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822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182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03月28日

裁判案由：強盜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822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昱宏選任辯護人劉君豪律師
廖大鵬律師被告 吳曜麟 選任辯護人 陳韻任 律師
蔡銘書 律師被告 簡宏達 選任辯護人 葉忠雄 律師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字第5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丁○○犯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
甲○○、戊○○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其餘被訴部分皆無罪。
事實
一、丁○○前與乙○○（另行審結）為男女朋友，於民國100年10月14日乙○○偶與友人丙○○相約，而於該日19時許自行前往丙○○位在新北市○○區○○街○○巷○○號1樓之當時承租處碰面，嗣在房內聊天期間丙○○因未獲乙○○之同意便對其為腰部等身體部位碰觸，致乙○○甚感不滿，隨於同日19時25分許開始陸續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以去電及傳送簡訊方式和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丁○○一再聯繫並告知遭受騷擾此情，丁○○聞言亦覺不悅，兩人進而同生教訓丙○○之共同傷害犯意聯絡，除由乙○○提供丙○○之住所地址外，丁○○更致電邀集甲○○，甲○○另再聯絡戊○○而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經甲○○駕車搭載戊○○先至新北市○○區○○路○段000號家樂福中和店附近與丁○○會合接其上車，其後彼等便依乙○○提供之所在資訊出發，於是日21時40分許駛抵附近下車尋覓，丁○○、甲○○並分持客觀上足以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而得作為兇器，長度約30公分不等，材質俱為金屬構成且表面堅硬，屬甲○○所有原置車上之小鋁棒各1支為用，乙○○因和丁○○始終有以前開行動電話進行通話，故對丁○○等人將至一事有所掌握，乃向丙○○佯稱朋友已經前來欲載其離去並予開啟房門，丁○○、甲○○、戊○○遂於同日21時53分許後某時確認丙○○住處正確位置並得以順利入內，渠三人見到丙○○後，迅以徒手及揮舞手中小鋁棒之方式輪番朝其加以毆擊，乙○○在旁還主動指引表示正係丙○○摸其胸部等語，造成丙○○臉、頭皮、頸部、上臂、肩部受有挫傷，而丁○○至遲於出手傷害過程中，因另意識丙○○遭以強暴手段壓制後已然無法還擊，而陷於不能抗拒之狀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心生強盜之單獨犯意，於眾人停手後便喝命丙○○交出錢來，丙○○見於現場其僅一人且無立時求援可能，丁○○手中復握有可隨時重施攻擊之前述鋁棒，自忖若不順從給款勢難全身而退免遭後續攻擊，遂認已無抗拒可能並將個人皮夾其內錢財交與丁○○，終使丁○○順利走取約新臺幣（下同）2千2百元之現鈔，丁○○進而承前強盜犯意更對丙○○恫稱：下個月會再來拿5千元，而且不會只有小鋁棒等語，始與乙○○、甲○○、戊○○一同離去。
二、案經丙○○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被告丁○○部分：
（壹）程序方面：
一、告訴人丙○○、同案被告戊○○於警詢關於被告丁○○本案所為之證述部分無證據能力：查告訴人、被告戊○○在員警詢問時作成有關被告丁○○涉案情節之陳稱部分，係屬被告以外者所為之言詞供述，今既經被告丁○○之辯護人就其等警詢所言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公訴人復未明確指出告訴人、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之作證內容，所言是否確與先前警詢陳述存有明顯不符之狀況，如有，就該等警詢所言又有何較為可信之特別情況，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應認告訴人、被告戊○○於警詢時關於被告丁○○被訴事實部分之所陳均不具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戊○○於偵訊時就己身以外其他被告被訴事實之相關陳述部分有證據能力：查被告甲○○與戊○○偵訊時在未經檢察官命其等具結之情形下，即針對被告丁○○之本案犯行有所供，然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仍得作為證據，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3257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查共同被告甲○○、戊○○既已於審判中經本院依聲請為程序轉換，使彼等以證人身分具結另就被告丁○○所為作證，並賦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反對詰問之機會，則被告甲○○、戊○○於偵查中以共同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證據，縱屬傳聞證據，但並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仍可認有證據能力。
三、告訴人於偵查所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民國92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改採以當事人進行為主之訴訟制度，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基於當事人一方原告之地位，就被告犯罪事實及訴訟條件與據以認定證據能力等訴訟程序上之事實，固應善盡舉證責任。然因檢察官訊問證人等被告以外之人時，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致違法取供，並令具結，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同法第159條之1明定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被告以外之人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故被告、辯護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毋庸另為證明，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而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指其不可信之情形，甚為顯著了然者，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然須從卷證本身，綜合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即可發現，無待進一步為實質調查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5684號判決意旨載述甚詳。
（二）本案被告丁○○之辯護人雖主張偵查中具結作證之告訴人所言無證據能力，然按對偵查中之證人所述，若被告防禦權已藉其他方式加以保障，亦即對證人審判外陳述給予程序性的擔保與驗證後，則法例上多容許對質詰問之例外，而允許被告用其他方式來檢驗該審判外陳述，是以刑事訴訟法於確立傳聞法則之同時，另亦設計了若干例外，此即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之規定，於此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雖受到一定程度之限制，惟如該審判外陳述之外觀有足夠可信性，得以取代被告對質詰問權的檢驗，甚而為法院發現真實所需要，仍可例外認為該審判外陳述有證據能力。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82號解釋所指「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係指證人於審判中有傳喚之必要，經於審判程序傳喚作證時，應給予被告詰問權，如此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而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如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且經依法具結，其陳述自不因未經被告對質詰問，而不具證據能力，況以下所引之告訴人偵訊證詞，既已經本院對其再予傳喚後到庭進行交互詰問，被告丁○○與辯護人之反對詰問權顯已重獲擔保，自不得再對告訴人具結後之偵查所言爭執其證據能力。
（三）準此，告訴人於偵查中具結後所為證言，業經程序擔保所述內容確符事實，復未查得其證述中存有何等顯不可信之具體情狀，揆諸首揭說明，自應認其於偵查所述存有證據能力。
四、本案其他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暨相關筆錄（以下所引據者），檢察官、被告丁○○及辯護人均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之筆錄記載於作成時之情況，亦無何等違背刑事訴訟程序或顯不可信之情形，倘以之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尚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至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之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被告丁○○並不否認曾於事實欄所載時日相邀被告甲○○，繼由被告甲○○轉約被告戊○○，經被告甲○○駕車齊至告訴人丙○○上述住處，抵達後另曾和被告甲○○分別持用小鋁棒各1支，與徒手之被告戊○○共同對告訴人施以傷害所為，並在離去前取走告訴人所給現款約2千2百元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攜帶兇器強盜之犯行，辯稱：當時係收到乙○○傳來簡訊請伊救她，並得知告訴人有限制乙○○離去之狀況，才約被告甲○○、戊○○共同前往教訓告訴人，因不知告訴人是否尚有其他友人在場，所以才拿被告甲○○車上的小鋁棒防身，況告訴人當時是自願拿錢出來，希望跟伊們和解云云；其辯護人則以：被告丁○○係為營救乙○○始和被告甲○○、戊○○共同前往告訴人之住處，至現場後因見乙○○遭到欺負才會一時衝動毆打告訴人，事後亦已感到十分後悔，且被告丁○○持拿小鋁棒原先之目的純為自保與防身，自與強盜無涉，又如被告戊○○所陳，被告丁○○從未對告訴人表示若不拿出錢來，就不讓他離開或讓他斷手斷腳，且告訴人亦自承是因害怕繼續被打才會拿出錢來， 佐以 告訴人於本案遭毆所受傷勢本非甚重，當可推知告訴人縱然心生畏懼，然應是在自知理虧，於主觀上仍具一定之衡量、判斷自由意識情形下，決定交付現款，否則豈有可能不試圖作任何解釋便交付財物，自難認其已然陷於不能抗拒致喪失意思自由之程度。再者，告訴人之皮夾原既放於桌上，若被告丁○○真有強盜之意，大可直接將錢包拿走而不須對告訴人施以傷害，由是益徵被告丁○○毆打告訴人僅係基於教訓用意而非強盜打算，況若被告丁○○真有強盜計畫，其理應攜帶本票或借據要求告訴人另行簽立，甚逼迫告訴人交付存摺、印鑑或提款卡以便日後取款，怎可能只拿2千多元即行離去，遑論本案告訴人亦坦認當天確實有碰觸到乙○○之腰部等處，並表示其亦覺得這可能構成性騷擾，是以告訴人為表示歉意，才將錢拿出欲與乙○○達成和解，要無不合理處，被告丁○○依憑此點取走告訴人之財物，實無不法所有意圖可言，末以被告丁○○離去之前，究竟有無再對告訴人出言脅迫，既僅有告訴人一人指訴，而別無充分證據可憑，同不得率為不利之認定等語，為被告丁○○補充置辯。
二、經查：
（一）本案緣起乙○○於100年10月14日和告訴人先行相約，待兩人在告訴人位在新北市○○區○○街○○巷○○號1樓之承租處見面後，乙○○因故致電被告丁○○，被告丁○○隨即聯絡被告甲○○，復由被告甲○○邀得被告戊○○再駕車駛至新北市○○區○○路○段000號家樂福中和店附近接載被告丁○○，三人隨即依乙○○提供之資訊齊赴告訴人前述住處；嗣在被告丁○○借用被告戊○○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予乙○○所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當日21時51分、53分聯絡表明已抵附近後未久，被告丁○○、甲○○、戊○○終於順利找到並進入告訴人之住處等情，本為告訴人、被告丁○○、甲○○、戊○○及乙○○所不爭執，亦有乙○○前述門號之通聯紀錄附卷可資對照，堪認均和實情未有出入之處。又告訴人確實於同日在其住處內，遭被告丁○○、甲○○分持原置於後者車上之小鋁棒，和被告戊○○各以揮棒攻擊與徒手方式共同毆打成傷，凡此除經告訴人於偵訊與本院審理時結證詳盡外，亦為被告丁○○、甲○○與戊○○所不否認之點，此外另有被告甲○○所有原置其所駕車上，當時交給被告丁○○所用之小鋁棒1支扣案得佐，而告訴人因而受有之如上傷勢，復有其報案時所提供西園醫院100年10月21日開立之乙種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按，又告訴人指訴被告丁○○於離去之前，另曾取走其現款約2千2百元此節，被告丁○○於審理時亦已無不作其他爭執，是併可證以上各情同屬事實無誤。
（二）被告丁○○辯稱是日突然接到當時女友乙○○傳來簡訊，要其前去救她，之後伊再借用友人行動電話撥給乙○○，她即表示遭到性騷擾並告以所在住址，乙○○電話中之口氣很小聲與著急，像是怕被聽到，因不明告訴人住處狀況，恐對方非僅一人，所以才通知被告甲○○欲結伴前往云云，但查，告訴人於本院作證經予提示乙○○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其當時所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後，業已指明乙○○約是在100年10月14日18時49分許後不久抵達其中和住處，而據卷附同份乙○○前述門號通聯紀錄所示，事實上從同日19時25分許開始，乙○○藉前述門號行動電話傳送簡訊，或直接去電被告丁○○所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情形即不曾間斷，即便除去純以簡訊通知及通話時間未到10秒過於短暫之部分，被告丁○○至少仍曾在該日之19時42分許、20時7分許、47分許、54分許、21時16分許、40分許、46分許、52分許，先後和乙○○有過各長達42秒、26秒、23秒、30秒、19秒、32秒、13秒、15秒之聯繫對話，於此尚不包括被告丁○○自承由於其所持前揭預付卡門號儲值用盡，故曾另借不詳門號友人行動電話主動致電乙○○之情形，則有疑義者為，縱被告丁○○最初真因事起突然，致難立即明瞭乙○○之處境而多所顧忌，然在持續密集之頻繁聯絡當中，被告丁○○斷無可能再對告訴人住處之實際狀況未有掌握，則於已然預見即將面對者僅只告訴人單獨一人之後，所謂不明彼方態勢故與被告甲○○、戊○○結伴自保之前述說詞，顯已見其牽強。
（三）被告丁○○在偵訊時另辯陳：伊接到乙○○簡訊說她被押著，請伊去救她，伊就和被告甲○○、戊○○一起去乙○○所說的地方，伊們到時門已經開了，乙○○跟伊說被告訴人性騷擾，伊問告訴人是不是他，然後就拿小鋁棒往該男子頭上打一下，之後伊就後悔，因為該男子看起來像學生乖乖的，而且在車上伊就懷疑乙○○如果是被押著，怎麼能夠自由講電話云云，似欲主張其錯認乙○○情況危急乃致產生無謂顧忌，全係由於乙○○之誤導而起。惟查被告丁○○既不否認於前去路上，因仍可不斷接到乙○○之來電訊息，故已對乙○○所為宣稱存在懷疑，衡諸常理其又怎會放棄於電話中先行確認之機會，若被告丁○○確實如其所述對於乙○○之被害情節甚感憂心，待兩人取得聯繫進而獲知告訴人之門牌住址後，為讓乙○○儘早脫困，除立刻報警尋求協助外，豈能另有其他更為保險之周全選擇，詎被告丁○○非但捨此不為，甚還大費周章，甘願等待遠住北投之被告甲○○前來會合，直至依卷附通聯紀錄所載，被告戊○○於是日21時10分許以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丁○○上述門號行動電話聯絡，可認渠等即將碰面為止，距離最初得知乙○○遭遇之時早已經過將近2個小時，其後尚須依照乙○○提供位置驅車前往並另作尋覓，若非被告丁○○對於事情緩急了然於胸，知悉乙○○絕無即刻危險可言，何能致此。佐以被告丁○○在甫入告訴人住處巷內當下，於該處架設監視器攝得畫面之中，臉上竟還帶有清晰可見之明顯笑容，自益足徵被告丁○○早即感到篤定，對其相招被告甲○○、戊○○前來，更和被告甲○○另持小鋁棒為用之己方聲勢，必可順利壓制告訴人諸情極具信心，就此自無從再以為求自保故較謹慎云云以為合理解釋，否則在進入告訴人家中驚覺一切與原有顧慮想像均有不同後，被告丁○○、甲○○及戊○○又何必執意動手，被告丁○○準備如斯陣仗，正係基於教訓傷害告訴人之目的實甚灼然。
（四）本案雖無證據顯示乙○○在被告丁○○、甲○○、戊○○對告訴人施以毆打時亦同曾出手傷害，乙○○更進而辯稱係遭告訴人性騷擾及限制離去自由，方會向被告丁○○傳訊求救，之後又因感到心悸不甚舒服，故在被告丁○○等人進入告訴人住處後，便一直待在門邊而無任何參與，亟欲撇清衝突發生之自身責任，然即便告訴人真有騷擾行為在先，乙○○於得藉行動電話自由對外致電期間，竟不先向員警直接求援，以期能在最短時間內脫困離去，反好整以暇執著等待被告丁○○之前來，所採舉措本已難和其言稱遭告訴人暫押之危急說法產生直接聯想，況在去電被告丁○○至其抵達之前，乙○○既另有充分時間衡量相關局勢，再謂未曾報案是因心神慌亂導致忘記云云，無稽之處自已顯然。且查，被告丁○○、甲○○、戊○○抵達時告訴人住處大門業經打開，此為眾人所是認，告訴人更結證表示：乙○○說她朋友會來帶狗，所以伊就讓乙○○開門，伊自己坐在床上等語，關此甚亦有被告甲○○偵訊所述之：丁○○聽到他的狗在某房屋叫，就循聲過去，伊記得是丁○○的女友開門讓伊們進去等語可供驗證，果告訴人確對乙○○另有不法拘禁之情，聽聞乙○○之友人已到門外，退避閃躲免遭報復唯恐不及，要無任意開啟房門之理，其毫無警覺之反應，適足證明乙○○之行動來去遭告訴人限制所指全為杜撰。則綜合乙○○尚得自行開門使被告丁○○等人進入，再依告訴人於本院結證之：在動手後，乙○○直接說伊摸她胸部等語，與大抵相符之被告丁○○偵訊所供：乙○○站在大門旁邊，一個男的坐在床上，乙○○就跟伊說她被該男子性騷擾，伊問被摸哪裡，他說被摸胸部等語，復可知乙○○在衝突期間並非如其所述因感不適在旁休息，甚還曾有指引被告丁○○確認告訴人即為動手騷擾者之出言狀況此情，參以乙○○刻意尋來被告丁○○卻不報警，且告訴人對其除有騷擾之情外難認更有不法之以上分析，縱不曾於告訴人遭毆時實際參與，乙○○電喚被告丁○○專程前往苟非基於自身報復用意，孰能置信，且於被告丁○○到場後，乙○○又在其旁以言語助益，而非勸阻眾人使歸理性，其早與被告丁○○於往來電聯中共生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聯絡，殆無疑義。
（五）起訴書就被告丁○○、甲○○、戊○○與乙○○之行為動機形成部分，固係以：渠等共同基於強盜之犯意聯絡，先由乙○○佯以借錢為由前往告訴人住處，於確認告訴人係單獨在家後，旋即電聯被告丁○○等人到場等語，意指被告丁○○等人自始便存在整體考量，而乙○○前往查探告訴人住處情況，亦是出自原有之犯案安排，惟查，從告訴人自承於100年10月14日下午以網路留言方式主動接觸乙○○，乙○○遂在16時32分許於當天首次撥打告訴人所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進而反覆聯絡，並決定由乙○○前往告訴人住處見面開始，直至乙○○於同日19時25分許致電被告丁○○為止，乙○○僅於同日18時1分許曾和被告丁○○有過5秒之極短通聯，苟被告丁○○真與乙○○已有強盜謀議，在乙○○確認告訴人不疑有他邀請前往後，兩人本無可能還會如此消極，對計畫開展一事不藉密集聯繫更作周延考量，且查乙○○在出發往赴告訴人住處之前，既已得知屆時所處地址，為順遂確保彼等之犯罪目的，被告丁○○衡情亦當伴隨同行就近應變，然觀諸被告丁○○持用之上揭門號於100年10月14日訊號收發使用基地臺所示位置，自該日7時8分許起至21時10分許止，其竟只在新北市○○區○○路○○○號及健康路256號周遭小範圍內有所移動，而不曾朝告訴人之住處方位更作趨近，此又怎屬早具共同犯罪意識者於預備行為階段之應有表現；被告甲○○、戊○○部分亦然，蓋依本案卷證除得確認被告戊○○曾於100年10月14日21時9分許、10分許以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予被告丁○○外，別即查無其他聯絡情事，自亦無由逕謂彼等真有同謀籌劃之心。況查，告訴人於本院作證時已坦承表示：（當天） 伊有 碰觸到乙○○的手肘、肩膀，及戳她的腰部，是無心的，當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並認為這有可能是性騷擾，乙○○當場有說不要這樣弄她，那是7點多的事情，大概是乙○○來伊住處20分鐘之後等語，除堪推認乙○○一再堅持告訴人曾對其另有騷擾舉措乙情應非虛捏外，參照乙○○於當日18時49分許後抵達告訴人住處不久，正是在30餘分鐘後之19時25分許開始聯絡被告丁○○此一如前分析，本案既無充分憑據可證以上眾人原均已存共犯強盜之意，而證人乙○○於本院所稱因告訴人對伊上下其手，始發簡訊予被告丁○○此節復與卷附通聯資料間隔大致吻合，是被告丁○○因應乙○○之前開受辱告知，繼再尋得被告甲○○、戊○○前來協助，乃係源於彼等教訓告訴人之最初目的，經核實難率論必屬無稽。
（六）待進入告訴人住處後，被告丁○○、甲○○、戊○○隨即輪番實行毆擊所為，直至告訴人受有傷害結果，被告丁○○緊接停手之後另更向告訴人罵稱：你當乙○○是援交妹，同時喝命告訴人將身上財物交出，此除迭經告訴人陳述明確外，被告甲○○、戊○○於本院作證之際甚亦對被告丁○○此等所為概予坦然而未有隱瞞，審以被告丁○○、甲○○與戊○○早有私交，實難想像被告甲○○、戊○○有何刻意誣陷被告丁○○之不正動機，遑論被告等於本案之被訴事實本無二致，若為個人利益著想，被告甲○○、戊○○自亦不具杜撰前情之任何理由，以免造成己身併受牽連，其等竟仍對告訴人就此所指加以附和，在在可證上開情節確非虛妄。被告丁○○又辯稱：伊拿告訴人的錢是因為伊很生氣，便問他怎麼處理，是不是該給女生一個道歉或賠償，告訴人也想說拿錢出來伊們可以不再找他或報警，所以伊才收錢，伊覺得告訴人拿錢是要和解的意思，當時他先道歉，自己願意從身上拿出錢來云云，則查告訴人持取個人皮夾並拿出其內現鈔與被告丁○○此等過程，在告訴人及被告丁○○之陳述間固無極大出入，惟如前載，告訴人有此反應既係因先遭被告丁○○喝命而起，依證人戊○○於本院證述之：（問：告訴人把錢拿出來時，有無說是為了要跟乙○○和解？）沒有此語，已然可證被告丁○○之上述辯解並非有據，況查，被告丁○○最終尚還以：下個月會再來拿5千元，而且不會只有小鋁棒等語，對告訴人補施脅迫後始行離去，關此除可見於告訴人之歷次指陳外，亦有被告甲○○於本院結證之：丁○○將錢拿來後，伊跟戊○○沒有跟告訴人說話，丁○○則說下個月會再來拿5千元，（問：有沒有提到下次來不會只有小鋁棒？）好像有等語，及被告戊○○審理證稱之：（問：丁○○有無向告訴人說下個月要再來拿5千元？）好像有等語資為憑藉，被告甲○○、戊○○所為證詞既皆具相當之可信性已見於上，佐以被告丁○○自承之：伊沒有跟告訴人討論要用多少錢和解等語，若仍謂告訴人在從未就是否和解，數額多少等事項與被告丁○○進行深入討論前，便自願交出個人皮夾與現款，向被告丁○○主動釋出和解意思，無異昧於現實，更無從再對本案係被告丁○○不由分說先命對方支付現款，嗣並恫言將會另持威逼器具前來索取錢財之強勢行徑作成妥適說明，基此，本案告訴人當係為順應被告丁○○之喝命要求，始有被動付款之舉殆屬無疑。
（七）被辯護人另辯稱告訴人於付款時應仍有意思決定之自由，是被告丁○○所為尚未達到至使其不能抗拒之程度，本案充其量僅應構成恐嚇取財罪，惟按恐嚇取財與強盜罪，二者就其同具有不法得財之意思，及使人交付財物而言，固無異趣，但就被害人是否喪失意思自由，不能抗拒言之，前者被害人尚有意思自由，後者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已被壓制。是如施用強暴、脅迫，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即應構成強盜罪。又所謂強暴、脅迫，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或使被害人身體上、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為已足，其暴力縱未與被害人身體接觸，或被害人實際無抗拒行為，仍不能不謂有強暴、脅迫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99年度臺上字第806號判決及22年上字第317號、30年上字第3023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申言之，強盜行為之被害人是否已達不能抗拒程度，應以行為人行為時所施手段之強弱程度，綜合當時之具體事實，依多數人之客觀常態情狀決之。亦即視該手段施用於相類似情況下，是否足使一般人處於不能抗拒之壓制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4069號、99年度臺上字第3081號及100年度臺上字第1103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告訴人在被告丁○○、甲○○、戊○○進入其住處後，隨即遭到彼等毆打，輔以被告甲○○結證描述之：（問：告訴人有無反擊？）他有擋此一情狀，當知告訴人在遭被告丁○○等人施暴期間，因始終居於人數劣勢，相對於被告丁○○之手中鋁棒自身更無寸鐵，勉強抵禦唯恐不及，遑論回手防衛，若非其已因所受強暴行為致再無抗拒之力，諒不致此；再者，告訴人在被告丁○○命其交付財物後，未見有何表示即順應持起皮夾取出現款，繼任由被告取去而無阻擋反抗，待本院問究何以如此時，其亦明確陳稱：伊怕他們繼續傷害伊，他們三個人伊一個人不敢反抗等語，足見告訴人之所以放棄一搏念頭，正係由於其甫遭被告丁○○等人毆打成傷，被害印象至為鮮明所致，告訴人在估量現場狀況，審及其身處室內退無可退，且被告丁○○所持小鋁棒又係金屬材質表面堅硬，施力揮擊必將產生相當危害，嚴重時勢將損及其生命、身體法益，客觀上確屬兇器，單獨一人必難進行有效抗衡等利害關係後，認前所受之強暴手段雖暫停歇，然若不聽從附和被告丁○○索財指示，已難期待免遭後續攻擊或得輕易脫身，是以只得作成不再反抗之最終決定，則告訴人既感受有立即無法抗拒之侵害，其意識所受壓制自已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又告訴人交付現款既與深恐被告丁○○可能重持手中鋁棒，甚再行率眾續行傷害之驚懼感受確存關連，縱無證據顯示被告甲○○、戊○○同具共犯意欲（另見後述），被告丁○○於對告訴人所受壓力無何誤會之際，猶仍藉此情勢故為利用並強硬命令，致告訴人在不能抗拒下支給現款，所為自已該當強盜之成罪要件。又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於本案所受傷勢本非嚴重，及被告丁○○除將告訴人皮夾內現鈔取走外，並未攜帶本票、借據要求告訴人一併簽立，甚或逼迫告訴人交付存摺、印鑑與提款卡以便更為取款等情縱使符實，然其所指既亦非強盜犯罪必存之經驗顯現，該等現象額外存在固更可憑以推論犯行，惟非可反謂如不能於個案中一併查得如上狀況，即必須導出行為人之所為未致強盜程度之論斷，被告丁○○持用兇器在手，並利用告訴人遭致強暴傷害所為，陷於不能抗拒之當下更索錢財，其行為強度高低之判斷，有無達到強盜犯行之不法程度，原應以上開準則為據，辯護人所認無非亦屬誤會；又不論告訴人主觀上有無因己身之騷擾所為對乙○○另懷愧疚，其既是在喪失自主決定可能情形下交出款項，該部分之想法存否自已不生何等影響，而辯護人提及之告訴人未曾向被告丁○○先作解釋乙節，若只謂係因告訴人自知理虧，而忽略其若仍具決斷自由，必不至於全然聽命被告丁○○之所指，未敢針對自身權益為絲毫堅持，實亦難認允恰。本案告訴人在受被告丁○○、甲○○、戊○○施以傷害後，因難確認與被告丁○○更為喝命交款間有無明顯時間間隔，而得據此研判被告丁○○存有足夠餘裕另起犯意，秉於罪疑唯輕原則，應認其至遲於傷害告訴人之同時，已併生強盜意欲，並予適用有利於其之想像競合，而非併罰之論罪關係，是辯護人辯以被告丁○○果具強盜意思，其在進屋後便可將告訴人皮夾取走此語，姑不論在告訴人未經以強暴行為壓制前本無可能不作反抗，被告丁○○或亦係因於當時尚未萌生強盜犯意，其方無直接取款反應，單執此點，同難遽為被告丁○○有利之認定。
（八）辯護人復主張告訴人給付財物乃是基於向乙○○道歉之目的，被告丁○○以此和解認知加以收受，應無不法所有意圖，然如前析論，被告丁○○所稱本案是告訴人主動釋出和解意願原已非屬可信權且不言，按刑法財產犯罪中之不法所有意圖，釋義上本即包含不法意圖、所有意圖之不同概念，當中所有意圖可再進一步解析為積極的納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意思、消極的剝奪所有意思兩種意涵，被告丁○○既不否認其把告訴人從皮夾取出之現鈔取走，係為將之納歸所有，並排除告訴人原有之支配地位，當可證其所有意圖並無欠缺，故辯護人於此辯以取款用意乃在使告訴人得以抵償和解債務，應係對本案不法意圖之有無進行爭執，合先敘明。而財產犯罪中之不法意圖，原係指行為人對於所取財物欠缺屆期且無抗辯存在之請求權，因而其取物所為侵犯民事所有權之法秩序此等狀況，單以形式觀之，被告丁○○對告訴人若確實具備得予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似真可阻卻其主觀構成要件之成立，惟查，前開請求權之內容及其行使範圍，因涉及法律體系允許債權人透過自力實現權利之例外情形，故於學理上除針對特定標的物存有請求權之債之類型中，咸認債權人只要存在對該標的物即期且無抗辯之請求權，其取物行為便不抵觸所有權歸屬之秩序（例：買受人已支付價金，出賣人卻遲不交付買賣標的物，買受人若自行將該物取走，應無不法意圖）外，其餘包括種類之債（債權人只能請求債務人交付中等品質之物，債務人則對交付標的物存有選擇權）、金錢之債（債務人有義務支付特定數額之金錢），得否一概允准債權人可替債務人決定交付之標的物或錢幣、紙鈔而自行取拿，仍有相當爭議，更無庸論被告丁○○所言苟非虛構，充其量亦僅直接遭性騷擾之乙○○方可對告訴人主張損害賠償，被告丁○○既從未獲其授權，當時和告訴人復僅止於男女朋友關係，實不得逕以個人名義對告訴人有所請求，何況基於自力救濟本難視為權利實現常態之原則，倘容任債權人隨意採取各種形式滿足請求目的而不作限制，使其債權反被提升至類似對物直接支配之地位，致債務人原有物權反遭過度犧牲之平衡考量，本案自無恣意認定被告丁○○得擅替乙○○向告訴人主張求償，進而以其未具不法意圖而阻卻犯罪成立之空間，被告丁○○所為主觀上已然具備強盜罪之不法構成要件應屬無誤。
（九）綜上各節相互佐參，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丁○○之攜帶兇器強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者即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62年臺上字第2489號、79年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可參），被告丁○○犯案所用之扣案小鋁棒應屬兇器可見上述，雖無從判定其從被告甲○○車上取下該支鋁棒時即有行兇強盜意圖，然既在隨後強取告訴人所有現款時被告丁○○仍持該項器具在手，其最初是否已具強盜犯意實非所問，辯護人以此質疑本案得否該當攜帶兇器之加重要件容有所失。是核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攜帶兇器強盜罪（起訴書原記載其係犯結夥強盜罪嫌，惟此業經公訴人於論罪時當庭更正）。又按行為人犯強盜罪，於實施強暴行為之過程中，如別無傷害之故意，僅因拉扯致被害人受有傷害，乃施強暴之當然結果，固不另論傷害罪；然強盜罪非以傷害人之身體為當然之手段，若具有傷害犯意且發生傷害之結果，自應另負傷害罪責，如經合法告訴且與強盜罪有裁判上一罪關係，即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處斷。查被告丁○○係先糾眾毆打告訴人，繼藉該強暴方式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時命其交出財物進而取走，顯見其原非別無傷害之故意，就此本應對其另論以傷害罪責，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既與其前開所犯加重強盜罪行部分存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時表明撤回原對被告丁○○所提傷害告訴意旨，有聲請撤回刑事告訴狀乙紙在卷可參，是本院就此部分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判決。又公訴人另謂被告丁○○尚曾向告訴人恫稱：伊們是三重太陽會的，你報警也沒用，伊們跟警察很熟，下次來就不只三個人等語，然迄至本案審結為止，仍未見得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其他可資補強其真實性之所引憑據究係何在，是就此部分應有認定事實相關佐據既付之闕如，本院自無由逕予採信，斷言被告丁○○確曾另有前揭所指脅迫言語，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得援為認定告訴人此等指訴內容真係存在之依憑，就此本應為無罪之判決，然其既與前開經論罪科刑之被告丁○○加重強盜犯行事實，有成立一罪關係之論斷可能，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四、再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同此意旨）。查被告丁○○為國中畢業，於本案行為時甫滿19歲未久，智識程度與歷練經驗衡情均仍有相當進步改善之空間，其持用兇器強盜告訴人之行為雖無可取，惟並無證據可認其自始便已存有強盜計畫，所為當屬臨時起意，且實施犯罪之過程亦非極長，下手施暴造成告訴人之傷勢復非甚重，可見被告丁○○之手段亦非嚴重兇殘，所得財物2千2百元更難認屬鉅額，況於查獲後被告丁○○至少願就被訴事實大抵坦承，復已和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得其諒解，若對被告丁○○本案所犯情節直接論處加重強盜罪之法定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實嫌過重，甚將剝奪耽誤其所處之成長精華歲月，反使刑罰之教化用意喪失殆盡，未符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是本件就全部犯罪情節觀之，對被告丁○○而言自屬法重情輕，當有情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
五、爰斟酌被告丁○○僅因為替乙○○教訓告訴人，未思以法律途徑嘗試與之理性對話，便直接夥同被告甲○○、戊○○前往實行傷害所為，復更在行為期間見告訴人已然不能抵抗，遂另起強盜財物之心，所為動機均應予以適切非難，然併審及被告丁○○違犯強盜所得財物價值並非極高，經起訴後亦已不再針對犯行情況更作無謂爭執，而僅針對事實評價問題有其主張，態度難認過份惡劣，且在辯結之前終和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取得對方原諒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作懲儆。至扣案小鋁棒1支原屬被告甲○○所有本無爭議，而被告丁○○前開經論處罪刑之所犯部分又和被告甲○○間不另存在共犯關係，就此所用器具依法自難為沒收之諭知，併此陳明。
貳、被告甲○○、戊○○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戊○○係和被告丁○○共同基於結夥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先將告訴人毆擊成傷後，由被告丁○○命告訴人交付錢財得逞並於離去時施以脅迫，因認被告甲○○、戊○○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及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公訴人認於被告丁○○經論處罪刑之加重強盜犯行當中，被告甲○○、戊○○亦屬共同正犯，無非以告訴人指陳本案發生當時，被告甲○○、戊○○確曾和被告丁○○共同前往其住處加以施暴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甲○○、戊○○則堅詞否認此一事實，與辯護人皆辯稱不知被告丁○○竟會強盜告訴人之財物。
（二）然查告訴人雖於案發後向員警報案時，齊對被告甲○○、戊○○與丁○○提出強盜告訴，並直指被告甲○○、戊○○均係由被告丁○○帶同前來，就其被害事實理應有所同謀，然若觀其前後證述，首得明瞭被告甲○○、戊○○除有共同出手傷害之行為外，在被告丁○○出言喝命其交出財物，及離去前以下次來就不會只有小鋁棒等語脅迫時，均僅立於一旁而未再有附和助勢之表示，是被告甲○○、戊○○並無如被告丁○○般，更為實行強盜之要件此情應即屬實。
（三）再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坦認曾經碰觸乙○○身體之肘、腰等處，乙○○此後才另與被告丁○○開始頻繁聯絡可見如前，則在無充分佐據認定此際彼等已然共生強盜犯意，進而電請被告甲○○、戊○○同來之前，原即無從排除彼等係基於共同教訓告訴人之目的始行邀集成夥此等可能，本案被告丁○○直至抵達現場出手傷害後，因見告訴人難再無法抗拒，方獨生強盜意欲而予利用，對照被告甲○○、戊○○在其出言索取財物，竟未有任何強化犯行之參與所為，如將之解釋成係被告丁○○逸脫原有計畫外之個人突發想法，毋寧亦屬符情合理。
（四）按所謂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本即應包含共同之「知」與「欲」，即共同正犯間必須存有對共同行為分擔可能產生之結果與構成要件將要實現此一事項，具備知與欲之相互作用，亦僅在各行為人均具備如此之主觀計畫下，方得依據功能支配觀點之分工合作與角色分配關係，將共同正犯各人之所為亦當作他人所為，即將每位參與者均視為一犯罪共同體，對所有在共同知與欲相互作用範圍內之全部犯罪貢獻，適用直接之交互歸責原則，命所有之共同正犯均負起全部之責任，是以共同正犯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者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50年度臺上字第1060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準此，本案既無明確證據可徵被告甲○○、戊○○曾分擔實行強盜告訴人之相關犯行，至多復僅能確認其等曾與被告丁○○及乙○○存有傷害告訴人之共識，徒憑其等此一原有聯繫，尚無從遽為推論被告甲○○、戊○○對之後被告丁○○更為強盜之犯行同有預見，且於當場即將之列為計畫之一，進而形成彼此之共同決意，告訴人除因毆打成傷外，其更遭強盜一事，至多只得認係被告丁○○逸出與被告甲○○、戊○○原有傷害犯意聯絡範圍外之過剩行為，被告甲○○、戊○○就此自無須併負共同犯罪之責任。
（五）又被告丁○○取得財物後，有無分與被告甲○○、戊○○消費享用，若無其他堅實佐證，此至多亦只具分贓之行為意涵，而被告甲○○、戊○○所涉收受贓物罪嫌部分既未經本案起訴書詳予列入，本院要難併作審理。
四、綜上所言，依公訴人所舉證據方法，尚無法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甲○○、戊○○曾有與被告丁○○以結夥攜帶兇器方式強盜告訴人財物之共同犯罪行為，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甲○○、戊○○另經起訴之此等犯罪事實確係存在，揆諸首揭法文意旨與判例說明，自應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惟其中既包含有告訴人另對被告甲○○、戊○○共同傷害所為提出傷害告訴之事實部分，在其餘被訴情節因無從證明為真，致難於本案成立一罪評價之前提下，前開無罪部分自應除去該被告甲○○、戊○○之傷害被訴經過，另查後者若有成立，係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則須告訴乃論，因告訴人已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表明撤回對被告甲○○、戊○○所提傷害告訴意旨，有聲請撤回刑事告訴狀乙紙在卷可參，依照前開說明，就被告甲○○、戊○○被訴之傷害部分，另均應由本院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5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祿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2年3月28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胡堅勤
法官高增泓法官盧軍傑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莊依婷中華民國102年3月28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