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抗字第408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7年05月11日
裁判案由：聲請撤銷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107年度抗字第408號抗告人即受刑人 黃承翰 送達代收人 林以婷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7年3月28日107年度撤緩字第38號裁定（聲請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7年度執聲字第18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抗告駁回。
理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2761號案所犯，係與 蔡宗亨 共同經營網路簽賭站牟利，是以受刑人之犯罪行為係經營網路簽賭，並無設局詐賭、暴力討債、恐嚇等加害於他人之犯行，顯然不同於受刑人101年度訴字第927號案件所為之犯行，較諸於前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所犯網路簽賭罪行之危害顯然甚微。又受刑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遵期完成180小時之義務勞務，俟受刑人與配偶 余宣慧 結婚，婚後長女 黃芝棠 於民國000年00月0日出生，現年2歲，長子 黃子恒 剛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尚未滿週歲。受刑人婚後有正常工作，穩定收入，生活作息正常，惟長女黃芝棠出生後，家庭開銷陸續增大，受刑人經濟壓力沈重，試圖於工作之外，獲取額外收入，方與蔡宗亨共同經營網路簽賭。㈡本件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聲請撤銷緩刑，承辦檢察官並未予受刑人任何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原審法院於受理彰化地檢署撤銷緩刑之聲請案後，至裁定將受刑人之緩刑宣告撤銷而終結案件為止，亦無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以，本件彰化地檢署或原審法院於本件撤銷緩刑案件程序中，均未曾通知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亦未給予受刑人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查明受刑人前案宣告之緩刑，是否已難收其預期效果有予以撤銷改執行刑罰之必要。況且，受刑人前案犯罪事實相較於後案，後案顯然較屬輕微之賭博罪行，並無其他暴力犯行，何以原審逕謂受刑人無視法紀，難收預收之效果，未詳予審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撤銷受刑人前案之緩刑宣告，實屬率斷。受刑人僅係為了照顧家庭，讓家人生活好過一點，並非不知醒悟、不知警惕。㈢受刑人長子黃子恒去年剛出生，受刑人二名未成年子女，極需受刑人照顧，倘撤銷緩刑宣告，受刑人經濟困頓難以繳納2年得以易科罰金有期徒刑之高額金錢，僅得入監執行，若入監執行，其等家屬勢必頓失依靠、經濟陷入困境，家庭破裂在即。㈣是以，原審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為裁量，審酌本件是否有已難收緩刑之預期效果之情節，而確有執行刑罰必要，原裁定未為詳加審酌逕予裁定撤銷緩刑宣告，尚嫌率斷。本件撤銷緩刑宣告案件，從未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為此，請求撤銷原裁定，改諭知駁回檢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云云。
二、按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惟審認是否「得撤銷」之實質要件，厥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㈠受刑人甲○○前因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詐欺取財罪、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罪、恐嚇取財罪、恐嚇危害安全罪等數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927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5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02年8月21日確定（下稱前案）。然受刑人竟於緩刑期內（受刑人上開罪刑之緩刑期間，自102年8月21日起，算至107年8月20日始屆滿），故意於106年3月間某日起至同年4月間某日止更犯圖利聚眾賭博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06年度簡字第2761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並於107年1月18日確定（下稱後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按。
㈡受刑人於前案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詐欺取財罪、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罪、恐嚇取財罪、恐嚇危害安全罪等數罪，經原審宣告罪刑確定後，猶未能深切反省，竟仍於緩刑期間內之106年3月間某日起至同年4月間某日止，再犯後案之圖利聚眾賭博罪，其前後兩罪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均相同，足見其於前案遭查獲、判決確定後，並未稍生警惕，未有何悔悟之心，法敵對意識非輕，堪認原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抗告意旨雖稱後案顯然不同於前案所為之犯行，較諸於前案，受刑人於緩刑期間所犯網路簽賭罪行之危害顯然甚微云云，顯係推諉卸責之詞，並無理由。
㈢按被告聽審權固屬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一（司法院
釋字第482號解釋參照），被告有在審判中到場以充分及適當方式，踐行聽取訴訟資訊後，陳述或辯明其訴訟上意見，適時行使訴訟防禦權之權利，但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正當限制，刑事簡易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第303條至第307條、第371條、第372條即為適例。另具有國內法律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亦揭櫫：「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四）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惟參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第32號一般性意見，於第36段論述「第14條第3項第4款含有三個不同保障。其一，要求被告有權到庭受審。在某些情況下，為適當進行司法有時允許缺席審判…。」亦表明被告聽審權具有可限制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人民之訴訟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6條固有明文。惟保障之方式，得由立法機關依案件之繁簡，制定不同之程序為之。因而刑事訴訟法乃規定：「裁判，除依本法應以判決行之者外，以裁定行之」、「判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經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及「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0條、221條及222條第1項規定甚明。是除判決應經當事人之言詞辯論，及因當庭之聲明所為之裁定，應給予訴訟關係人言詞陳述外，其他訴訟程序自「無」須經被告言詞辯論為之，立法者已權衡相關訴訟程序經濟及當事人之訴訟權益，而依法為上開法定程序之限制，則無須經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倘非法官依個案審酌後，認事實不明，另有調查證據及傳喚訴訟關係人行言詞陳述之必要，原則上僅由法院綜合卷內一切事證而做成之書面決定即可。經查，本件聲請撤銷緩刑之裁定，既係執行檢察官以書面向法院提出聲請，而非當庭聲明；況如前述，受刑人所犯之前後兩罪之犯罪型態均相同，顯見其於前案判決確定後，並未稍生警惕、悔悟之心，堪認原宣告之緩刑確實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明確該當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是原審法院為裁定時，若認有必要時，當可調查證據或再行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然是否調查證據或再行傳喚受刑人為原審法院職權之行使，並「非」法定必須之程序，揆諸前揭說明，原審裁定認本件事證明確，於上開撤銷緩刑宣告裁定前，未再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暨調查證據，其程序自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無侵害其訴訟權保障，於法並無違誤。抗告人指稱原審為撤銷緩刑宣告裁定前，未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容有誤會。
㈣至於抗告人於抗告意旨所稱經濟壓力沈重難以繳納2年得易
科罰金有期徒刑之高額金錢，且家中有二名幼子待照顧，如入監服刑，其家屬頓失依靠，經濟陷入困境等情，僅為受刑人就前案如易科罰金之執行所為遵期履行、及其個人家庭生活狀況，均與刑法第75條之1撤銷緩刑之要件無涉，並非本件撤銷緩刑宣告所得審究之理由，自難據為有利受刑人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並依比例原則加以考量後，前案所欲抗告人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應已難收預期之效果，若不對抗告人執行刑罰，顯難再促其反省、警惕，抗告人恣意違反法規範，顯現其法治觀念薄弱，自身反省能力不足。從而，本件原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裁定將抗告人之緩刑宣告撤銷，核無不合，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07年5月11日
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許文碩
法官周瑞芬法官劉麗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陳桂芬中華民國107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