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724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12月20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二四九號上訴人甲○○
0號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七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二九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二三一八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幫助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公印文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系爭偽造之 羅碧聰 身分證並未扣案，究係偽造或變造即有疑義，其上公印文是否變造或偽造，亦屬可疑。貼有上訴人照片之身分證與真正之羅碧聰身分證，其上之「現戶籍地」、「住遷註記」欄及「職業」欄雖記載不同，然該二處未經密封，變造其上註記並非難事，參酌貼有上訴人照片之身分證乃補發，足疑為係經變造之身分證而非偽造。又自上訴人之自白及身分證影本等證據，僅足認定上訴人有提供照片一張給余姓男子，而余姓男子以該照片製作羅碧聰身分證，究係偽造或變造，上訴人既未參與身分證產生過程，自無知悉可能。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余姓男子共同偽造公印文、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㈡、上訴人係因躲避債務流落在外、衣食無著始有本件幫助犯行，足見其惡性尚輕，且犯罪情節非重，告訴人羅碧聰亦表示原諒上訴人，上訴人嗣後亦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應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已足達警惕之效。況與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刑度比較，本件實屬情輕法重，犯情堪予憫恕，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減輕其刑應無不當，原審未予審酌，自有違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之規定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與其證明力之判斷，以及事實有無之認定，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並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幫助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公印文犯行，係以上訴人於偵查中及第一審已自白余姓男子以五萬元之代價，請其冒用羅碧聰名義申領支票，上訴人因而交付照片一張給余姓男子偽造羅碧聰名義之身分證，並持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與余姓男子偽造之羅碧聰印章至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西台中分社（下稱台中四信，嗣後改為聯邦商業銀行）冒用羅碧聰名義申設支票存戶；系爭支票存款約定書、存款印鑑卡上「羅碧聰」署押係其所偽簽；印文則是將印章交給行員所蓋，並領一本支票交給余姓男子等事實，亦有聯邦商業銀行所檢附之支票存款約定書（上有偽造之羅碧聰署押、印文）、偽造之羅碧聰身分證影本、存款印鑑卡（上有偽造之羅碧聰署押及印文）、真正之羅碧聰身分證影本一枚、偽造之系爭支票影本一張附卷可憑，復經羅碧聰證述在卷。經比較附卷之偽造及真正之羅碧聰身分證記載資料，關於身分證號碼、父母、配偶、職業、本籍、出生地、役別及住遷註記欄第一行門牌號碼之記載均相同。不同處則為偽造之羅碧聰身分證記載「七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補發」，真正之羅碧聰身分證記載「七十五年三月一日發」；另偽造之羅碧聰身分證「住遷註記」欄於第三行加記「台中縣○○鄉○○村○○鄰○○○路○○○巷○○號」；真正之羅碧聰身分證無此記載。就上開偽造之羅碧聰身分證之記載資料，大部分與真正羅碧聰之資料相同，且身分證號碼亦相同，可以認定該偽造之身分證係整張偽造，而非以真正之身分證變造。另依扣案偽造之羅碧聰身分證影本僅能證明其上有偽造「內政部印」印文，並無證據證明有偽造「內政部印」之印章或其上有偽造「台中縣政府」鋼印文，更無從認定有偽造「台中縣政府」鋼印之事實。余姓男子取得上訴人所冒領之支票後，偽造支票號碼為ＭＫ0000000號、面額新台幣（下同）肆拾壹萬壹仟元，發票日期為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支票一紙，交付不詳姓名之人持向 林絹香 調現，林絹香於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委託台中市第六信用合作社提示而遭退票之事實，亦有上開支票影本、催收委託書影本可憑，並經證人羅碧聰證明屬實。余姓男子是否偽造其他羅碧聰名義之支票，因第一審法院已函請聯邦銀行民權分行檢送上 開羅碧聰 名義支票存款戶開戶以來之交易明細、拒絕往來資料，該行函覆因資料已不存在，無法提供，有該行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聯限權字第一五八號函可憑。原審再於九十五年二月間函請聯邦商業銀行民權分行提供上開羅碧聰名義支票存戶領用空白支票之張數、已提示支票、退票紀錄等資料，該行以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聯銀權字第四一號函覆因資料已不存在，故無法提供。因此無法認定上訴人冒領支票張數及余姓男子是否有偽造其他支票之事實。惟衡諸常情，余姓男子以五萬元代價請上訴人冒用羅碧聰名義，向台中四信申請設立支票存款帳戶，並領取空白支票一本交付予余姓男子，其目的無非要偽造發票人為羅碧聰之支票供行使之用，此為一般人所得瞭解及預見。上訴人自已預見余姓男子取得空白支票後，將會以「羅碧聰」名義，偽造行使。該余姓男子取得冒領之支票後，果偽造「羅碧聰」名義之支票，亦不違背其幫助意思自明。上訴人於原審改稱未領到空白支票，且余姓男子即 余永居 告知未領到支票，所以未給報酬云云，顯係避重就輕之詞，不能採信。辯護人依上訴人不實之辯解推論上訴人不能預見將來有偽造有價證券之可能，上訴人之行為只構成偽造文書、署押，並不成立幫助偽造有價證券罪云云，亦不足採。選任辯護人雖又辯稱：羅碧聰國民身分證未扣案，該身分證係偽造或變造即有疑義，而貼上訴人照片之身分證與羅碧聰身分證，其上之「現戶籍地」、「住遷註記」欄及「職業」欄雖記載不同，然該二處未經密封，變造其上註記並非難事，參酌貼有上訴人照片之身分證乃補發，足疑為係經變造之身分證。又自上訴人之自白及身分證影本等證據，僅足認定上訴人有提供照片一張給余姓男子，而余姓男子以該照片製作羅碧聰身分證，究係偽造或變造，上訴人既未參與，自無知悉可能，遑論無積極證據證明上訴人就偽造公印文之犯行與余姓男子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原審逕認系爭身分證及其上之「內政部印」印文均係偽造，且上訴人與余姓男子為共同偽造公印文、特種文書，實屬率斷云云。然上訴人確係以五萬元報酬為上開犯行已如前述，辯護意旨自不能為上訴人有利之論斷。另余姓男子即余永居部分，原審依上訴人所提供住所傳訊無著，經查詢內政部戶役政資料，發現余永居已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死亡，自已無從傳訊，亦無法認定余永居即上訴人前稱之余姓男子。綜上所述，上訴人犯行應堪認定。按上訴人可預見該余姓男子將以其冒用羅碧聰名義所請領之空白支票偽造加以行使，竟以幫助該余姓男子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請領空白支票行為，顯無與余姓男子共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犯意。又國民身分證屬刑法第二一二條所定之特種文書。偽造國民身分證上之「內政部印」之印章，係用以表明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而為內政部於職務上所使用之印信，核屬公印，是「內政部印」印文為公印文等證據，因認上訴人係犯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幫助偽造有價證券罪、同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之偽造公印文罪。上訴人與余姓成年男子間，就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公印文之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上訴人利用無犯罪故意之台中四信成年職員，在支票存款約定書、存款印鑑卡及支票領票申請書上接續偽造「羅碧聰」印文六枚，係屬間接正犯。上訴人偽造「羅碧聰」印章及印文、署名均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幫助偽造有價證券除詐騙金額超過票面金額外，本即含有幫助詐欺之性質、其幫助偽造有價證券後進而幫助行使，行使之低度行為應為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上訴人偽造公印文而偽造國民身分證行為，因偽造公印文之行為，刑法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有獨立處罰規定，且刑度較刑法第二百十二條規定者為重，故難僅論以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罪。上訴人所犯偽造公印文罪、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幫助偽造有價證券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牽連犯，應從一重之幫助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上訴人幫助偽造有價證券部分，為從犯，應依刑法第三十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其刑。公訴人就上訴人幫助偽造有價證券及行使偽造之支票領票申請書部分雖未經起訴，惟該部分犯行，既與起訴部分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幫助偽造有價證券罪。另審酌上訴人為貪圖小利，與余姓男子謀議、偽造證人羅碧聰之國民身分證、印章，並進而行使偽造私文書，假冒證人羅碧聰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請開設支票存款帳戶，領取支票供余姓男子偽造行使，足以影響金融秩序及社會交易安全，惟念持偽造之支票向羅碧聰催討票款者僅有一人，金額非鉅，羅碧聰於第一審法院亦表示願意原諒上訴人，上訴人於偵查中及第一審尚能坦承犯行，態度尚良好等一切情狀，於法定刑內量處其刑，並為相關沒收之諭知。復以上訴人於九十三年、九十四年間犯詐欺罪、偽造私文書罪，經第一審法院於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以九十四年度訴字第三二八八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六月，併予敘明不宜宣告緩刑之理由。再以公訴意旨雖又以：上訴人與余姓男子共同偽造「台灣省台中縣政府」鋼印一枚，蓋用於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上，此部分尚犯偽造公文書罪嫌云云。惟查，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並未扣案，依卷附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尚無從認定其上有偽造之「台灣省台中縣政府」鋼印文。上訴人亦未承認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上有偽造之「台灣省台中縣政府」公印文，自不能以一般真正之國民身分證上有各該縣市之鋼印文，即認定該偽造之「羅碧聰」國民身分證上一定有偽造之「台灣省台中縣政府」公印文。上訴人此部分罪嫌，應認不能證明，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又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屬事實審法院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原判決已具體審酌相關情狀後在法定刑內量處其罪刑，並敘明不宜宣告緩刑之理由，有如前述，亦未再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減輕其刑，此乃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合法行使，上訴意旨憑持己見，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上訴理由。其餘上訴意旨，係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再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法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所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二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之案件，依首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縱此部分與前開部分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裁判上一罪，但前開有罪部分之上訴為不合法，本院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而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對於輕罪部分之此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為實體上審判，上訴人竟復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董明霈
法官林茂雄法官張祺祥法官呂永福法官宋祺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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