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簡上字第31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6月28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9年度簡上字第317號上訴人即被告乙○○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中華民國99年2月26日本院99年度桃簡字第35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155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
一、乙○○前於民國8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89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甫於90年10月1日執行完畢。詎猶不知悔改，其可預見任意將其所有之金融帳戶交付與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犯意，於91年11月間某日，在臺灣地區不詳處所，將其前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草屯郵局申設之存簿儲金帳戶（戶名：乙○○，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年人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在報紙刊登科技公司募集股東之不實廣告以為誘騙，致甲○○陷於錯誤，先於同年月15日中午12時36分許，前往中華郵政蘆竹錦興郵局，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繼於同年月22日下午5時許，轉往中華郵政文山溝子口郵局，匯款4萬8,000元至乙○○前開帳戶內，合計詐得8萬1,000元，復旋遭該詐騙集團成員提領一空。
二、案經甲○○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㈠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準此，上訴人即被告乙○○對檢察官所提其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俱無意見，復本院亦查無有何顯然不正之方法取得情事，而悖於其自由意志，是被告前開不利於己供述得為證據。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又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準此，上訴人就檢察官提出之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偵查中之陳述俱無意見，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之情形，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證人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㈢另上訴人所持中華郵政草屯郵局申設之存簿儲金帳戶（戶名
：乙○○，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告訴人甲○○之匯款單等，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復屬書證性質，且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而上訴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固坦承中華郵政草屯郵局申設之存簿儲金帳戶（戶名：乙○○，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為其所申設使用，另告訴人甲○○確有遭詐騙集團詐欺，而於上述時地匯款至被告前開帳戶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伊係為應徵工作而將所持前開帳戶放置在汽車內，迄後未遇老闆，且因汽車為伊配偶所有，故將之放在車內，嗣經警通知始知帳戶遭凍結，同時身分證件亦有遺失云云。惟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偵查中
指訴綦詳，核與所提匯款單明細相符，復有上訴人所持中華郵政草屯郵局申設之存簿儲金帳戶（戶名：乙○○，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等在卷可稽，且參上訴人前開帳戶交易明細表所載，告訴人於匯入上訴人前開帳戶後，該款項不久旋遭提領一空，時間密接、配合縝密，顯係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財物之目的，自足徵上訴人所持前開帳戶確供該詐騙集團犯詐欺取財犯罪，並收受渠等被害人款項以遂行取得贓款之工具，至為明確。
㈡復按金融存款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與存戶
之印鑑章、金融卡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存摺、金融卡、印章及密碼，一般人亦均有應妥為保管，恆係吾人日常生活經驗與事理。準此，稽之上訴人前開帳戶早於77年2月5日即已申辦使用，其後並先後多次辦理掛失、補發存摺、更換印鑑、密碼，最近一次乃於91年11月1日掛失、補發存摺並申請使用語音系統，此觀被告前開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甚明，顯見上訴人對金融帳戶之使用甚為明瞭，對金融存款帳戶之管理應有相當認識及生活經驗，於本案發生之91年11月間更持以使用，然其卻一反常態甘冒存摺、金融卡及密碼遭有心人士作為犯罪工具利用之危險，以讓他人使用（至上訴人所辯係遺失云云，委無可採，詳如後所述），核與一般人管理金融帳戶常情有悖，自可預見係供隱瞞其資金流程及行為人身份，以從事詐欺犯罪使用，作為詐欺取財收取被害人匯入款項之帳戶無誤。是以，上訴人所持前開帳戶與該詐騙集團後，告訴人因此遭詐騙，此情顯不違背上訴人之本意，而主觀具有幫助該詐騙集團實行詐欺犯罪之幫助故意等情，洵堪認定。
㈢另按所謂證據，係指超越一切合理之可疑，足以認定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事證而言，被告固無就所辯解之事實負舉證證明之義務，然倘被告提出訴訟上不能證明的積極抗辯，且不合社會生活上之常態經驗時，對於既已存在的積極罪證，都是不足以用來形成合理懷疑的幽靈抗辯，自非「罪疑惟輕」之情形，當不得以此抗辯而排除超越一切合理可疑之積極證據。準此，上訴人雖以前詞為辯，惟上訴人於91年11月
1日尚且至中華郵政辦理掛失、補發存摺並申請使用語音系統乙節，業如前述，則斯時前開帳戶猶在上訴人管領中，若上訴人確擬應徵工作而將所持前開帳戶攜出，理當對之妥適保管，一旦遺失當立即處理，怎會置之不理，所辯情節俱不合社會生活常態經驗；況如其所辯同時併有遺失身分證件乙節，但參上訴人直至92年12月10日始辦理身分證補發，此有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表在卷可參，距其所稱遺失乙事相隔1年餘，實難佐為其所述遺失之證明。從而，本案要難僅憑上訴人空言辯稱遺失云云，在有上揭明顯、重大不可採信情形下仍為有利其之事實認定，當對於既已存在之積極罪證，自不生阻卻之效力，亟無可認其有遺失前開帳戶之情事存在，是其所辯各節，均屬無據，不足採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客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事實，主觀上亦
有幫助詐欺取財不確定之故意，足堪認定。是本案事證明確，上訴人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查上訴人即被告乙○○行為後，刑法及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後，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為比較，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準此，關於法定罰金刑最低度部分，依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為銀元1元以上，復依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提高10倍，折算新臺幣為30元以上，惟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則規定為1,000元以上，以百元計算，經比較行為時法與裁判時法，是以行為時之罰金刑最低度規定有利於上訴人。至於，有關累犯之規定雖有修正，但上訴人乃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詳如後所述），無論依修正前刑法第47條或修正後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均構成累犯，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但因本案另有比較罰金刑之計算單位，是應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97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亦同此見解）。基上，綜合比較修正前、後刑法有關罰金刑之計算單位，以行為時之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則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整體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合先敘明。
四、按幫助犯之成立，主觀上行為人須有幫助故意，客觀上須有幫助行為，意即需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上訴人即被告乙○○將其前向中華郵政草屯郵局申設之存簿儲金帳戶（戶名：乙○○，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存摺、金融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再由該詐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甲○○騙取財物，然上訴人係以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為之，供作贓款匯入、提領之帳戶，僅係就他人之詐欺取財犯行提供助力，屬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復查無可認與渠等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情事，應論以幫助犯。故核上訴人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再上訴人前於8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89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甫於90年10月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附卷足考，其於上揭罪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47條之規定加重其刑。復上訴人所為係幫助犯，併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並先加後減之。
五、原審本於上訴人即被告乙○○事證明確，審酌上訴人輕易提供帳戶予他人掩飾犯罪所得使用，非但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造成社會人心不安，亦助長詐騙犯罪者之氣焰，使詐欺犯罪者得以順利取得詐欺所得之財物，危害財產交易安全擾亂金融秩序甚鉅，及其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復敘明因法院就刑法修正後有關罪刑新舊法應一體適用定其罪刑後，就有期徒刑、拘役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標準之宣告，乃罪刑執行之層次，並非罪刑之適用，故而，罪刑之適用與罪刑之執行雖分別適用修正前、修正後之刑法，並無同一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是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保安處分之宣告，均涉及裁量權之行使，須於裁量權行使時，方有比較適用問題，此部分得予割裂適用，先予敘明。準此，上訴人行為後，刑法及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就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修正，由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以銀元1元以上銀元3元以下折算1日，並依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規定提高100倍為銀元100元以上銀元300元以下，折算新臺幣為300元以上900元以下，然修正後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修正為得以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比較行為時法與裁判時法，因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則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是就上訴人所宣告之刑，諭知以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另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業於96年7月4日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查本案上訴人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以前，雖被告所犯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罪，惟本院所宣告之有期徒刑未逾1年6月，核無該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不予減刑之情事，爰依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減其宣告刑二分之一，並諭知以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因而，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修正前刑法第47條（原判決誤繕為修正後刑法第47條第1項，應予更正）、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雖上訴人嗣於本院審理時業與告訴人和解成立，此有本院99年度簡上附民字第41號和解筆錄在卷可按，然此乃上訴人民事上應履行之賠償責任，且迄今尚未開始依約給付，不足動搖原判決量刑依據，是原判決量刑亦臻妥適，應予維持。綜上，上訴人猶執前詞提出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核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上訴人即被告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缺席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昱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6月28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錢建榮
法官宣玉華法官黃翊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蔡紫凌中華民國99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