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2年訴字第217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10月18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2年度訴字第217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號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2年度偵續字第5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自民國（下同）80年起，即委託告訴人丙○○以個人名義處理其經營之祐尚貿易有限公司（下稱祐尚公司）、瑩燦貿易有限公司（下稱瑩燦公司）之會計、稅務申報業務，並支付告訴人丙○○每2個月新臺幣（下同）25,000元之記帳費用做為代價，嗣自87年初起，被告成立祐讚貿易有限公司（下稱祐讚公司）後，仍將會計、報稅等記帳業務交予告訴人負責，記帳費用並調升至每2個月29,000元。未料，被告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後，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於88年5月間，虛構告訴人為前開3家公司記帳，每2個月僅得收取記帳費用25,000元，卻於87年3月、5月及7月期間，連續3次詐領記帳費，合計詐得12,000元之文具費用（每次溢領4,000元）等不實事項，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誣告告訴人涉有詐欺等罪嫌，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告訴人罪嫌不足，於
89年1月11日，以88年度偵字第14085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台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於其事實誇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謂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9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按誣告罪之成立，以犯人明知所訴虛偽為構成要件，若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遽指為誣告，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717號判例參照。再者，告訴人所述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是否構成誣告罪，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以為斷，並非當然可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59年台上字第581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提出告訴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誣告犯行，辯稱：87年1月所增加的4,000元費用係文具費用，並非記帳費用，祐讚公司係於86年5月間即成立，若需增加記帳費用，應從86年5月起即增加，且應該是增加12,000元，而不是只有增加4,000元，87年3、5、7月公司會計換人誤以為每月都要加付4,000元，而導致被告疏忽蓋章簽發支票，不起訴不代表就是誣告等語。公訴人係以告訴人之指訴及祐讚公司8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台北市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支付告訴人支票之開票資料明細表，資為被告犯誣告罪之論據。經查：祐讚公司係於86年5月12日核准設立登記，有臺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附卷可稽，告訴人擔任被告公司會計、稅務記帳工作達8.9年，約定報酬2個月收1次，採後收方式，此經告訴人供陳在卷，若告訴人與被告約定加收新成立之祐讚公司之記帳費用，則應自86年6月起即約定加收，不至於至半年後之87年1月起始要求加收；又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87年1月起加收之4,000元係為替祐讚公司申報所得稅之費用，然所得稅之申報係於3月30日以前，而記帳酬勞既是後收，告訴人於87年1月份起即要求加收4,000元記帳費用顯不合理﹔再者，證人即被告公司之會計甲○○均證稱其等經手支票請款係依據前手之筆記照著開立，後來亦是告訴人通知溢領，始向被告反應告訴人有溢領之情形﹔而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又稱87年7月中旬因營業額變少，所以曾向公司會計 李怡倩 收取現金2,000元，然87年7月中旬時，被告公司之會計係甲○○並非李怡倩，且若甲○○先行支付告訴人現金，自會向公司請款，然甲○○自始均未向公司或被告請款﹔況若被告與告訴人約定增加記帳費用，依前情80年起，告訴人幫忙辦理祐尚及瑩燦兩家公司之記帳費用係每兩個月2,5000元，據此若約定增加記帳費用，依比例，增加一家應要增加12,500元左右之記帳費用，不至於僅增加4,000元。
綜上可知，被告所辯其僅同意87年1月份增加一筆4,000元文具費用予告訴人堪認可信，是被告得知告訴人溢領3次、每次4,000元之費用，而懷疑告訴人有詐欺等犯行並提起告訴，即非明知所訴事實為虛偽而有故意陷告訴人於罪。準此，足認被告以其主觀上所認知者而提起告訴之行為，揆諸前揭判例之意旨，僅得謂被告係「誤認」或「有此懷疑」，並無誣告之故意，而證人 曾玉琴 餘91年12月26日偵查中供述（偵查卷第12、13頁）：「我85年到87年間，按勞工保險卡應該是85年6月18日到87年4月7日任職瑩燦公司，擔任會計。我有與告訴人接洽，她是我們公司外帳的記帳人員。告訴人的記帳費用是之前一位唐小姐交接給我的，價碼之前就訂好了。至於是多少錢太久了記不太清楚，她記帳費用由2家到3家我以不太記得。我不太記得是否開支票，如果有的話一定會有簽收資料，如果是匯款會有匯款單。太久了我不太記得開給丙○○多少錢。應該是前手或是她與老闆有協議，之後我才會交付。簽收是以影印簽名，並登記在支票工商登記簿，會有簽收的名字和日期。一般我在開票前會寫支出證明單給老闆並說明支付的項目，老闆簽章後我才會開票出去，但我印象中會以業務量大小來計算記帳費，本件也有這情形，而瑩燦的業務量比較大， 裕尚 的業務量比較少，另外一家則沒有印象。」與其嗣於92年9月25日於偵查中之供述（偵續卷第17、18頁）：「4000元之差，我當時有寫明細表，有寫記帳費用多少，並且有明細表提供李，李同意後我才能開支票，因印章在李處，被告所言沒付明細表直接開票部分不實在。4000元登載均是記帳費，並無區分文具費用及其他費用。
我忘了我共提出幾次劉之請款明細給李，我全部都有寫明細單給李，我在公司有1年10個月，第三家成立時我還在，我是87年4月離職。87.1.7及87.3.6是我開的。任職中，2家與3家公司記帳費用不會一樣，會多幾千元。劉之記帳明細內帳有留。」不同。惟該證人於經過9個月後之供述竟較在前之供述關於是否惟記帳費部分更為詳細，在時序與人之記憶上有違經驗定則之情形，殊足啟人疑竇；換言之，一般而言，隨著時間之經過，人就某事物之記憶當隨著時間演進而益趨模糊，證人曾玉琴則與此相反，與情理有間；且其後者之供述亦與上訴告訴人之供述及其他證人之供述各情不符，誠難以憑信，即無法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尚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之行為，自難以誣告罪相繩，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於知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10月18日
刑事十二庭審判長法官李英豪
法官胡宏文法官曾正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方蟾苓中華民國9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