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度上易字第1072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上易字第107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1月23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易字第1072號
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475號中華民國97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7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 吳政南 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96年3月7日10時許，共乘機車至屏東縣○○鄉○○村○○街○○號前，由吳政南下車徒手竊取不詳姓名者占有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1部（為乙○○所有，於96年2月16日7時許，在高雄縣○○鄉○○村○○路○○巷○弄○○號前遭不詳人士竊取），被告甲○○則在旁把風，得手後正欲離開之際，為警員當場查獲，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
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亦著有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可參。
三、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共同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甲○○自承係其搭載被告吳政南前往屏東縣○○鄉○○村○○街○○號前騎乘失竊機車等情，及證人 蕭銘輝 偵訊中之證詞為主要論據。
四、被告甲○○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原審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搭載被告吳政南之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偷機車，那天是吳政南打電話叫我載他去屏東縣○○鄉○○村○○街○○號前牽機車，他說他把機車放在那裡，而且之前他也有騎這輛機車載過我等語。
五、經查：㈠原審共同被告吳政南前於原審97年7月7日準備程序時供稱
：我承認起訴事實，是我自己偷的，我叫甲○○載我去現場，看到鑰匙在機車上，想要騎看看警察就來了，我看到警察就跑了等語（見原審卷第48頁反面），與被告甲○○自警訊至原審審理、本院準備程序之歷次辯解大致相符，衡情，倘被告甲○○確有與吳政南共同行竊犯行，吳政南豈有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被告甲○○脫免刑責之理？㈡證人即查獲警員蕭銘輝已於原審97年10月1日審理時結證稱
：當日10時許，甲○○騎1輛機車載吳政南到現場，吳政南站在贓車旁邊，一看到巡邏車來就逃跑了，甲○○和她的機車在贓車後面約1.5公尺處，她在講電話，甲○○在警局說失竊機車是吳政南的，是吳政南叫她載他去那裡牽機車，也有說吳政南曾用這台機車載她出去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66頁至第68頁），若被告甲○○果真有竊盜犯意，其理當於吳政南下車擬竊取騎乘該贓車時，在旁把風保持高度警戒，注意往來車輛，做好隨時逃逸之準備，然被告甲○○係在查獲現場與友人通電話，業如前述，顯見其並未處於警戒狀態，且巡邏警員到達時，被告甲○○在自己機車旁邊，如要逃跑，自可騎車揚長而去，較之吳政南容易逃逸，惟其並未有任何逃離現場或對被告吳政南示警之舉動，益徵被告甲○○對吳政南騎乘失竊機車一事，應無所悉，尚難僅以被告甲○○搭載吳政南至查獲現場一節，即認被告甲○○替吳政南把風，而有何竊盜行為之分擔，逕認其主觀上有與吳政南共同行竊之犯意聯絡。
㈢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實不足以證明被告甲○○
主觀上與吳政南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自難僅因被告甲○○前揭搭載吳政南之行為，遽認被告甲○○有將吳政南之竊盜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意思，而應負共犯之責。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甲○○確有公訴人所指前開共同竊盜犯行，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之基礎，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竊盜罪，自應為被告甲○○無罪之諭知。
六、原判決就被告甲○○部分，以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罪，而諭知被告甲○○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以㈠同案被告吳政南於96年3月29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是甲○○自己去牽機車」等語；㈡證人即查獲警員蕭銘輝於偵查中證稱：「是吳政南牽那一部機車，甲○○在旁邊」等語，其證詞雖與同案被告吳政南所述不盡相符，惟兩者就被告甲○○涉犯共同竊盜機車之罪嫌，均可供參酌。㈢被告甲○○於96年3月8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之後吳政南就被載走，約上午8點多，他又打電話叫我到佳冬火車站載他」等語，卻於97年3月2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自稱：「那天早上我在路上遇見吳政南，我才載他到現場」等語，其前後供述不一，且與其96年3月7日警詢時所述均大不相同，堪認其所述之可信度大有疑問。㈣被告甲○○於96年1月27日下午3時許，與某成年男子至屏東縣○○鎮○○路○○巷○○號共同竊取他人機車之事實，已由本署檢察官以96年偵字第
936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該案犯罪情節與本案極為類似，亦可供本案被告甲○○犯罪嫌疑之對照。㈤綜上所述，原審認定事實既有疑義，即難認原判決允當，請就被告甲○○部分另為適當之判決云云。然查：㈠原審同案被告吳政南於96年3月29日檢察官偵訊時，不僅陳述：「是甲○○自己去牽機車」等語，更供稱：「96年3月
7日早上10時許，甲○○沒有騎機車載我○○○鄉○○村○○街，當時我人在桃園工作，幫人家送貨。」等語（見偵查卷第17頁），然其於原審96年7月7日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承認起訴事實，當初我在我家叫甲○○載我去她家的後面，我和甲○○在那邊講話，因為當時我們是情侶，原本那台機車的鑰匙插在上面，我看鑰匙在機車上，我想騎看看警察就來了，我沒有跟警察說話，我看到警察我就跑了，當時甲○○騎他家的機車並坐在機車上面。我們被查獲時，我和甲○○感情不好，所以才說是和甲○○一起偷的等語（見原審卷第48頁背面），可見吳政南於偵查中所述，無非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㈡證人即查獲警員蕭銘輝雖於偵查中證稱：「是吳政南牽那一部機車，甲○○在旁邊。」等語，但其於原審97年10月1日審理時結證稱：當日10時許，甲○○騎一輛機車載吳政南到現場，吳政南站在贓車旁邊，一看到巡邏車來就逃跑了，甲○○和她的機車在贓車後面約1.5公尺處，她在講電話等語，可見證人蕭銘輝對於被告甲○○當時在案發現場之情形並未詳細描述，以致前後證述會有所差異，然以被告甲○○被警查獲當時在案發現場與友人通電話之情形觀之，吳政南下車擬竊取騎乘該贓車，其如在旁把風，理應保持高度警戒，注意往來車輛，做好隨時逃逸之準備，豈有閒情逸致與友人通電話？故證人蕭銘輝偵查中之證詞不足作為不利被告甲○○之證據。㈢被告甲○○除於97年3月2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那天早上我在路上遇見吳政南，我才載他到現場」等語外，其餘其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供稱：吳政南打電話叫我去載他到案發現場等語，且證人吳政南於原審96年7月7日準備程序供稱：
我承認起訴事實，當初我在我家叫甲○○載我去她家的後面等語（見原審卷第48頁背面），可見吳政南應係打電話給被告甲○○，而非在路上遇見甚明，故被告甲○○雖其前後供述不一，但仍不得僅以此作為其與吳政南為竊盜罪共犯之依據。㈣至被告甲○○於96年1月27日下午3時許，與綽號「 吳正義 」之成年男子，共同至屏東縣○○鎮○○路○○巷○○號共同竊取他人機車之事實，已由公訴人以96年偵字第936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有該簡易判決處刑書及判決書各1份在卷足憑，雖該案犯罪情節與本案極為類似，但被告是否參與犯罪，仍應就個案分別加以審酌，被告甲○○被查獲當時之詳細情形，已詳前所述，被告甲○○既未擔任把風，又未下手實施竊盜，何來竊盜之共犯？可見公訴人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被告甲○○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八、原審同案被告吳政南部分，已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減為有期徒刑7月，未據上訴，而告確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1月23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林正雄
法官陳啟造法官黃壽燕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98年1月23日
書記官梁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