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6年上易字第3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4月27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易字第3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原名徐漢鐘）被告丁○○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208號中華民國95年12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7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乙○○、丁○○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因需款急用，於民國94年11月6日、同年11月17日，持其為發票人、票面金額分別為10萬元（發票日為94年12月6日、票號CK-0000000號）及15萬元（發票日為94年12月17日、票號CK-0000000號，下稱系爭支票）、付款人均為彰化商業銀行花蓮分行之支票2張，交付予 黃冬蓉 （已於94年12月5日死亡）背書後，分別向甲○○調取10萬元、15萬元之現金。惟被告乙○○於清償上開10萬元之支票債務後，適得知黃冬蓉死亡之消息，竟為圖卸免系爭支票之15萬元票款債務，與其女友即被告丁○○共同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聯絡，均明知系爭支票係交付他人調現，並未遺失，竟於94年12月15日晚間7時許，由被告乙○○開車搭載被告丁○○共同前往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推由被告丁○○向承辦刑事案件之公務員訛報誣指：系爭支票係被告乙○○簽發予伊，然伊於94年11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遺失該票云云，並於94年12月19日，推由被告丁○○至彰化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辦理掛失止付手續，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他人犯罪。嗣持票人甲○○屆期提示系爭支票，經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而查獲。因認被告2人均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再者，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
三、訊據被告乙○○、丁○○固供承確有一同向警察機關申報系爭支票遺失乙節，然均堅詞否認有何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被告乙○○辯稱：系爭支票係伊向丁○○借款而簽發予 溫女 ，並非透過黃冬蓉轉交予甲○○調現，事後因丁○○說她遺失系爭支票，伊始載同溫女前往警局報案，並無誣告犯行云云；被告丁○○辯稱：系爭支票係乙○○前向伊借款而簽發予伊，後來伊發現支票遺失，告知乙○○後一同前往警局報案，伊沒有謊報遺失而為誣告犯行等語。公訴人認被告乙○○、丁○○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關於借款所述互核不實，及證人甲○○之證詞為其主要論據。惟查：
（一）證人甲○○於原審審理中結稱：黃冬蓉先後持乙○○簽發之10萬元、15萬元支票兩張來向伊借款，說她姪子徐漢鐘離婚後週轉不方便，要伊幫忙以支票調現，因伊與黃冬蓉交情很好，才願意幫忙，且伊當場有要求黃冬蓉在票據上背書等語（原審卷第62頁），顯見向甲○○借款並在支票上背書之人為黃冬蓉，尚無證據證明黃冬蓉於取得款項後曾將款項交予被告乙○○。
（二）被告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系爭15萬元之支票係被告乙○○持向伊借款， 伊標 會後將款項借予 徐某 ，該票後來在家裡遺失，不知為何會到黃冬蓉手上，伊與 黃女 很熟，黃女經常到伊家裡等語（本院96年4月13日審理筆錄第4頁），參與黃冬蓉嗣後又持該票向甲○○借錢，則系爭15萬元是否為黃冬蓉私下取走，即不無可能。
（三）被告丁○○於偵查中供稱：「徐某於94年11月3日在伊家裡向伊借15萬元，並將系爭15萬元支票交予伊，雙方對借款沒有約定利息。徐某說當天要軋票，伊係將錢一綑10萬元，一綑5萬元，用橡皮筋綁。」（偵查卷第8頁）。被告乙○○於偵查中供稱：「94年11月3日在溫女家裡交給她票，當時她給我一整綑15萬元綁一綑，接著我到彰化銀行存10萬元，沒有算利息。」等語（偵查卷第9頁），互核並無歧異之處，公訴人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所述互核不實，俾以認定彼等所辯借款乙節不可採，尚有誤會。
（四）被告乙○○嗣後雖將15萬元返還予甲○○，惟還款之際被告乙○○業經起訴，且其為系爭15萬元支票之發票人，一般人為免訴累，於面臨訟爭之際將爭議款項返還，所在多有，尚不得據此推論出「若無借款，何必還款」之結論。
（五）綜上，被告乙○○確有簽發系爭15萬元支票向被告丁○○調現。然另持系爭15萬元支票向甲○○調現之人為黃冬蓉，並無證據證明黃冬蓉於取得款項後曾將款項交予被告乙○○。而黃冬蓉經常出入被告丁○○家裡，則被告丁○○所持系爭15萬元支票是否為黃冬蓉私下取走，即不無可能。故被告丁○○發現系爭15萬元支票不見後，偕同被告乙○○申報票據遺失並請求偵辦，即無未指定犯人誣告之故意可言。是公訴人憑以起訴之證據，尚不足據以論處被告
2人刑責，此外，復查無積極證據證明，足資認定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揆諸前開判例說明，本於「罪疑唯輕」原則，自應諭知被告2人均無罪之判決。
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3月過輕，請求從重量處有期徒刑8月並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議，應予撤銷改判，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4月27日
審判長法官謝志揚
法官蔣有木法官湯文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李德霞中華民國96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