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6年上易字第56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5月31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易字第566號上訴人即被告乙○○選任辯護人 林金鈴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1589號，中華民國95年1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檢察署95年度偵緝字第17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
一、乙○○明知其僅係受僱於天維印鐵製罐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維公司）擔任駕駛一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下同）94年7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向 劉富 瑱（原名甲○○）佯稱：伊係天維公司之股東，公司業務良好，欲自行開設公司，邀其入股新臺幣（下同）200萬元等語， 劉富瑱 因考慮自己之財力狀況及風險，並未立即應允，故與乙○○另約於臺北縣板橋市○○路某咖啡廳見面時，邀請友人 蔡三益 到場協助暸解乙○○所稱之投資事宜，詎乙○○仍接續訛稱：伊係天維公司之股東，另一家公司要移到大陸，伊打算跟朋友用1,200萬元把公司頂下來，因自己要負擔600萬元，故找劉富瑱投資，願將200萬元的股權轉讓給劉富瑱，每月可先給劉富瑱4萬元的紅利，其餘紅利待年終再作分配等語，惟因無法提出公司之資產負債表佐憑，劉富瑱遂予婉拒投資入股。乙○○見狀旋又改向劉富瑱接續誆稱：伊因資金不足，若其不願入股，可先借伊200萬元，俟資金到位後，隨即歸還，並表示可提供擔保等語，劉富瑱見此不疑有他，終信以為真，因而陷於錯誤，分兩次各交付50萬元予乙○○，由乙○○交付發票人為聖宗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聖宗公司），面額均為50萬元，發票日各為94年9月30日與94年12月30日之支票2紙予劉富瑱以為擔保；繼於94年7月27日乙○○與劉富瑱又約在同上址之咖啡廳，由蔡三益攜帶30萬元到場借予劉富瑱後再轉交乙○○，因乙○○仍無法提供公司資產負債表供劉富瑱查閱，遂由乙○○再親簽記載借款130萬元，應分別於94年8月8日、94年9月28日、94年10月28日依序清償30萬元、50萬元、50萬元之借據一紙，並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到期日各為94年9月28日、94年10月28日之本票2紙交予劉富瑱。嗣94年8月8日約定初次還款日屆至，乙○○延不清償，一再推拖，嗣94年9月28日第二次還款日屆至後，甚且避不見面。經劉富瑱查訪後，始悉上開支票發票人聖宗公司業已停業，經提示發票日為94年9月30日之支票後，才知早因存款不足列為拒絕往來，再詢以天維公司負責人 潘黃碧蓮 後，始悉乙○○僅係天維公司所僱用之司機，並非股東，始知受騙。
二、案經劉富瑱訴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固坦承曾向告訴人劉富瑱借款180萬元，然業已分別清償50萬元、4萬元、4萬元、30萬元及以所有土地由告訴人以84萬1千元承受，故僅餘7萬9千元未予清償；且其交付予告訴人之支票係向朋友以一紙3千元所購買，應該是所謂「芭樂票」，若於發票日前無法給付金錢將支票換回，則必將跳票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該180萬元之欠款是先前分次向告訴人借款3萬、5萬而累積下來的，當中有借有還，到後來伊在94年7月間有邀告訴人投資入股，但告訴人沒有答應，交付支票、本票各
2紙都是應告訴人之要求，餘款伊已積極與告訴人洽商中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劉富瑱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伊總共借給被告
130萬元，之所以同意借錢給被告是因為被告自稱是天維公司的股東，公司經營良好，才會分三次依序將50萬元、50萬元、30萬元借給被告，前兩次都是在台北縣板橋市○○路的某義大利咖啡廳以現金交付，當場只有伊與被告，第三次則有蔡三益拿來的30萬元，而發票日各為94年9月30日與94年
12月30日、票面金額各50萬元之支票2張，是在伊給錢後才拿到的，又因被告拿不出資產負債表，伊感覺不安，才要求被告加開票面金額各50萬元之本票2張，後來支票跳票始得知該發票人聖宗公司共有140幾張跳票等語（見原審95年11月29日審判筆錄第4至7頁），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因時間久遠，被告分幾次借款之次數已忘記。被告一開始借100萬元，後來又拿50萬元借給被告，期間被告曾還款20萬元，但因被告未拿出營利資料給伊看，才要求被告開立本票及支票做為保證等語（見本院96年5月17日審判筆錄）。核與證人蔡三益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伊曾看過被告2次，是在板橋的義大利咖啡廳認識的，因為告訴人說被告要開設製罐廠資金不夠找人投資，告訴人資金不夠，轉問伊有無意願，第一次是由被告說明公司的運作情形，被告說自己是天維公司的股東，另一家公司要移到大陸，被告打算跟朋友用1,200萬元把公司頂下來，伊自己要負擔600萬元，故找告訴人投資，願將200萬元的股權轉讓給告訴人，還答應每月先給告訴人4萬元的紅利，其餘紅利待年終再作分配等語，其等有要求被告拿資產負債表來，但被告無法提出，席間被告並未要求伊投資，後來伊第二次又前往同一咖啡廳時，有帶30萬元去給告訴人，當天被告還是無法拿出天維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所以告訴人才要求被告以支票、本票、借據來擔保等語（見原審95年11月29日審判筆錄第12至14頁），互核相符，此外並有告訴人提出之支票2張（發票日各為94年9月30日與94年12月30日，票面金額均為50萬元）、本票2張（到期日各為94年9月28日、94年10月28日，票面金額均為50萬元）、借據1件、臺灣票據交換所退票理由單1件等影本附卷可證，告訴人就借款之細節前後所述固略有不一，但就借款之餘額為130萬元，則均屬一致，且亦與證人蔡三益之證述，被告簽發之支票、本票及開立之借據金額相符，其指證自堪採信。
㈡被告並非天維公司之股東，僅曾在天維公司任職貨車司機一
節，業經證人即天維公司之負責人潘黃碧蓮於偵查中具結證述無訛，並有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公示詳細資料在卷可參，證人潘黃碧蓮更結證稱：被告係於94年間離職，伊雖不知被告為何離職，但知道地下錢莊及銀行都曾前來催債等語（見95年度偵字第10117號卷第14頁）；而證人劉富瑱、蔡三益於原審審理時亦均證稱：如知被告僅係天維公司之送貨司機，並非股東，不會同意交付金錢予被告等語（見原審95年11月29日審判筆錄第7、14頁），是被告以虛構之身分，向告訴人訛稱係天維公司股東，有意籌資買下公司經營等語為詐術，至為灼然；甚至於告訴人為求判斷真偽之際，更以明知無法兌現之支票交付告訴人佯為擔保，此亦據其於偵查中先稱：伊沒有支票，透過張姓友人幫伊拿的，未付任何代價云云（見偵字第1784號卷第11、2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又改稱：伊當時知道聖宗公司已經歇業，但迫於告訴人要求開票以求保障債權，乃透過報紙以一紙3千元買2張支票虛應故事，並自承知道買回來的是芭樂票等語（見本院96年4月2日準備程序筆錄第2頁），顯見被告對於支票自始即知無法兌現，卻仍交付告訴人以為債務之擔保，致告訴人錯誤益深，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以詐術取得告訴人財物後逃避追索之情，甚為明確。
㈢證人 翁文錫 於原審就被告財物狀況？替被告還給告訴人4萬
元是還什麼錢？還錢的時、地？等問題，均僅回答「我不了解」、「不清楚」、「忘記了」等語（見原審卷57、58頁），顯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被告冒稱公司股東於先，嗣又交付芭樂票以取信告訴
人，其自始即有不法詐取告訴人財物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至臻明確，上揭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殊無足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按被告行為後，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已於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以下簡稱修正前、後刑法），其中第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刑法修正施行後，自應適用該修正後之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634號、29年上字第964號判例意旨及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條第5款關於罰金刑之規定，業於94
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刑法施行法亦於95年6月14日修正增訂第1條之1，並均自95年7月1日起施行。關於罰金刑部分，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刑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1元（銀元）以上」。而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規定，就72年6月26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罰金數額提高2至10倍，其後修正者則不提高倍數，並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規定，以銀元1元折算新臺幣3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刑法第33條第5款所定罰金貨幣單位經修正為新臺幣後，刑法分則各罪所定罰金刑之貨幣單位亦應配合修正為新臺幣，為使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最高數額與刑法修正前趨於一致，乃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月26日至
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倍」。從而，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刑之最高數額，於上開規定修正後並無不同，惟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所定罰金刑最低數額，較之修正前提高，自以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有利於被告。
㈡被告行為時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易科罰金」。而該折算標準，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已於95年5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7月1日起刪除）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倍折算1日，則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00元即新台幣900元折算1日。惟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自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以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依前揭說明，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虛構身分，向告訴人冒稱係天維公司股東欲籌資買下公司經營權，並以明知無法兌現之支票交付告訴人佯為擔保，其雖先後多次向告訴人偽稱上情，告訴人亦分次給付金錢予告訴人，然被告應係基於單一行為決意，於時地密接之際所為，應僅論以接續犯即足。
四、原審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所有座落雲林縣○○鄉○○○段○○○○號土地（面積103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已由告訴人以841,000元承受，有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一紙在卷可憑（見偵緝1784卷第25、26頁），原審就此有關科刑之事實漏未審酌，尚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罪，固無足取，惟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素行尚可，以詐術取得他人財物，惡性非輕，惟已清償或抵償告訴人大部份款項（尚欠459,000元），及其教育智識程度，犯後猶否認部份犯行，略有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修正前第41條第1項、第33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修正前第2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美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6年5月31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許國宏
法官楊貴志法官朱光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王宜玲中華民國96年6月8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