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9年度易字第1149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114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7月24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一一四九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七二六三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下午四時許，在台北市○○○路○段○○○巷○○號二樓，由重度視障之人丙○○為其按摩服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丙○○如廁之際，從櫃檯抽屜，竊取其所有之現金新台幣（下同）三萬元、身分證一只、印章一枚，甫得手離去之際，為丙○○發覺，與適前來拜訪之友人甲○○共同報警處理，因認因認被告乙○○涉犯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台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參照）；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則其供述始得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三十二年度上字第六五七號判例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無非以：告訴人丙○○於警訊及偵查中所為之指述，與證人甲○○證述情節相符，且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附卷，資為論據。訊據被告乙○○堅決否認有竊盜犯行，辯稱：因丙○○委伊投資之款項遭第三人侵占，無法清償，當天伊始前往與丙○○討論此債務問題，證人甲○○本來就在樓上店內，並非自外進入，伊並未竊取丙○○之現金及身分證、印章等語。
四、經查：⑴告訴人丙○○於警訊及偵查中均一再指稱：當天在被告乙○○身上查獲現金三
萬元、及丙○○之身分證、印章，...身分證及印章於八十八年底就發現遺失，故八十九年三月沒有去選總統等語（偵查卷第八頁背面、第三十八頁參照）；然於本院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調查期日即改稱：此次在被告身分上搜到的身分證及印章，是一年前交給被告的，...伊八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總統選舉時，有帶身分證去投票，...當天被告僅竊取錢，錢是當天掉的，身分證及印章何時掉伊不清楚，總統選舉時還沒掉等語（本院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參照）；嗣於本院八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審判期日復改稱：身分證及印章本來放在抽屜，後來在被告身上搜到身分證及印章，但伊不能確定身分證及印章何時被偷，伊認為也是被告偷的，...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庭訊時所稱之身分證及印章是伊交給被告云云，因為時間太久，伊記不得，剛才說被告偷身分證及印章，是伊記錯了等語（本院八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審判筆錄參照）。顯見告訴人丙○○就案發當日是否同時於被告身上查獲三萬元現金及告訴人之身分證、印章等事實，及被告究否及何時盜取其身分證及印章等情，所述前後不一，互為矛盾而有瑕疵，實難令人信為真實。是告訴人丙○○於警偵訊及本院所為指訴，實難遽為認定被告有上述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⑵公訴人雖以證人即告訴人之友人甲○○之證詞，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補強證據；
然經本院隔離訊問告訴人丙○○及證人甲○○結果，告訴人丙○○就案發經過陳稱：被告打電話來說要按摩，甲○○原來也在場，按摩完畢後伊與被告聊天，甲○○出去買東西，...伊上廁所出來伊發現抽屜現金不見，叫他（被告）別走，但被告已走到樓梯間，正好甲○○回來，就在一、二樓樓梯間攔住被告，並請被告回到店裡，在店內搜索被告身體，在被告腰包內搜到現金三萬元及其身分證、印章，...警察來後，伊將錢及身分證、印章拿給警查看等語。證人甲○○則證稱：當天伊正好到上址拜訪丙○○，...上去看到丙○○與被告在二樓樓梯間爭吵，丙○○說被告偷他的錢，伊就搜身，從被告腰包裡搜出三萬元現金及丙○○身分證、印章，...搜到東西後交給丙○○放在身上，警察到場後，丙○○把錢拿給警察看，身分證及印章則沒有拿出來，...當天伊不是從丙○○店裡外出購物，而是從外面進來，從台北市西門町那裡出發要去拜訪丙○○，...當天是在二樓樓梯間搜索被告腰包，因為比較暗，所以未看清楚等語（以上均本院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訊問筆錄參照）。顯見其二人就甲○○原來是否自案發地點外出返回、為何撞見、逮捕被告、及對被告搜身地點等事實，所述均明顯不同，互為矛盾，而難認與事實相符。參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丙○○間確有債務糾紛等情，為告訴人所不爭；且證人甲○○為告訴人丙○○之友人，所述難免受告訴人影響，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而有偏頗，自難遽信。本件告訴人與證人甲○○所述既有上開瑕疵，顯難互為補強，而不足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
⑶至贓物認領保管收據，僅用以表明告訴人指述之贓物已由告訴人領回之事實，
此並不足以證明該贓物確係被告所竊取，是該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並不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
五、綜上所述，依本案卷證資料，除告訴人所為之指述，及立場與告訴人相同之友人甲○○所為證詞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而告訴人指述內容前後相佐，所為欲使被告受刑事訴追之指訴尚難認與事實相符；且其所述內容又與證人甲○○所言互為矛盾，而有瑕疵，其二人所為不利於被告之指述自不能互為補強，作為認定被告前開犯罪之積極證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竊盜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照首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八庭
法官朱瑞娟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葉金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