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982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4年上易字第98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4年06月25日

裁判案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上易字第98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馬浩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審易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04年4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4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馬浩天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馬浩天與 陳映 錡（另經不受理判決確定）係夫妻關係， 陳映錡 係位在臺北市○○區○○○路○○巷○○號1樓九酒卡拉OK店於晚間8時至翌日凌晨2時之現場負責人， 蘇雅祺 於民國103年4月24日凌晨2、3時許，至上址卡拉OK店消費結帳時，因消費帳目問題，蘇雅祺與陳映錡兩人發生爭執，並發生扭打，被告馬浩天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故意，持酒杯砸向蘇雅祺臉部，致蘇雅祺受有左臉撕裂傷兩處各約1.5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馬浩天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此有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如此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意旨可參。
三、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依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此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是以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尚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人指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證人蘇雅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綦詳，核與證人 許男旭 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述相符，並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現場照片6張附卷可稽，雖證人 張素 溶於另案偵查中證稱：馬浩天沒有參與打那位女性客人云云；證人 林文豪 於另案偵查中證稱：馬浩天沒有打那位女性客人云云，然證人許男旭於偵查中證稱：馬浩天拿杯筷丟過去，砸中蘇雅祺臉部，蘇雅祺有流血等語，告訴人亦受有上開傷害，已如前述，倘證人林文豪、 張素溶 有在現場目擊，豈會其等證語皆未提及告訴人有受傷之情事，且上開證人林文豪、張素溶皆證述：被告未進入房間云云，亦與被告於警詢中供稱：當天伊是到店裡要接伊太太陳映錡下班，伊走進店裡時，員工就跟伊說伊太太被打，伊就進入房間走道查看等語，及被告於另案審理中證述：伊走到一間小包廂內等語不符，則林文豪、張素溶證述，應非可採，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 固坦承 於103年4月24日凌晨2時餘許，至臺北市○○區○○○路○○巷○○號1樓九酒卡拉OK店，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伊進入九酒卡拉OK店時，經房東張素溶告知伊妻陳映錡與蘇雅祺發生衝突，伊本欲理論，但遭張素溶與陳映錡勸阻，伊並無傷害蘇雅祺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為陳映錡之夫，陳映錡係臺北市○○區○○○路○○巷○○
號1樓九酒卡拉OK店晚間8時至翌日凌晨2時時段之現場負責人，被告103年4月24日凌晨2時餘許，至九酒卡拉OK店接陳映錡下班等情，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1頁），且有證人陳映錡於警詢之證述 可佐 （見偵卷第19至20頁），前開事實，自可認定。
㈡蘇雅祺於103年4月24日凌晨至九酒卡拉OK店消費，嗣後蘇
雅祺與陳映錡因消費帳單發生爭執，進而相互扭打等情，業據證人蘇雅祺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伊於103年4月24日凌晨至九酒卡拉OK店消費，結帳時要求陳映錡出示消費清單，陳映錡不願意，伊與陳映錡即徒手拉扯等語明確（見偵卷第7至8頁、第51頁背面、原審審易字卷第20頁），且有陳映錡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證述：103年
4月24日凌晨1時30分許，蘇雅祺要求對帳，伊告知帳單在其手上，伊見蘇雅祺已喝醉，便思向其取回帳單，隔日再行結帳，蘇雅祺便將桌上酒杯、酒瓶及小菜碟掃至地上，並拉伊頭髮、踹伊肚子等語（見偵卷第19至20頁、第51頁背面至52頁），證人張素溶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證述：陳映錡向伊承租九酒卡拉OK店晚間8時凌晨2時之時段經營，103年
4月24日凌晨，伊至九酒卡拉OK店欲與陳映錡交接，見到陳映錡在包箱內與蘇雅祺結帳，蘇雅祺手持帳單且明顯喝醉，伊便先離去，伊再次經過包廂門口時，見到蘇雅祺大聲咆哮，並將桌上酒瓶、酒杯、小菜碟等物掃落地上，以手拉陳映錡頭髮並踹陳映錡肚子，雙方相互拉扯倒地等語（見偵卷第31至32頁、第47頁及背面），證人林文豪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證述：103年4月24日凌晨，伊至九酒卡拉OK店消費，伊坐在包廂外，因包廂沒關門，所以伊可見包廂狀況，當時蘇雅祺明顯喝醉，大聲向陳映錡稱其不欲付帳，陳映錡向蘇雅祺拿取帳單，蘇雅祺以帳單打陳映錡左臉，腳踹陳映錡肚子，並以手拉陳映錡頭髮，將陳映錡壓在地上打，後來雙方打起來，期間桌上酒杯、盤子、水杯等物均遭掃落在地等語（見偵卷第34至35頁、第47頁背面），證人許男旭於檢察官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103年4月24日凌晨，伊與蘇雅祺至九酒卡拉OK店，結帳時，蘇雅祺覺得太貴，之後便與陳映錡拉扯扭打等語（見偵續卷第9頁背面、本院卷第56至57頁）可資佐證，足認蘇雅祺與陳映錡於103年4月24日凌晨確曾發生拉扯扭打無疑。又證人陳映錡、張素溶、林文豪、許男旭證稱蘇雅祺與陳映錡扭打過程中，酒杯、酒瓶等物遭掃落在地一節，亦卷附現場照片顯示地上散落玻璃酒瓶、玻璃碎片一節可參（見偵卷第56至58頁）， 可佐渠 等所言為實。再蘇雅祺於103年4月24日前開肢體衝突後，至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北醫學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臉撕裂傷兩處各約1.5公分之傷害一節，亦經證人蘇雅祺於警詢時證述在卷（見偵卷第7頁背面），且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頁），蘇雅祺確於當日受有前開傷勢一情，亦可認定。然由證人蘇雅祺、張素溶、林文豪、許男旭前開證述可知，蘇雅祺於103年4月24日前往臺北醫學院就診前，曾與陳映錡發生肢體拉扯及互毆，甚且證人陳映錡、張素溶、林文豪、許男旭均一致證稱蘇雅祺、陳映錡相互扭打在地時，桌上酒杯、酒瓶等物均遭掃落在地，則當時蘇雅祺、陳映錡既處於相互扭打狀況，雙方所重者應在防禦對方攻擊，顯然無暇顧及並特意閃躲地上碎裂之玻璃碎片，自難排除蘇雅祺所受前開傷勢係與陳映錡扭打過程中碰觸地上玻璃碎片所致，因之，前開診斷證明書僅能證明蘇雅祺受有該等傷勢，惟當日蘇雅祺與陳映錡亦有發生拉扯扭打等肢體衝突，自無法因被告受有前開傷勢即推論該等傷勢確係被告所為。
㈢證人蘇雅祺雖一再證稱被告進入包廂以桌上酒杯砸伊等語。
惟證人蘇雅祺於警詢時證稱：被告進入包廂徒手打伊，還拿起桌上酒杯往伊頭上砸等語（見偵卷第7頁背面），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伊與陳映錡拉扯，被告一進來就拿酒杯往伊臉上砸來等語（見偵卷第5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與陳映錡在包廂裡發生肢體拉扯，包廂裡很亂，後來許男旭將伊與陳映錡拉開，伊與許男旭站在一邊時，被告從包廂外面走進來，直接拿包廂裡桌上酒杯往伊臉上左邊砸等語（見原審審易字卷第20頁）。觀諸證人蘇雅祺就被告有無另徒手毆打一節，前後所述不一，則其所述是否確實不無可疑。再證人許男旭雖亦證稱被告持酒瓶砸蘇雅祺等語。惟證人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蘇雅祺與老闆娘打到一半，被告打開包廂門進入包廂，拿小玻璃杯，隔一個桌子距離往蘇雅祺臉部丟砸，蘇雅祺臉部流血，玻璃杯掉在地上破掉等語（見偵卷第9頁背面），於陳映錡所涉傷害蘇雅祺案件審理時證述：蘇雅祺與陳映錡扭打到一半，包廂門突然打開，被告拿包廂桌上玻璃杯往蘇雅祺臉部丟，造成蘇雅祺臉部流血，伊稱已經流血了，不要再打，渠等才停住等語（見原審103年度易字第
674號卷第52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他們女生扭打時，被告突然開門進來，拿杯子丟蘇雅祺臉上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背面），後證稱：蘇雅祺與老闆娘打起來後有倒在地上，桌上酒瓶、茶杯掃到地上時，渠等仍在地上扭打，渠等由地上被拉起時沒有流血，伊站在中間將渠等檔開，伊忘記被告在渠等站起後多久進入房間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及背面）。觀諸證人許男旭所述，或稱被告進入包廂以酒杯丟砸蘇雅祺之時點，究係在蘇雅祺與陳映錡扭打過程中，抑或蘇雅祺、陳映錡業由地上扭打起身後，所述未盡相符，則其所述被告進入包廂之時點，不無瑕疵，難認精確，亦難以證人蘇雅祺、許男旭前後不一之證詞相互佐證。況依證人蘇雅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被告進入包廂時，其與許男旭站在一邊，意指斯時其與陳映錡已無肢體衝突，則突然由外進入包廂之被告，如何能知悉何人發生何種衝突，何以逕自直接鎖定蘇雅祺為攻擊目標，證人蘇雅祺所述此節亦悖事理。故證人蘇雅祺、許男旭前開證言，尚不足為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行之證明。
㈣況證人蘇雅祺、許男旭均證述被告以玻璃杯丟砸蘇雅祺等語
，且依證人許男旭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被告以玻璃杯丟蘇雅祺臉部後，玻璃杯掉到地上破掉等語（見偵續卷第9頁背面），可見渠等證述被告係以完整非破損之玻璃杯丟砸蘇雅祺，斯時玻璃杯應係平滑表面，縱以之丟擲人體，應僅會造成硬物碰撞之瘀挫傷勢，此與蘇雅祺所受之應係利器割裂皮膚所致之撕裂傷不符，故蘇雅祺、許男旭證述被告以玻璃杯丟擲蘇雅祺一節，要與蘇雅祺所受傷勢不侔，尚難相互佐證，自不足以作為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傷害犯行之證明。
㈤另證人 謝欣玲 雖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伊曾在九酒卡拉OK店
工作，103年4月24日凌晨3時伊已下班，隔天蘇雅祺打電話問伊老闆是馬哥，每天都會來接老闆娘 菲菲 下班等語（見偵續卷第23頁背面至24頁），依證人謝欣玲前開證述內容，僅可證明蘇雅祺曾於事發隔日詢問九酒卡拉OK店之老闆何人，惟蘇雅祺詢問前開情事緣由甚多，尚難以此推論被告有何傷害犯行。更遑論證人謝欣玲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其不清楚當日蘇雅祺與被告、老闆娘發生何事，且證人蘇雅祺於同庭陳稱：伊詢問謝欣玲拿杯子砸伊之人是誰，謝欣玲稱係馬哥，老闆娘先生等語後，證人謝欣玲旋即證稱蘇雅祺僅詢問老闆何人等語（見偵卷第23頁背面至24頁），要與證人蘇雅祺所稱情節不符，自不足佐證證人蘇雅祺指述被告傷害犯行之證言。
㈥依前開證人張素溶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及證人林文豪於檢
察官偵查中所述情節，顯示蘇雅祺與陳映錡拉扯扭打時，被告並未在場，而渠等均證述被告之妻陳映錡與蘇雅祺確有拉扯扭打情事，苟被告確有傷害蘇雅祺之舉，證人張素溶、林文豪豈會僅指述陳映錡而獨厚被告，可見證人張素溶、林文豪前開所述並無偏頗，自可採信。且證人張素溶於警詢時證稱渠等將蘇雅祺與陳映錡拉開，後來蘇雅祺酒醉，撞到其砸毀之玻璃碎片才流血等語（見偵卷第32頁），業已陳述蘇雅祺受傷情形，公訴意旨指稱證人張素溶未提及蘇雅祺受傷情事，顯與卷證未合。況證人證述內容多係針對詢問內容應答，且陳述繁簡不一，未必均會鉅細靡遺表達，證人林文豪於警詢時，警方僅詢問其是否目擊蘇雅祺與陳映錡拉扯過程（見偵卷第34頁），其自僅針對所見拉扯過程為陳述，嗣於檢察官偵查時，檢察官亦僅詢問「當天看見情形為何」（見偵卷第47頁），證人林文豪主觀認為檢察官所詢係當日衝突經過，而僅陳述當日衝突即雙方拉扯經過，尚屬情理之常。且由證人林文豪均未陳述蘇雅祺、陳映錡雙方肢體衝突後是否受傷、傷勢為何一情觀之，可見應係警方及檢察官並未進而詢問此節，以致證人林文豪不知需就此陳述，尚難因證人林文豪未主動提及蘇雅祺有無受傷一情，即推論其所言不實。因之，公訴意旨以證人張素溶、林文豪未提及蘇雅祺傷勢一節，指摘證人證言不實，自屬無據。再證人張素溶於警詢時證稱：伊勸架過程，被告不在場，公司同事及伊將蘇雅祺、陳映錡拉開後，伊才看到被告站在包廂門口等語（見偵卷第32頁），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伊將蘇雅祺、陳映錡拉開後，帶渠等走出包廂，被告才走進店裡等語（見偵卷第47頁背面），其就被告係於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後始到場一情，前後所述一致。此節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走進店裡，員工向伊稱陳映錡被打，伊進入房間走道查看（見偵卷第26頁），於陳映錡所涉傷害蘇雅祺案件審理時證述：伊到現場很亂，張素溶向伊稱陳映錡發生事情，九酒卡拉OK店沒有很大，伊走到一個包廂內，看到裡面很多人，蘇雅祺、陳映錡及許男旭均在裡面，當時蘇雅祺、陳映錡並未在拉扯，伊並未見聞蘇雅祺、陳映錡拉扯過程，均係聽聞張素溶、陳映錡所述等語（見原審103年度易字第674號卷第50頁背面），被告一再表示其到場時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業已結束一節相符。而於張素溶立場，被告到達九酒卡拉OK店時，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已止，且被告非肢體衝突當事人，故其就被告當時行止記憶不清，以致就被告是否前往包廂、有無進入包廂等情所述不一，或與被告所述不符，尚無悖事理，自難以此彈劾其證言。至證人林文豪於警詢時並未提及被告於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時，被告有無在場一事（見偵卷第34至35頁），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蘇雅祺將陳映錡推倒在地扭打， 伊將渠 等拉開，當時被告不在場等語（見偵卷第47頁背面）。觀其所言，其僅證稱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時被告不在場，並未證稱被告所在，自無公訴意旨所稱證人林文豪所言與被告自承其曾進入包廂一節不符之情。故前述公訴意旨指摘證人張素溶、林文豪證言不足採信等語，均無可採。更進者，證明被告犯罪，須有積極證據，縱證人張素溶之證述與被告抗辯情節未盡相符，亦僅被告抗辯信實與否之範疇，或被告就其所稱其於蘇雅祺、陳映錡肢體衝突後有無進入包廂一情所述不一，本質上亦屬被告抗辯範圍，前開被告抗辯縱未盡確實，然亦無法反推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傷害犯行。
㈦本件證人蘇雅祺、許男旭及驗傷單無法相互佐證，自不足證
明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傷害犯行。又證人張素溶、林文豪均證稱被告於蘇雅祺與陳映錡肢體衝突時並未在場一節與被告所述相符，可為被告抗辯之佐證，縱有枝節未盡相符，無礙證人張素溶證言之信實，亦不足以此反推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傷害犯行。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上開事證，均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傷害犯行，自應為無罪之諭知，原審遽以論罪科刑，尚有未恰，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至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告訴人臉部受傷，身心極為痛苦，被告犯後毫無悔意，原審刑過輕云云，惟被告並無公訴意旨所指傷害犯行，應為無罪之諭知，自無論究量刑妥適與否之餘地，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
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越方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4年6月25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洪于智
法官蕭世昌法官何燕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賴資旻中華民國10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