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易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7年上易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6月24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易字第1230號上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現另案於臺灣臺北監獄臺北分監執行中選任辯護人 曾孝賢 律師
陸正義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6年度易緝字第181號，中華民國97年4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47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乙○○於民國（下同）95年間，以皇杰造景有限公司執行總監 易國勝 之名義，承攬甲○○所經營之洗衣店裝潢工程，惟因甲○○認其施工品質不佳，拒絕給付工程款，雙方生有齟齬。詎乙○○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於95年8月12日12時28分許，在不詳地點，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甲○○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適甲○○正忙於接聽其他電話，乃轉由甲○○之助理丙○○接聽，被告向丙○○揚言「 蔡仔 ，蔡仔，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姐（即甲○○）有二個女兒、一個兒子，我只要抓到一個，就可以向姐要一百萬」等語，丙○○旋即轉知予在旁之甲○○聽聞後，甲○○隨後自行接聽，被告進而向告訴人甲○○揚言「三個要三百萬」等語，致甲○○心生畏懼。嗣經告訴人甲○○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69年度臺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再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且證人之證言固非不得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惟須此項證言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者，始足當之，苟證人之證言有瑕疵時，即不得做為不利被告認定之唯一依據。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下稱本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參照本法修正前增訂第163條之立法理由謂「如認檢察官有舉證責任，但其舉證，仍以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之程度為已足，如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足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其形式的舉證責任已盡」）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同條第2、3、4項，乃新增法院對起訴之審查機制及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以有效督促檢察官善盡實質舉證責任，藉免濫行起訴。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3條釐訂法院與檢察官調查證據責任之分際，一方面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並充分保障當事人於調查證據時，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之權利（同條第1項）；另一方面例外規定法院得及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補充性，必待當事人舉證不足時，法院始自動依職權介入調查，以發見真實（同條第2項）；再增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踐行令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同條第3項），以貫徹尊重當事人查證之主導意見，確保法院補充介入之超然、中立。
三、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甲○○、丙○○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通聯調閱查閱單等書面陳述），皆屬傳聞證據，惟被告雖知上開證據資料為傳聞證據，但於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除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辯護人並陳明甲○○、丙○○於偵查之陳述有證據能力，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逕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例外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告訴人甲○○之指訴及證人丙○○之證述與通聯紀錄為其依據。
五、被告乙○○坦承於前揭時間撥打電話予告訴人甲○○，惟否認有恐嚇之情，辯稱略以：「並未於電話中講述該等內容」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乙○○坦承於95年8月12日12時28分許，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告訴人甲○○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一情，有通聯調閱查閱單一份在卷可稽（95年度偵字第13388號卷第8頁至第9頁，下稱偵卷）。是所應審酌被告是否有於電話中恐嚇。查證人即告訴人甲○○及證人丙○○經原審傳喚及拘提均未到庭，而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固均供述：「被告當時於該電話中轉由告訴人甲○○之助理丙○○接聽，被告有向丙○○揚言：蔡仔，蔡仔，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姐（即告訴人）有二個女兒、一個兒子，我只要抓到一個，就可以向姐要一百萬」等語，後當丙○○旋轉知予在旁之告訴人聽聞後，告訴人甲○○隨後自行接聽，被告進而向告訴人甲○○揚言「三個要三百萬」云云。然查，告訴人甲○○前與被告間有債務糾紛，且證人丙○○為告訴人甲○○之助理，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證述明確（偵卷第42頁），是告訴人雖於偵查以證人身分具結，然其與丙○○所為證言之證明力顯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人為低，是得否以此二人證明力不高之證詞，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證明下，即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指犯罪行為，即有疑義。
㈡、查「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固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然證明告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若間接證據，已足供佐證告訴人之指訴為真實，亦非不得以之與告訴人之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之基礎；則告訴人之指訴，如有其他間接證據可為補強時，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該等補強證據，是否足供證明告訴人之指訴與事實相符，自應於判決理由內詳加審認、說明，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93年度台上字第4632號）」，且「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74年台上字第1599號）」，是告訴人之指訴需有補強證據，且告訴人與證人之陳述基本事實必須與真實性無礙，惟查，證人甲○○、丙○○於偵查經檢察官隔離訊問之結果，二人就下述之基本事實，所為陳述並不相符：㈠、告訴人甲○○當時有無接聽電話（證人即告訴人甲○○稱當時其有把電話搶過來聽；證人丙○○則證稱電話掛了之後，即向告訴人報告）。㈡、證人丙○○當時有無將內容覆誦予告訴人甲○○聽（證人即告訴人甲○○稱當時丙○○有覆誦一次被告電話內容予其聽取；證人丙○○則證稱當時並無覆誦內容予告訴人聽取）。㈢、證人丙○○當時接聽電話之神情（證人即告訴人甲○○證稱當時丙○○向其使一個眼色，並且覆誦內容予告訴人甲○○；證人丙○○則證稱當時是背對告訴人甲○○，所以告訴人甲○○應該看不到證人丙○○之表情）。亦即就刑法第305條構成要件事實之諸多重要事項均證詞不一（偵卷第43頁至第44頁）。而告訴人甲○○於接聽完被告之電話後，竟能隨即回撥予被告（偵卷第9頁通聯調閱查閱單），此亦與一般接獲他人恐嚇電話之人之反應有異，更難認告訴人甲○○及證人丙○○之供述，能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力證明被告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指之犯行。
㈢、檢察官上訴雖略以：【告訴人與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乃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以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74年臺上字第1559號判例參照）。本件告訴人、證人丙○○於偵查皆指證被告有以：「蔡仔，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姐有二個女兒，一個兒子，我只要抓到一個，就可以向姐要一百萬」、「三個要三百萬」等語恐嚇告訴人之基本事實互核一致，雖渠等於偵查中之訊問筆錄記載，就若干事項：如告訴人有無接聽電話、證人丙○○當時有無將內容覆誦予告訴人聽、證人丙○○接聽電話之神情等節非完全一致，然以本件案發後至告訴人、證人丙○○於偵查中受訊時，已隔相當時日，渠等就案發當時之記憶、主觀感知、表達方式有所不同，應屬情理之常，若渠等就案發當時所有細節之描述，均一字不差，反與情理有違，顯可疑為有串證之虞，是原審判決以告訴人、證人丙○○證述內容之若干細節有所不符，即認渠等證言無足採信，顯非允當。再本件告訴人、證人丙○○與被告雖有民事債務糾紛，然若非確遭被告恐嚇，並有心生畏懼之情，斷無甘冒觸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而誣指被告涉有恐嚇犯行。至原審判決以告訴人於案發後回撥電話予被告，即推認被告並無恐嚇之行為等情，亦難認與經驗法則相符，蓋告訴人既因被告之恐嚇言語而心生畏懼，於被告掛斷電話後擔心被告將對伊或家人採取不法侵害，故撥打電話央求被告饒恕或尋求和解等情，均非無可能，故尚難以該回撥電話，即認被告未涉有恐嚇犯行。又告訴人、證人丙○○雖於原審經傳拘不到庭，然渠等之證言與被告涉犯恐嚇罪與否，既有重大關聯，認仍有再次傳拘到庭詰問，以明真實之必要】等語，然查，「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告訴人之指證，有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原判決未加論述，即採為判決基礎，自屬理由不備（45年台上字第1206號）」，「告訴人之指證，有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原判決未加論述，即採為判決基礎，自屬理由不備（
45年台上字第1206號）」，「告訴人之指證，有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原判決未加論述，即採為判決基礎，自屬理由不備（45年台上字第1206號）」，本件檢察官於準備程序陳明不需要傳訊告訴人甲○○、證人丙○○等，主張其等之陳述為證據證明力問題，而原審檢察官雖上訴略稱證人陳述略有不同係情理之常等詞，惟證人丙○○為告訴人甲○○受僱人，其等之立場與被告對立，所為陳述依據最高法院前述見解，自應需要補強證據，且告訴人甲○○、證人丙○○二人於偵查訊問，告訴人甲○○對於證人丙○○當日穿何顏色衣服，手機何種顏色之問題，分別稱：「我忘了」、「我不記得了」等語（偵卷第43頁），而證人丙○○除就衣服顏色稱不記得以外，對於手機顏色，則稱：「PHS一千，顏色我不記得了」等語，足徵其二人對於重要之基本事實所為陳述有疑問，況且證人丙○○更稱：「（你接到電話只有講「你在恐嚇 白姐 」就掛了？）是。因為我急著報告白姐」等語（偵卷第44頁），而告訴人甲○○卻稱證人丙○○接到電話後：「我就把電話搶過來聽」等語（偵查卷第43頁），足見其二人所陳不同。縱使認為告訴人甲○○、證人丙○○等人所陳為真實，然依據前述最高法院判決要旨，除告訴人甲○○、證人丙○○等之指訴以外，尚需要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告訴人甲○○、證人丙○○二人陳述之真實性，而告訴人甲○○、證人丙○○均經通知不到場，且檢察官亦未提出任何補強證據擔保告訴人甲○○、證人丙○○二人陳述之真實性，是依據前述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即不得僅以告訴人甲○○、證人丙○○之指訴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嫌疑，則檢察官上訴所陳，尚非可取。
㈣、綜上，依卷內所存之證據，尚無從就檢察官起訴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達到確信之心證，本諸前述說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無罪之諭知。
㈤、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其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以推測之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富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6月24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蔡永昌
法官陳榮和法官施俊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顧哲瑜中華民國9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