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0年訴字第24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7月12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0年度訴字第242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平春42歲民.選任辯護人謝錫福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27
1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李平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未遂，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
一、李平春係 詹益君 之妻，且為 詹前漢 之繼母。詹益君於民國98年3月1日逝世後，李平春為領取詹益君之勞工保險死亡給付金（下稱勞保死亡給付金），明知亦為上開勞保給付金受益人之一之詹前漢，並未並同意將該勞保給付金全數匯入李平春所申辦之「臺灣企銀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亦未同意由李平春刻用其印章並蓋用於勞保死亡給付申請文件上，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及未經許可偽造印章、印文之犯意，於98年3月11日前某時，利用某不知情之刻印店員工，偽刻如附表一編號一所示「詹前漢」印章1顆，復於98年3月11日，由某不知情之友人陪同前往勞工保險局，並由李平春以其本人為申請人而填具「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並於「申請人印章」欄蓋用李平春之印章，再於給付方式欄勾選並填載「經協議後，請將喪葬津貼給付金額匯入 李平春君 帳戶，遺屬津貼（年金）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受領。」此一不實事項後，委由該不知情之友人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填具詹前漢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與被保險人之關係及通訊地址等資料，以陳報詹前漢亦為詹益君之受益人之一，並持李平春所偽造之前開「詹前漢」印章，在「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詹前漢之姓名旁偽蓋「詹前漢」之印文
1枚，以作為表填之「詹前漢」其人確為詹益君之子詹前漢無誤之人格同一性證明， 嗣旋 由李平春向勞工保險局承辦人員提交該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以此方式向勞保局承辦人員詐稱將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金全數匯入李平春之帳戶一事業經受益人協議，而申領共計62萬4,050元之勞保死亡付金，並足生損害於詹前漢作為詹益君之繼承人而可獲得勞保死亡給付金之權益。 嗣詹 前漢接獲勞工保險局死亡保險理賠補件書函後，親至勞工保險局詢問而查悉上情，並出具聲明書請勞工保險局延緩發放李平春所申請之勞保死亡給付，致李平春未能詐得前開款項而未遂。
二、案經詹前漢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
3、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證人詹前漢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證述，雖屬傳聞證據，惟該詢問過程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存在，上開證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係出於其自由意志。又證人詹前漢為詹益君之子，並自陳未曾同意詹益君之妻即被告李平春將詹益君之勞保給付金悉數匯入李平春個人帳戶，亦未曾授權李平春刻用其印章等語，是其證詞對認定犯罪事實之存否有其必要性。另查，本院審理中業已傳喚詹前漢到庭以證人身分作證，並准許被告對證人詹前漢當庭及先前陳述進行詰問，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在卷可考。即已賦予被告李平春對於前開證人對質詰問機會，因之，參諸刑事訴訟法159條規定之立法意旨原即在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以觀，證人詹前漢於審判外之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證述既已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交互詰問予以核實，且渠等於審判外之警詢中所為證述，復與渠等於審判中所為證述之意旨相符，是該審判外之證述屬傳聞證據之瑕疵，應已治癒，業可認非仍屬傳聞，而已無依該條規定排除之必要。
二、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存書證、物證等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開書證、物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其書證部分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均與本案具關連性，是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上開書證、物證等證據，均認有證據能力。
乙、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李平春固坦承如事實欄一所示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確為其所製作，該份文件上「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詹前漢之姓名、年籍、住所等資料及「詹前漢」之印文，均為其委託某不知情之友人所代寫、代蓋，其嗣並向勞工保險局提出該份文件以申領勞保死亡給付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偽造印章、印文及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詹益君的勞保死亡給付，是詹前漢同意全部讓我領取，我有經過詹前漢的授權。我所蓋用的「詹前漢」印章，是詹益君生前所刻的，印章上還有詹益君親手書寫詹前漢的姓名，並非我所偽造云云。惟查：
（一）被告李平春為詹益君之妻，並知悉詹前漢與前妻 鍾慧美 育有詹前漢、 詹珮琪 、 鍾佩儒 共3名子女。詹益君前於98年
3月1日死亡，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3條、第65條之規定，其配偶李平春及子女詹前漢、詹珮琪、鍾佩儒，均為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受益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李平春坦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詹前漢所證相符，並有詹益君之戶籍謄本、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勞工保險局99年7月20日保給命字第09910176870號函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再查，被告李平春於詹益君死亡後，為領取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金，於98年3月11日經某不知情之友人陪同前往勞工保險局，由李平春以其本人為申請人而填具「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並於「申請人印章」欄蓋用李平春本人之印章，再於給付方式欄勾選並填載「經協議後，請將喪葬津貼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遺屬津貼（年金）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受領。」後，委由該不知情之友人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填具詹前漢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與被保險人之關係及通訊地址等資料，並以李平春所交付之「詹前漢」印章在前開詹前漢之姓名旁蓋用「詹前漢」之印文1枚，以陳報詹前漢亦為詹益君之受益人之一，嗣旋由李平春向勞保局承辦人員提交該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而申領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金額之全數一節，復據被告李平春於檢察事務官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迭次陳明在卷，並有「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在卷可參，亦堪認定。是以，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李平春向勞保局申請將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金全數匯入其個人帳戶而由其1人單獨領取一節，是否係基於證人詹前漢之同意所為，暨前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上據以蓋用「詹前漢」印文之印章1顆之來源為何，又上開「詹前漢」印文1枚，究否係經詹前漢之同意或授權而蓋用。
（二）經查，證人即告訴人詹前漢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父親詹益君過世後，李平春有和我母親說希望可以領全部的勞保死亡給付，但我們家人當然不同意她做這樣的決定。父親過世後，大概喪葬事宜結束，過幾天就開始跟我的家人講說想要由她領保險金，但是沒有人同意她可以去領，治喪期間在李平春的車上，李平春只有跟我們談父親遺留下來的債務要如何處理。我於98年3到5月間，收到勞保局通知補件的函文，正確時間我已經不太記得。突然收到勞保局寄來的文件，所以我親自前往勞保局詢問，勞保局承辦人顏先生出示李平春所製作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給我看，我看到這份文件很驚訝，因為這份文件上面我的資料都不是我寫的，我也沒有同意過李平春由她去領取全部的勞保死亡給付，上面蓋的『詹前漢』印文也不是我的，我也沒有授權或同意李平春去顆我的印章，我才發現李平春未經我的同意就去申請勞保死亡給付，並且要將全部的勞保死亡給付金匯入她自己的帳戶，而且偽刻我的印章蓋用印文在前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所以我在勞保局出具了1份聲明書，就是卷附的98年5月11日聲明書，向勞工保險局陳明李平春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非屬於我的印章擅自申請勞保死亡給付，聲明書上面寫李平春擅自辦理『補件』程序，該『補件』應該是表達有誤，李平春是擅自辦理了勞保死亡給付的申請。我發現這個事實之後，有和李平春討論，李平春也是沒有辦法，只好依照原本的法律，依4分之1作繼承，之後我在98年5月27日另外提出1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向勞保局申請父親詹益君的勞保死亡給付，並且申請將勞保死亡給付金分別匯入我、詹珮琪、鍾佩儒及李平春的帳戶內，這份申請書上李平春的資料都是李平春自己寫的，後來勞保局是依照我的申請書，將勞保死亡給付金按比例分別匯到我們各自的帳戶。」等語明確，且有詹前漢所出具之98年5月11日聲明書、98年5月27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等件在卷可佐，又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共計62萬4,050元，嗣由勞工保險局依詹前漢於98年5月27日所提出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內容，而分別依比例匯撥至前開4人之帳戶，此有勞工保險局99年7月20日保給命字第09910176870號函等件附卷可憑。經查，證人詹前漢於被告李平春在98年3月11日提出詹益君勞保死亡給付申請後，於98年5月27日另行提出「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而該份申請書係以詹前漢為申請人，且其上李平春之資料均為被告李平春所親自書寫一節，亦為被告李平春所不否認，則被告李平春既於自行提出勞保死亡給付申請後，仍願在證人詹前漢所提出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列填寫個人資料，並依照4分之1之比例領取勞保死亡給付，是堪認證人詹前漢所證被告李平春於98年3月11日向勞工保險局所提出、由李平春本人領取詹益君全數勞保死亡給付金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實係在未經詹前漢之同意之下所為，經詹前漢發覺上情後，李平春始同意依4分之1之比例領受勞保死亡給付，而於詹前漢所製作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簽名一節，顯非子虛。
（三）至被告李平春固辯稱其1人領取詹益君全數之勞保死亡給付，係基於證人詹前漢之同意所為，而詹前漢既同意其具領勞保死亡給付金，其即認詹前漢亦同意其蓋用「詹前漢」之印章云云。惟查：
1、被告李平春於99年8月16日、99年9月17日檢察事務官訊問時辯稱：「我先生過世後，在98年3月11日申請死亡給付之前，我在桃園縣○○鎮○○路○○○號13樓D棟樓下，當面跟詹前漢說之前詹益君的債務都是我在還，希望詹前漢能同意讓我領全部的死亡給付，詹前漢也同意。因為詹前漢住我家的隔壁街，走路約10幾分鐘，我是打手機給詹前漢跟他說『過來談你父親過世之後的事情』，詹前漢就走到我家樓下跟我談。我就問詹前漢說，因為詹益君生前的債務都是我還的，所以死亡給付希望都是由我領，詹前漢說好，並沒有反對，是後卻反悔才對我提告。」云云；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則改稱：「這個我沒有申請之前，在我老公過逝後，詹前漢叫我去申請死亡給付，時間忘記了，地點是在我老公死亡的臺北殯儀館那邊。我知道詹前漢還有兩個妹妹，我只有問詹前漢1個人而已，他叫我去申請。」云云；於本院審理中另又改口陳稱：「詹前漢答應勞保死亡給付的錢由我來領的時間點是在詹益君葬禮結束之後，我開車載著他跟他兩個妹妹從台北要回桃園的途中，在車上我問他們，詹前漢同意我的，詹前漢說『好，給妳領』，當時他兩個妹妹也在車上但沒有講話。我有問過詹前漢兩次，在車上這是第1次。第2次是98年3月11日申請過後隔了大概1、2天，我有再跟詹前漢講，我在我住處樓下跟他說死亡給付我有去申請，他當時說『好，沒意見』，後來他回去之後，又打電話來說不行。這次是我打電話給詹前漢，叫他過來拿一些該交給他們的資料，商量債務、車子、喪禮費用如何處理，這次不是徵求他同意錢由我去領好不好，而是純粹跟詹前漢告知說我已經去申請了。」云云。揆諸被告李平春上開所辯，其就所稱徵得證人詹前漢同意而領取全數詹益君勞保死亡給付金額之過程，或稱係於98年3月11日申請死亡給付之前，由其打電話要求詹前漢前往其址設桃園縣○○鎮○○路○○○號13樓D棟住處樓下會面，並在該處向詹前漢要求由其1人領取全數勞保死亡給付，而獲得詹前漢之同意；或稱係於詹益君死亡後，其在臺北殯儀館詢問詹前漢，詹前漢即要求其前去申領勞保死亡給付，其雖知悉詹前漢另有兩位妹妹，惟其僅徵詢詹前漢1人之意見；或稱係在詹益君喪禮結束當日，其駕車搭載詹前漢、詹珮琪、鍾佩儒自臺北返回台北要回桃園之途中，在車上詢問詹前漢是否同意勞保死亡給付由其1人領取，而經詹前漢表示同意，嗣於98年3月11日申請勞保死亡給付後約1、2日，其在住處樓下係向詹前漢告知業已向勞保局申請勞保死亡給付，並非就其領取勞保死亡給付一事徵得詹前漢之同意云云，而就其所稱徵得證人詹前漢同意之時間、地點、在場人員此一單純而無混淆誤認之虞之事實，證述內容竟前後迥異、自相矛盾，是被告李平春所辯其曾詢問證人詹前漢是否同意由其領取全數勞保死亡給付，並確得證人詹前漢之同意一節，是否屬實，已難逕信。
2、況且，被告李平春於本院審理中自承：「詹益君過世後，還欠了一些私人債務大約100多萬，治喪期間我與詹前漢有碰面，詹益君的小孩都知道詹益君有這麼多債務。詹益君過世後，我有跟他的子女提到這些私人債務要如何處理，他們就說債務由我來還，財產沒有我的份。」、「詹前漢他們在我老公死後，告了我很多條，都是要我給錢，給扶養費、教育費，還有詹益君生前欠詹前漢的媽媽的錢。」等語明確。是以，證人詹前漢及其胞妹等人既於被告李平春與渠等談論詹益君所留債務之處理方式時，向李平春表明債務需由其償還，財產並無李平春的份，且嗣後更曾向被告李平春提出訴訟，而要求李平春支付扶養費、教育費及詹益君積欠前妻鍾慧美之欠款等款項，則更難認證人詹前漢有何竟於其與胞妹非僅無意將詹益君之財產分配與被告李平春，甚且要求被告李平春基於詹益君繼承人之地位而支付、清償扶養費、教育費及欠款之情形下，竟願同意將高達62萬4,050元之詹益君勞保死亡給付金由被告李平春1人全數領取之可能。
3、綜上，被告李平春所辯由其1人領取詹益君全數之勞保死亡給付金一事，係基於證人詹前漢之同意所為云云，非僅前後矛盾，且與常情相悖，堪認顯係臨訟杜撰卸責之詞，殊無足採。準此，益徵證人詹前漢所證其與胞妹及其母均未曾同意由被告李平春1人領取全數勞保死亡給付金一節，核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是以，被告李平春所製作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給付方式欄」所勾選並填載「經協議後，請將喪葬津貼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遺屬津貼（年金）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受領。」之內容，顯屬不實，且「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所蓋用「詹前漢」印文1枚亦非基於證人詹前漢之授權，更堪認定。
（四）再查，被告李平春於檢察事務官訊問時固辯稱：「詹前漢的印章是我先生請人刻的，何時刻、請何人刻的，我都不知道。他在生前只交代我說印章放在抽屜。印章、印文我沒有經過詹前漢的同意去蓋用，但是詹前漢的印章之前就放在我先生那邊，所以當詹前漢同意我去領的時候，我以為詹前漢有同意我蓋用他的印章。」云云；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辯稱：「印章是我老公刻的，因為上面有我老公寫自己的名字，印章現在在我身上。」云云；於本院審理中再辯稱：「『詹前漢』的印章還在我手上，就是我庭呈的這個印章，印章尾端有詹益君書寫的字，是詹前漢的印章。」云云。惟查：被告李平春於本院審理中，當庭提出蓋用於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之「詹前漢」印章1顆，經勘驗結果，該「詹前漢」印章尾端上係以簡體字書寫「詹前○」，此有本院100年6月21日審理筆錄在卷可稽。而查，證人詹前漢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我父親很少相處，所以不太清楚他的字跡，但這個印章上面的字我確定不是我父親寫的，我父親都寫繁體字，而且印章上面的『詹前漢』3個字不像我父親以前幫我簽聯絡簿的寫法。」等語，而就其父詹益君係習慣書寫繁體字一節證述明確，是上開「詹前漢」印章1顆尾端以簡體字書寫之「詹前○」3字，是否為詹益君親筆所書，實難驟認。再查，經本院當庭諭知原籍為大陸地區人士之被告李平春書寫詹前漢之姓名10次，被告李平春即以簡體字書寫「詹前○」，而其當庭書寫之字跡，與該印章尾端之「詹前○」3字，自肉眼觀之，其筆順、運筆方向、勾勒、角度等書寫習慣，兩者相似度極高，堪認實係同一人之筆跡，足認被告李平春所辯前開「詹前漢」印章1顆尾端之「詹前○」姓名為詹益君所親筆書寫一節，顯與事實相悖，而無足採。是以，被告李平春據以佐實前開「詹前漢」印章1顆為詹益君所刻印之前提，既已屬不實，更堪認被告李平春所稱該「詹前漢」印章1顆為詹益君生前所刻印一節，顯係憑空杜撰，殊無足採，益徵證人詹前漢於檢察事務官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所證，該印章1顆係被告李平春未得其同意而擅自刻用一節，堪信為真。綜上，前開「詹前漢」印章1顆，實係被告李平春為蓋用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上，未經證人詹前漢之同意或授權而自行偽刻，洵堪認定。
（五）綜上，被告李平春為辦理詹益君勞保死亡給付之請領，而偽造「詹前漢」印章1顆，並於其所出具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不實記載「經協議後，請將喪葬津貼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遺屬津貼（年金）給付金額匯入李平春君帳戶受領。」之事項，且利用某不知情之友人在該「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以前開偽造之「詹前漢」印章偽蓋「詹前漢」印文1枚，以作為表填之「詹前漢」其人確為詹益君之子詹前漢無誤之人格同一性證明，嗣旋將上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交付與勞工保險局承辦人員，而向承辦人員詐稱受益人協議同意將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全數由被告李平春1人領取，以此詐領62萬4,050元之勞保死亡付金，並足生損害於詹前漢作為詹益君繼承人而可獲得勞保死亡給付金之權益。惟嗣因證人詹前漢收得勞工保險局補件通知，親往勞保局詢問而查悉上情，並出具聲明書請勞保局延緩依被告李平春之申請發放勞保死亡給付，而未能得手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李平春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核被告李平春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印章罪、同法第
339條第3項、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偽造「詹前漢」印文為其偽造印章之當然結果，不另論罪。另依起訴書所載被告未經同為受益人之詹前漢授權處理勞保給付之聲請、亦未得其同意將保險金全數匯入被告帳戶，竟仍以偽造之「詹前漢」印章蓋用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並持以行使而向勞工保險局申領62萬4,050元勞保死亡給付金之意旨，其就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向勞工保險局詐領全數勞保死亡給付金之詐欺取財罪犯罪情節，於起訴書中業已載明，自屬已經起訴，並據公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增列此部分起訴法條等語在卷，是起訴書雖漏引上開應適用之法條，於起訴之效力不生影響，附此敘明。被告利用某不知情之刻印行人員偽造「詹前漢」印章1枚，嗣並利用某不知情之友人持該偽造之印章，在98年3月11日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中蓋用而偽造「詹前漢」印文1枚，為間接正犯。另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故如二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37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以偽造之「詹前漢」印章所蓋用之偽造「詹前漢」印文1枚，係附麗於其所製作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上，而被告嗣持該給付方式記載不實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向勞工保險局詐稱係經受益人協議同意將勞保死亡給付金全數匯入被告帳戶，而欲詐領全數勞保死亡給付金，嗣經詹前漢發覺後，向勞工保險局提出聲明請其延緩依上開聲請核撥勞保死亡給付而未遂，是被告上開偽造印章及詐欺取財未遂之行為間，顯具行為局部之同一性，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又被告雖已著手於詐欺取財行為之實行，惟尚未得手，其犯罪行為尚屬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爰審酌被告李平春為告訴人詹前漢之父詹益君再婚之妻，其於詹益君死亡後，竟不顧詹益君之親生子女詹前漢、詹珮琪、鍾佩儒亦為詹益君之勞保死亡給付受益人，為圖私利，而於其以本人為申請人而申領前開勞保死亡給付金之際，在「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記載經受益人協議由其領取全數勞保死亡給付並匯入其個人帳戶內之不實事項，並偽造「詹前漢」之印章並蓋用印文於上開文件上，向勞工保險局詐領總額高達62萬4,050元之詹益君勞保死亡給付金，所圖不法利益金額甚鉅，且妨害告訴人詹前漢領受勞保死亡給付之權利，於本院審理中復設詞飾卸、態度非佳，堪認其並無悔意，幸其詐取前開款項之舉嗣遭告訴人詹前漢發覺而未遂，且上開勞保死亡給付金嗣經勞工保險局依詹前漢之聲請而依比例撥付與李平春、詹前漢、詹珮琪、鍾佩儒4人均得，所生危害尚非重大，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如附表一編號一所示「詹前漢」印章1顆係被告李平春所偽造，如附表一編號二所示「詹前漢」印文1枚，係被告李平春利用不知情之友人持前開偽造印章所蓋用而偽造之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李平春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所製作，其上蓋有以偽造「詹前漢」印章所蓋用印文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係屬偽造之私文書，而被告嗣為申領勞保死亡給付金，將該份文書郵寄至勞工保險局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詹前漢申領勞保死亡給付金之權利。因認被告此部分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經核公訴意旨認被告李平春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詹前漢之證述及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份，為其主要論據。
（三）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罪，指無制作權不法制作者而言，若自己之文書，縱有不實之記載，要難構成本條之罪。」、「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制作權人而捏造他人名義制作該文書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對於此種文書本有制作權，縱令其制作之內容虛偽，且涉及他人之權利，除合於同法第215條之規定，應依該條處罰外，尚難論以首開法條之罪。」、「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必要，如果行為人對於此種文書，本有制作之權，縱令其不應制作而制作，亦無偽造之可言。」（最高法院47年台上第365號、31年上第2124號、24年上第5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必以該文書製作人對該文書無製作之權限，且冒用他人之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前提。倘文書製作人對該文書本有製作權限，並以本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縱該文書內容有所不實，亦無從逕以偽造私文書罪相繩。經查：
1、按勞工保險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同條例第63條之3第2項規定：「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保險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給付按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同條例第65條規定：「受領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之順序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三、祖父母。四、孫子女。五、兄弟、姊妹。」，又證人詹前漢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審判長問：你去問過勞保局，勞保局有跟你講說可以以一個人具名申請，其他受益人大家協議就可以了嗎？）是。」等語在卷。是揆諸前開規定，詹益君死亡後，其配偶、子女本均有申請勞保死亡給付之權利，且任一受益人均得單獨以本人之名義填具「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而申領勞保死亡給付，且在各符合請領條件之人未共同具領，又該申請人與其他受益人間就請領復未能達成協議之情形下，亦僅生勞保局需將勞保死亡給付平均發給各申請人之效果，而無礙於各該受益人仍屬「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有權製作人，合先敘明。
2、再查，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李平春為詹益君之配偶，於詹益君死亡後，其本得以本人之名義為申請人而填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以申領勞保死亡給付。而查，被告李平春於98年3月11日所出具之「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其「申請人姓名」欄係記載為被告李平春，且「申請人印章」欄亦僅蓋用被告李平春之印文1枚，是揆諸該份申請書之形式，堪認該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製作人即申請人即為被告李平春本人無訛。是以，被告李平春於其以本人名義所出具，且本屬其有權製作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記載「經受益人協議而同意將勞保死亡給付匯入李平春全數帳戶」之意旨，該記載內容縱有不實，徵諸首揭判決意旨，仍無從逕以偽造私文書罪相繩。至被告李平春固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所附「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上填載詹前漢之個人資料，並於詹前漢之姓名旁以偽造之「詹前漢」印章蓋用「詹前漢」之印文1枚，惟該「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之作用，僅在供該勞保死亡給付之申請人陳報其他受益人之資料，是該「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內所載事項，核屬該份「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之文書製作人所表意內容之一，而該「詹前漢」印文1枚，亦僅為文書製作人李平春用以作為表填之「詹前漢」其人確為詹益君之子詹前漢無誤之人格同一性證明，而屬申請人文書記載內容之一部分，並非表示該「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亦為「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上所載之人所製作。是以，被告李平春於「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上「其他受益人資料填寫欄」偽蓋「詹前漢」印文1枚，其意既非在偽以證人詹前漢之名義，製作表彰證人詹前漢亦為該勞保死亡給付之申請人而亦欲申領勞保死亡給付之意思表示之文書，是此部分自亦無何偽造私文書之情。是綜上各情，被告李平春向勞工保險局提交該份由其本人名義所製作之98年3月11日「勞工保險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及其所附受益人資料表單之舉，更無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餘地。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無足證明被告李平春有何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李平春確有公訴人所指該部分犯行，此部分核屬不能證明被告李平春犯罪。惟公訴人認被告李平春涉犯之此部分罪嫌如成立犯罪，則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17條、第339條第3項、第1項、第55條、第219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齡梓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0年7月12日
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蔡榮澤
法官汪曉君法官林蕙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莊凱男中華民國100年7月21日附表一：
┌──┬────────────┬───────────┐│編號│物品名稱│備註│├──┼────────────┼───────────┤│一│「詹前漢」印章1顆。│被告李平春於不詳時、地││││，利用某不知情之刻印店││││人員所偽造。│├──┼────────────┼───────────┤│二│98年3月11日之「勞工保險│被告李平春於利用某不知│││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情之友人，持附表一編號│││收據」上「其他受益人資料│一所示偽造印章所蓋用而│││填寫欄」中「詹前漢」印文│偽造。│││1枚。││└──┴────────────┴───────────┘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