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5年上易字第82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9月05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上易字第825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林峻立律師
林雅芬律師 許慧如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4年度易字第552號，中華民國95年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30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甲○○係設在台北市○○區○○○路○段○○○號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天母分行（下稱中國商銀）之主管及員工，被告於民國93年12月6日下午1時10分許，在上址見告訴人工作態度欠佳，遂出言糾正與勸導，告訴人即手持錄音筆欲將被告指摘內容錄音俾利蒐證，被告竟徒手強行握住該錄音筆阻止告訴人開機錄音，因告訴人反抗，造成錄音筆與蓋子分離掉落地面，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無非以被告之前曾經在職場上辱罵告訴人，故告訴人拿出錄音筆蒐證，乃屬正當權利之行使，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為其論據。訊據被告雖坦承於上開時、地，於告訴人拿出錄音筆對其錄音時，伸手握住告訴人之錄音筆，欲阻止告訴人錄音，惟辯稱：當天其認為告訴人未辦公，從事私事，因而口頭申誡告訴人，告訴人隨即拿出錄音筆指著其嚇稱：「你再說、你再說」，因告訴人經常不服從主管之管教或督導，動輒以錄音機錄音，隨後以錄音內容挑主管的語病，對公司管理階層為法律訴訟，只要其在工作場所糾正告訴人，告訴人即拿出錄音筆，要其不敢管制他，因認告訴人之舉動侵犯其主管之領導統馭權，破壞職場秩序，故出手握住錄音筆，制止告訴人錄音，因告訴人用力縮手，其也有拉力，致錄音筆電池蓋分離掉落地面，其係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語。
三、經查：
１、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但如無實質之違法性時，仍難成立犯罪。本件行為人擅用他人之空白信紙一張，雖其行為適合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構成要件，但該信紙
1張所值無幾，其侵害之法益及行為均極輕微，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之必要。且此項行為，不予追訴處罰，亦不違反社會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視為無實質之違法性，而不應繩之以法。有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例可參。所謂實質違法性，應就刑法規範整體法律價值體系上觀察，符合構成要件之行為，究竟是否具社會相當性，即行為是否為達到正當目的之適當手段，或行為對社會之有益性遠超過社會損害性等等以為衡量。同時此等實質違法性，亦應體認刑法之法律效果，乃係所有法律規範中最嚴厲而具痛苦性、強制性、殺傷性之法律手段，因此以刑罰作為規範社會生活共同秩序之時，應符合刑法最後手段原則。而按強制罪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於強制罪之構成適用上，乃設有違法性判斷之補充規定，俾對於範圍廣泛之強制行為，為必要之限制。換言之，即在強制罪之規定上必須設置特有之阻卻違法事由，使將具有強制罪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再探討「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違法關連」，判定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如不具違法性，即排除強制罪之成立。而關於違法性判斷，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之關係判斷，如經評價係法律上可非難，即社會倫理價值判斷上可責難，才認具違法性。即只有超過社會可期待性、社會相當性的範圍，才會具有刑事違法或者不法可言，避免個人在社會日常生活動輒得咎。因此，如行為人目的與手段關係，認行為人之強制行為只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
２、告訴人於原審供稱：當天其打電話聯絡工會事宜，僅約2、3分鐘，被告即質問是否沒事做，其就跟被告解釋上午已做何事，被告仍一直罵，因被告曾罵其小偷、不知羞恥，並恐嚇要報總行將其解僱，故其在被告開罵之前，即先拿出錄音筆對著被告錄音，被告就動手搶錄音筆，被告的手拉到錄音筆，其就縮手，因其肩膀很痛而放手，有無拉到其手不確定等語（原審卷第57頁、第220頁），核與被告供述：當天發現告訴人在做別的事情，認為不當，上前去告知告訴人，告訴人即拿錄音筆相向，其即伸手握住錄音筆，不讓告訴人開機，告訴人不讓其拿錄音筆，即往後拉，其亦向後拉，互相用力，錄音筆電池蓋就滑落分離，掉到地上等語相符（原審卷第57頁訊問筆錄參照），可知被告係於告訴人拿出錄音筆對其錄音之際，伸手握住告訴人之錄音筆，欲阻止告訴人錄音，因告訴人反制往後拉，被告亦施腕力後拉阻止錄音，應堪認定。而告訴人對該錄音筆有所有權、使用權及處分權，其因恐主管對其過分辱罵欲蒐集證據，使用錄音筆錄音，非法所不許，故其不欲被取走錄音筆，而向後抽回錄音筆時，被告仍以強制力握住錄音筆，向後施力，使告訴人無法取回錄音筆之行為，係屬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定之「強暴」行為，是被告以強制腕力阻止告訴人錄音之行為，即該當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以強暴妨害人行使權利之構成要件。
３、本案係因被告指摘告訴人職務上怠於作為所引起，而被告係告訴人職務上之主管，同時管理同部門其他同仁，基於職場倫理、紀律或社會禮儀，告訴人對於被告有關職務之糾正、指摘或管理，理應了解並給予尊重，而據被告前開所稱：告訴人當天係拿出錄音筆指著伊並嚇稱：「你再講、你再講」等語，及告訴人歷次自承拿出錄音筆除為蒐證之目的外，亦是為阻止被告出言恐嚇、辱罵等語，可知告訴人以錄音筆對著被告錄音，非僅止對被告出言不遜預作錄音存證之準備，並有阻止被告發言之目的，否則暗地錄音採證更能讓被告無所顧忌大放厥詞，更易達蒐證之目的，惟告訴人卻反其道而行，出示錄音筆對著被告，而依情理，一般人於發言之際，對方當場出示錄音設備表現欲錄音之勢，洵難使人暢所欲言，而告訴人前於90年間，因為經常性對其任職公司首長、同仁訴訟、擅離職守及拒絕執行職務等職務上不當行為，遭中國商銀記大過處分，亦有中國商銀90年9月28日（90）中通字第107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50頁），則告訴人拿出錄音筆對著指摘其上班態度不佳之被告欲作錄音，被告當疑告訴人藉此蒐尋其言語缺失，據以興訟，告訴人此舉，勢必使被告無法本其主管職位盡情陳述；況據告訴人於原審稱：案發地點是公開場合，當時尚有其他10幾位同事在場，客戶隨時可以進出等語（原審卷第140頁），可知案發當時，係在被告部屬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告訴人對於被告指摘其任事不力之際，公然錄音，以阻止被告本於職務上管理監督職責，對其為口頭訓誡、言詞糾正，雖然法無禁止告訴人得為錄音行為，中國商銀亦無行員錄音之限制規定，然告訴人之行為，張顯出不尊重主管之領導，並公然不服從被告本於主管之管理監督，其公然於10餘位被告部屬前為之，更有破壞職場秩序之虞，是被告為確立職場之管理職權，維持職場秩序，樹立職場倫理，出手制止告訴人錄音，其行為之目的性尚屬正當。而被告所用之手段，僅係握住被告之錄音筆，其施用之手段亦非過當，此種對告訴人自由限制施以輕微的手段，如同在公開的場合，記者於新聞自由所容許的範圍，將錄音設備伸向受訪者為採訪，行使採訪自由權利，但是受訪者認為被打擾拒絕接受採訪，而伸手撥開錄音、攝影設備阻止記者錄音、拍照一樣，所施用之暴力手段仍屬輕微，甚且是一般人處於相同狀況都會有的反應。是衡諸被告基於管理職場秩序，維持職場倫理，對告訴人公然對抗其管理領導之作為，施以防止錄音之強制力，其所施用之手段，對告訴人的自由限制尚屬輕微，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當性，且被告此等運用「腕力」之強暴行為，對照前開維護職場秩序之目的而言，該手段並未過當，顯然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衡諸首揭說明，並無任何刑事法律上之實質違法性可言。
４、告訴人雖又指訴：被告之強制行為造成其左肩旋轉肌部分斷離、左肩旋轉環膜完全破裂，被告前開制止錄音、向後拉錄音筆之行為手段，逾越社會相當性云云。經查：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93年12月6日前往台北市立陽明醫院診察結果，僅有左肩疼痛不適，無明顯外傷，有台北市立陽明醫院93診字第1202號甲種診斷書在卷可稽（94年度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查卷，第38頁），而所謂左肩疼痛之記載，係屬告訴人主觀感覺之陳述，其是否確有疼痛，無從得知，實難憑以認定被告當天行為，造成告訴人身體傷害。況且，告訴人與被告，早生嫌隙，而告訴人對被告犯罪之指訴，本以入罪於被告為目的，再參酌告訴人於案發當天警詢時供稱：其身上並無受傷等語（偵查卷第14頁），如被告確造成告訴人肩旋轉肌部分斷離、左肩旋轉環膜完全破裂，告訴人當日既忿忿難平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強制罪及毀損罪之告訴，豈會對身體受傷隻字不提，告訴人事後表示身體嚴重受傷，實違常情，尚難採信。告訴人另於93年12月21日至94年1月24日，4次前往台北市陽明醫院就診，於94年1月17日診出左肩旋轉肌部分斷離，固據告訴人提出陽明醫院94年1月24日診字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偵查卷第39頁），告訴人並據此指稱係被告之行為造成其左肩旋轉肌部分斷離云云，然該等傷害形成原因多重，且診斷日期距離本件案發已逾月餘，於該段期間並不排除告訴人另有造成前開傷害之原因，難以認定該等傷害與本件被告行為有何關聯性。告訴人雖又謂：其係自案發當日起，持續就醫診療，到94年1月17日方才照超音波發現旋轉肌斷離云云，然由其歷來提出之診療歷程表（原審卷第65頁、第92頁、第197頁）可知，告訴人於案發之
93年12月6日後，第一次前往慶昇中醫診所治療之時間係同年月9日，即案發後3天之時間，如係被告拿取錄音筆造成告訴人之旋轉肌傷害，告訴人豈會於警局表示未受傷，並延滯
3日後始向中醫診所求診，況依告訴人與被告陳述2人僅係互相拉取錄音筆，並未發生肢體衝突，告訴人於警局亦未提出傷害告訴，其事後主張肌肉斷離，與雙方無肢體衝突之客觀過程，實難相合。告訴人供稱：94年1月17日診出旋轉肌斷裂時，其肩膀之感覺是會抽痛，血流不過去，肩膀一動就會痛，不動就不會痛，但抽痛是不一定，晚上睡覺時比較會痛，案發當日就有上述之嚴重症狀等語（原審卷第58頁），然所指訴已與其案發當天就醫之診斷證明書僅輕描淡寫簡單記載「左肩疼痛不適」，相去甚遠，且由卷附告訴人不斷對被告提出告訴，到處申告之舉觀之，若案發當日其已發現有其所述此等嚴重症狀，豈有不馬上提出告訴，或到警局備案之理？此外，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再去醫療院所診斷，更診出左肩旋轉肌腱破裂、左肩黏連性關節炎等病情，有告訴人提出之陽明醫院診斷證明書可稽（原審卷第76頁參照），惟該診斷書僅證明告訴人受傷，無法證明其受傷與被告行為有關聯性。從而，被告之行為，無以認定對告訴人之人身或自由造成嚴重結果，其行為仍具社會相當性，欠缺實質違法性，至為明確。
四、綜上所述，被告之行為雖與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該當，然欠缺實質違法性，不能認定犯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強制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被告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據告訴人之請求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銘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5年9月5日
刑事第十三庭審判長法官曾德水
法官范清銘法官杜惠錦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95年9月7日
書記官楊秋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