李冬
桂與被告乙○○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並無監察同意書而不具有證據能力部分：
按「（第1項）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二刑法第
143條第1項、．．．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
1．．．，（第2項）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定有明文。因上開被告甲○○之媳李冬桂與被告乙○○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係根據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鄭鑫宏以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有監察其相關通訊之必要，而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經該署檢察長 凌博志 判行在案，此有卷附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通訊監察書（稿）與通訊監察書附表（稿）各一紙可稽（見偵查卷第120至121頁），且被告二人所涉犯賄選之交付賄賂與投票受賄罪嫌，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之規定，係屬於得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範圍，則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鄭鑫宏以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有監察其相關通訊之必要，而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對於被告二人之電話實施監聽，自屬合法。故執行監聽機關對於被告甲○○與被告乙○○之電話實施監聽之結果，於93年11月21日下午5時54分許，經執行監聽之機關監錄得被告甲○○之媳李冬桂與被告乙○○上開在電話中之通話內容，並被翻成卷附通訊監察譯文（見偵查卷第10至19頁），揆諸上開說明，此等通訊監察內容既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依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該等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而得為證據（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之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該規定之反面解釋，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係依法定程序取得證據者，該等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故被告乙○○之選任辯護人質疑上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並無監察同意書而不具有證據能力之辯解，並不足採。
㈡卷附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於93年11月26日下午2時
10分許，訪查「三千宮」廟宇主委林阿奎與總務李鴻文，所製作彼等證詞之查訪報告表部分（見偵查卷第102至
103頁）：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警方訪查「三千宮」廟宇主委林阿奎與總務李鴻文，所製作之查訪報告表，內容係屬於林阿奎與李鴻文在審判外之言詞陳述，且公訴人亦質疑該等證詞之證據能力（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第21頁），揆諸上開規定，警方所製作林阿奎與李鴻文證詞之查訪報告表部分，就欲以之直接或間接證明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成立與否的情況，應無證據能力，然並不影響上開卷附查訪報告表得作為「彈劾證據」，即得以之作為彈劾被告或證人供證可信度之證據，當無疑義。
㈢證人 陳慧珍 與李冬桂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調查時所為之證述：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按「（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按指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本案公訴人係以卷附起訴書所載之證人李冬桂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調查時所為之證詞，作為證據方法之一，而被告二人與選任辯護人對於上開證據方法之證據據能力咸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94年1月20日準備程序筆錄），復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又本院提示證人陳慧珍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調查時所為之證詞予公訴人、被告及選任辯護人，並問彼等對於該等證詞有何意見時，彼等均答稱：「沒有意見」（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並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證詞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人陳慧珍與李冬桂在調查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得為證據。
乙、得心證之理由：㈠被告乙○○係「三千宮」廟宇管理委員會之副主任委員，
其如何因董府王爺聖誕將於93年11月9日（農曆9月27日）舉辦盛會，而於93年11月6日上午至位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捐礦泉水與椅子予「三千宮」廟宇，當時在該「三千宮」廟宇擔任「宮務」一職之丁○○即向被告乙○○說：「大家都有捐獻金，以慶祝董府王爺聖誕，你是副主委也要捐一下。」等語，被告乙○○答稱其沒有錢等語，此時在「三千宮」廟宇泡茶之被告甲○○即稱其要幫被告乙○○先墊款，幫被告乙○○捐獻金給「三千宮」廟宇等語，隨後被告甲○○果真於當日下午至該廟為被告乙○○捐一萬元之香油錢，由擔任「宮務」之丁○○親收後，開立收到「乙○○」一萬元獻金之感謝狀，並在該狀「經手人」欄上簽上「廟公」 簡慈環 的「簡」字，事後丁○○將上開感謝狀之一聯撕下交予被告乙○○，另一聯則留存在「三千宮」廟宇等情，業據證人即自92年年尾至今，均在「三千宮」廟宇擔任「宮務」一職之丁○○在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明確（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此外，並有「三千宮」管理委員會發給信眾之董府王爺聖誕千秋慶典活動表之請帖，暨感謝「乙○○」捐款一萬元獻金之感謝狀，與警方至「三千宮」廟宇所拍得被告乙○○有捐獻一萬元之信眾捐款情形公告各一件在卷足憑（請帖見本院卷；感謝狀見偵查卷第107頁；信眾捐款情形公告見偵查卷第104至106頁）。觀諸上開卷附請帖之記載，被告乙○○確係「三千宮」廟宇之副主任委員，而丁○○確係該廟之宮務，且「三千宮」董府王爺聖誕確係93年農曆9月27日（國歷11月9日）；再觀諸前開卷附感謝狀之記載，董府「三千宮」確係於93年11月6日收到被告乙○○所捐獻之一萬元等情，足徵證人丁○○前開有關其係「三千宮」之宮務，其曾收到被告甲○○幫被告乙○○所代墊之捐獻一萬元香油錢，故曾開立感謝狀予被告乙○○等情之證詞，並非無稽。 益徵 被告二人前開有關因被告甲○○曾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之香油錢，故被告乙○○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予被告甲○○，係為了返還被告甲○○之前幫被告乙○○所代墊之香油錢一萬元之辯解，信而有徵，洵非無據。
㈡雖被告甲○○於93年11月26日上午在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初訊時供稱：「（問：有替乙○○出過陣頭的錢或添油香的錢？）沒有，而添油香的錢是我自己添油香的錢，我沒替他出過添油香的錢」等語（見偵查卷第31頁反面）。且公訴人在訊問被告甲○○後於同日即93年11月26日，將其交予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詢問時，被告甲○○亦供稱略以未曾幫被告乙○○代墊過香油錢一萬元等情（見偵查卷第72至77頁）。然被告甲○○係00年
0月00日生，業經本院核閱其資料記載在審判筆錄（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足徵被告既係年約八十二歲之老人，其記憶或有不清，並無有何違背常情之處。況被告甲○○經常忘東忘西一節，亦經證人即其媳陳慧珍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調查時證述在卷（見偵查卷第38頁）。參以，被告甲○○曾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三千宮」廟宇，收受被告乙○○所交付之現金一萬元後，被告甲○○返回臺北縣三重光明路117號7樓居處時，旋即忘卻上開款項之來源，即於同日（93年11月21日）下午5時54分許，請其媳李冬桂以電話號碼為00000000之電話與使用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之被告乙○○聯絡，以查詢上開一萬元款項之用途為何等情，業經被告二人在調查、偵審中供述明確，核與證人李冬桂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調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偵查卷第38頁），此外，復有李冬桂打電話向被告乙○○查詢上開一萬元款項用途為何之通訊監察譯文在卷足佐（見偵查卷第10至12頁）。足徵被告甲○○確因年紀過大，而容易忘記事情，以致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收受被告乙○○所交付之現金一萬元後，不到三小時之時間，就已忘記被告乙○○交付前開現金之目的為何，而要其媳婦李冬桂打電話向被告乙○○查詢，益徵被告甲○○頗有可能於93年11月6日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之香油錢後，在時隔二十天左右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初訊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詢問時，因記憶不佳，而供稱略以其沒有幫被告乙○○出過陣頭的錢或添油香的錢，然尚難以被告甲○○上開記憶不佳之供述，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二人之認定。
㈢另有關被告甲○○幫被告乙○○代墊香油錢，而由被告甲
○○交付現金一萬元予丁○○時，被告乙○○究否在場一節，證人丁○○固在本院結證稱略以：當時被告乙○○並不在場等語（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第11頁），與被告乙○○在本院所供稱之當時彼亦在現場等語（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第14頁、第15頁），固有所不符之處。然按審理事實之法院於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仍應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不可信。又證人對於事實之細節，所述固有渲染、誇大之處，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仍與真實性無礙時，尚非不得予以採信；另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不符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仍得依證據法則，本於自由心證予以斟酌，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取捨判斷無從認為確實有違日常客觀之經驗法則，自不得指為違背法令，有最高法院81年度臺上字第5303號判決及82年度臺非字第141號判決可參。再證人就同一事實之陳述前後略有出入此乃各人之記憶不清，或細節未交待清楚，或其描述用語不同，省略片段情節，或記錄之詳簡有異所致，倘其主要陳述一致，即尚難因其細節稍有紛岐即將全部證言捨棄不採，亦有最高法院73年度臺上字第3998號判決可參。是公訴人以被告甲○○幫被告乙○○代墊香油錢，而由被告甲○○交付現金一萬元予丁○○時，被告乙○○究否在場一節，被告乙○○與證人丁○○之供證並不相符合，遽認為證人丁○○之證詞全不可採，揆諸前揭說明，顯有未洽，即本院仍得將證人之上開證詞作一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因被告二人辯稱被告甲○○有先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之香油錢，被告甲○○將上開一萬元交予丁○○收受，故丁○○曾開立感謝狀予被告乙○○等情之基本事實，業經被告二人與證人丁○○供證明確，互核大致相符，並有卷附感謝狀、照片等文件可稽，迭如前述，縱有關被告甲○○將上開一萬元交予丁○○收受時，被告乙○○是否在場之細節，被告乙○○或與證人丁○○有供證不一之處，然此係因事隔四、五個月，人在時隔已久之狀況下，當無法注意該等細節所致，惟尚難以此細微與被告甲○○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香油錢之基本事實無關之點，遽謂證人之陳述均無一可採。故公訴人以上開無關基本事實之證人與被告乙○○之陳述有出入之處，而認證人前開有關被告甲○○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香油錢之證詞，全不可採，顯有誤會。㈣又公訴人在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雖記載略以：「
經警訪查『三千宮』主委林阿奎陳稱：93年11月9日為『三千宮』盛會，乙○○曾聯繫甲○○因無法前往參拜，而由甲○○代捐獻香油錢一萬元云云；訪查『三千宮』總務李鴻文陳稱：『乙○○曾聯繫甲○○因事無法前往參拜，由甲○○代捐獻香油錢一萬元，我知道此事，因為是我開立收據給乙○○由甲○○代收領。』云云」等情，此固有卷附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於93年11月26日下午2時10分許，訪查「三千宮」廟宇主委林阿奎與總務李鴻文，所製作彼等證詞之查訪報告表可稽（見偵查卷第102至
103頁），且公訴人在起訴書與準備程序中亦均表示到底是由何人收受一萬元香油錢一節，證人李鴻文與被告之陳述亦有不符之處（見本院94年1月20日準備程序筆錄），上開卷附警方所製作之查訪報告表，就欲以之直接或間接證明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成立與否的情況，應無證據能力，然並不影響上開文件得作為「彈劾證據」，即得以之作為彈劾被告或證人供證可信度之證據，已如前述，然縱被告陳述之可信度或有可疑之處，惟被告二人前開有關因被告甲○○曾幫被告乙○○代墊一萬元之香油錢，故被告乙○○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時許，在「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予被告甲○○，係為了返還被告甲○○之前幫被告乙○○所代墊之香油錢一萬元之辯解，業經本院以證人丁○○在本院結證之證詞暨卷附請帖、感謝狀與照片等文件作為被告上開辯解尚非無據之依據，迭如前述，自尚難以前開卷附警方所製作之查訪報告表，遽認被告之辯解均不可採。
㈤雖被告甲○○於93年11月26日下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
調查站詢問後，再被解還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接受訊問，其在偵查中供稱略以：其先曾幫被告乙○○交付香油錢一萬元給一位姓「簡」的等語（見偵查卷第110至111頁）。經公訴人在本院審理時當庭詰問被告甲○○到底是將為被告乙○○代墊之一萬元香油錢交付給何人時，被告甲○○答稱略以：就是交付給在庭上之丁○○等語；公訴人再就為何其在偵查中稱係交給姓「簡」的，而在本院開庭時會供稱係交給丁○○等語時，被告乙○○答稱：「交給姓簡的，或交給丁○○都是一樣的，因為丁○○收一收會交給 顧廟 姓簡的」等語（見本院94年3月23日審判筆錄第14頁），足徵就被告甲○○之主觀認知，其認為丁○○既會將所收之香油錢交給姓簡的「廟公」，故其認為交給丁○○，就相當於交給姓簡的「廟公」，其始會在偵查中供稱係交給姓「簡」的等情，核與證人丁○○上開所證稱之其係幫「廟公」簡慈環收受香油錢，故其會在感謝狀「經手人」欄簽「簡」字等情之證詞，互核相符，足徵被告乙○○在偵查中有關幫被告乙○○所代墊之香油錢係交給姓「簡」的供詞，揆諸上開說明，並無有何違背常情之處，公訴人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並不足取。㈥抑且，退萬步言之，縱被告乙○○於93年11月21日下午3
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予被告甲○○，並非係為了返還之前被告甲○○幫其代墊之香油錢一萬元；或被告甲○○根本未曾幫被告乙○○代墊過任何香油錢，然從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得出被告乙○○交付系爭一萬元之款項予被告甲○○，是為了與被告甲○○約定在立委選舉時，投票支持候選人朱俊曉，蓋：
１、公訴人係以「被告乙○○與證人李冬桂上開電話內容為：
證人李冬桂：『喂！里長嗎？』被告乙○○：『是哩！』證人李冬桂：『我這邊印仔這兒你知道嗎？』被告乙○○：『我知道！』證人李冬桂：『我爸爸說你早上拿錢給他有吧？』被告乙○○：『嗯！』證人李冬桂：『他說那個不知道要作什麼他忘記了？』被告乙○○：『我‧‧‧我‧‧‧我‧‧‧我‧‧‧我證人李冬桂：『啊？』被告乙○○：『我明天再過去啦，好啦！好啦！』證人李冬桂：『這樣喔！明天再告訴他嗎？』被告乙○○：『酣啦！酣啦！』證人李冬桂：『好！謝謝。』足見被告乙○○交付一萬元予被告甲○○之目的，顯非合法，如係合法，即得在電話中予以說明即可，自無語焉不詳而未立即明說上開款項之用；佐以被告乙○○於本屆立法委員選舉係支持其友即上開候選人朱俊曉，則被告乙○○交付上開一萬元予被告甲○○之目的，當係為約定被告甲○○於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以圈選上開候選人」等情，為被告二人涉犯賄選之投票行賄與受賄罪嫌之主要依據。然從上開電話譯文中，被告乙○○固未在電話中告訴被告甲○○之媳婦李冬桂，有關其交付現金一萬元予被告甲○○之原因為何，然此或係電話吵雜，被告乙○○認為在電話中說不清楚；或係被告乙○○本想在翌日即去拜訪被告甲○○，屆時再說清理由即可；或係被告乙○○當時有急事，無暇在電話中告知李冬桂原委．．．，或係有其他原因所致，惟並不能以被告乙○○未在電話中告知李冬桂有關其交付上開一萬元予被告甲○○之目的為何，即遽行推斷被告乙○○交付上開款項予被告甲○○之目的，係為了與被告甲○○約定在立委選舉時被告甲○○應選朱俊曉候選人。故公訴人以被告乙○○未在電話中告知李冬桂交付款項之原因為何，且參酌被告乙○○在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係支持其友即上開候選人朱俊曉，而認定被告二人涉犯賄選之投票行賄與受賄罪嫌云云，尚嫌速斷。
２、按「（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第2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此即為證據裁判原則，這是證據規定的帝王條款之一，支配刑事訴訟法所有的犯罪事實之認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84年度第384號解釋，更肯認證據裁判原則之憲法位階；93年度釋字第582號解釋則更進一步認為此原則之核心內涵乃嚴格證明法則。「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從反面來看，既然有證據始能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則亦表示被告受到「無罪推定」之保護，在確認能夠認定其犯罪事實的證據之前，被告應受到無罪之推定，此即無罪推定原則之展現。況最高法院亦於90年9月4日開會檢討，決議廢止之前援用相當頻繁的「有罪推定」之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3706號判例：「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之犯罪證據，應從各方面詳予調查，以期發現真實，苟非調查之途徑已窮，而被告之犯罪嫌疑仍屬不能證明，要難遽為無罪之推斷」，益徵被告原則上是無罪的，不必自己證明無罪；法官只要被告罪證不足，即可判決無罪，不須窮盡調查之能事，才可判決無罪。
３、本案從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充其量最多僅得證明被告乙○○於93年11月間係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第二選區內之三重市光明里長，其於該次選舉係支持其友即上開選區登記號次為八號之候選人朱俊曉，且其曾於93年11月
21日下午3時許，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之「三千宮」廟宇，交付現金一萬元予上開選舉有選舉投票權同為該里鄰長之被告甲○○，又被告甲○○返回臺北縣三重市○○路○○○號7樓居處時，因年逾八旬，忘卻上開款項之來源，即於同日（93年11月21日）下午5時54分許，請其媳李冬桂以電話號碼為00000000之電話與使用行動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之被告乙○○聯絡，然被告乙○○僅並未在電話中明說上開款項之用途等情，惟並無法證明被告乙○○交付上開款項予被告甲○○之目的，係為了與被告甲○○約定被告甲○○在立委選舉時應選朱俊曉候選人等情。公訴人以被告二人與證人間，就被告乙○○交付上開款項予被告甲○○之目的，是否係為了返還被告甲○○之前先幫被告乙○○代墊之香油錢之供證，有關細節部分互有齟齬，而認上開款項並非被告乙○○返還予被告甲○○代墊之香油錢。然縱該等款項與香油錢無涉，公訴人亦並未舉證證明被告乙○○交付上開一萬元款項予被告甲○○係為了賄選之用，況從卷附李冬桂與被告乙○○之通訊監察譯文中，亦無法使本院得出被告乙○○交付上開一萬元款項予被告甲○○係為了賄選之用之心證，公訴人以被告乙○○未在電話中說明該等款項之用途，即遽謂被告二人涉犯賄選之投票行賄與受賄罪嫌，委無足取。
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被告二人所辯並無涉犯賄選之投票行賄與受賄罪嫌等情，洵有堪予採信之處，公訴人所舉事證，尚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乙○○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被告甲○○有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本院就其二人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農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4月13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陳恒寬
法官吳佳穎法官許必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金和國中華民國9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