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1年訴字第15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4月11日
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一五七號
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壬○○丙○○右三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 律師右列被告等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四九三七號、九十年度偵緝字第一九一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乙○○、壬○○、丙○○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壬○○因得知告訴人戊○○向訴外人丁○○○標得互助會會款新台幣（下同）八十六萬元後，就會款清償一事有糾紛，二人向訴外人丁○○○表明可代為追討，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帶同訴外人丁○○○向被害人戊○○收取六萬元後，竟向訴外人丁○○○索取高額催討費四萬元，明知訴外人丁○○○因此不悅未再委 託渠 二人繼續代為追討會款，其等亦無再為訴外人丁○○○追討會款之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連續自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起，在新竹市○○路停車場等地，向告訴人戊○○恐嚇揚言稱：若不還錢，不是伊出事，就是伊兒子出事，要押走伊女兒庚○○抵債，要找人修理伊等語，致使告訴人戊○○因而心生畏懼，分別交付三萬、二萬、二萬、二萬元會款，並立下收據後，據為己有，未將所收得金額交付予訴外人丁○○○。被告丙○○明知未經許可不得持有、寄藏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械及具殺傷力之子彈，於八十九年八月間某日，未經許可而無故持有上開槍彈，並於得知告訴人戊○○積欠會款情形後，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三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告訴人戊○○位於新竹縣○○鎮○○里○鄰○○路○○○巷○號住處，持不明物體朝告訴人戊○○一樓住處窗戶丟擊，及持該具殺傷力之
槍彈朝告訴人己○○住處射擊一槍，致使告訴人戊○○、己○○住處窗戶均毀損不堪使用，經警據報趕至現場，被告丙○○即將槍枝丟置附近菜園中後駕車逃逸，嗣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六時許，在上揭住處附近菜園內起獲前開改造手槍一枝及子彈二顆，因認被告乙○○、壬○○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被告丙○○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四項之罪及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之毀損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另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則在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最高法院六十一年台上字第三０九九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乙○○、壬○○、丙○○均堅決否認涉有前開犯行，被告乙○○辯稱：係受其朋友丁○○○委託向告訴人戊○○收會款，並未以要押其女抵債或向告訴人戊○○恐嚇稱不把會錢交出來不是你出事就是你兒子出事等語；被告壬○○辯稱：雖受同案被告乙○○之託載同向告訴人戊○○收會款，惟未對告訴人戊○○為恐嚇言詞等語；被告丙○○辯稱：雖曾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三時許開車經過前開處所，然扣案槍枝、子彈均非其所有，當日亦未曾開槍或毀損告訴人住處窗戶等語。公訴人認被告等涉有前開犯行係以被害人戊○○、己○○及庚○○於警、偵訊中之指訴、證人丁○○○證稱未再委託被告乙○○收款及未交付所收會款，及證人 徐慶輝 證稱被告壬○○曾因告訴人戊○○態度不佳而毆打告訴人，並卷附收據、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扣案槍彈具殺傷力之鑑定資料等為據。
四、惟經查：
（一）告訴人戊○○確積欠證人丁○○○會款，證人丁○○○則委託被告乙○○、壬○○向告訴人收款，此業經告訴人戊○○及證人丁○○○均供述甚明，被告乙○○、壬○○亦坦承曾向告訴人戊○○收款，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被告乙○○、壬○○係以何名義向告訴人戊○○收款，且收款時是否以恐嚇之方式使告訴人戊○○心生畏懼而交付財物？
（二）被告乙○○於向告訴人戊○○收款後，均有簽立收據，有扣案收據四紙可參（卷內計有六紙收據，其中一紙為證人丁○○○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收取六萬元之收據，一紙為訴外人徐慶輝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向告訴人戊○○收取含二紙支票共計二十二萬元會款之收據，另四紙方為被告乙○○所簽發，收到告訴人戊○○交付分別為三萬元、二萬元、二萬元及二萬元會款之收據，其中二紙明確記載日期為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及同年月二十五日，一紙則未記載日期，另一紙則僅記載八月十九日，未記載係何年），參以前開收據記載內容，被告乙○○應係以受證人丁○○○委託收取會款名義，且係為證人丁○○○向告訴人戊○○收款甚明，蓋按之常理，若係為圖自己不法之所有，向他人恐嚇取財，豈可能留下簽有其姓名收據之證據？再參以被告乙○○收款之日期距其第一次陪同證人丁○○○收款日期約半年之久，此核與證人丁○○○於本院結稱之委託被告乙○○、壬○○收款後，因雙方忙碌未能連絡，且當時因不知告訴人戊○○何時有錢，故未約定何時將會款收齊交付等語，及證人丁○○○於偵查中證稱委託收款範圍為全部之詞相符，故證人丁○○○當時應係將告訴人戊○○積欠之會款全部委託被告乙○○、壬○○收款，且並未明確表示除第一次外不再繼續委託被告乙○○等人收款之意甚明，公訴人認證人丁○○○於委託第一次收款後即未再委託被告乙○○收款部分，顯有誤解，則被告乙○○既係以受債權人委託之名義向債務人戊○○收取應收之會款，其顯無不法所有之意，則其所為與恐嚇取財之要件即屬有間，而被告壬○○實際並未自行向告訴人 陳浚浪 收款，僅係與被告乙○○共同前往催討欠款，則被告乙○○及壬○○既均係受證人丁○○○之託向告訴人戊○○收取積欠之會款，其等取款之行為係合法行使權利，與原無任何權利之恐嚇取財行為尚有不同，故尚無證據足以證明其等二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蓋若係恐嚇取財，豈可能尚開立收據，以證明收取之款項？如此豈非自暴其短？至被告乙○○於收款後向證人丁○○○索取四萬元部分，其取款之行為究係何意，應與被告等人是否向告訴人戊○○恐嚇取財無關，另其尚未將所收取之款項交付部分，則係被告乙○○是否涉有侵占證人丁○○○前開款項之問題，與被告乙○○向告訴人戊○○收取前開款項係基於合法行使權利之意有別，附予敘明。
（三）至被告壬○○亦係受證人丁○○○之委託，陪同被告乙○○向告訴人戊○○收款，業據證人丁○○○於本院供述甚明，雖證人丁○○○曾證稱第一次收款時被告壬○○有去，被告乙○○未去云云，與其嗣後之證述顯然不同，參以被告乙○○之供述，及扣案之前揭收據，證人丁○○○前開供述應係誤認委託收款之人為被告壬○○甚明，則被告壬○○雖亦受證人丁○○○委託向告訴人戊○○收款，且應如其所述之僅係陪同被告乙○○共同前往收款，並非單獨向告訴人戊○○收款，此依前揭收據之內容所載，並未有被告壬○○出具之收款證明，且告訴人戊○○亦未指稱被告壬○○有單獨收款之行為，則被告壬○○既亦係受託前往收款，其所為亦與恐嚇取財之要件有間甚明。至證人徐慶輝雖於警訊中供稱曾見被告壬○○毆打告訴人戊○○云云，惟此業經當時在場之證人庚○○即告訴人戊○○之女結證稱，當時並無毆打之情形等語，再參以扣案證物中有證人庚○○、證人徐慶輝簽立之二十二萬元會款收據，並非交付被告壬○○會款，且日期為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均與公訴人指稱之前開恐嚇時間有別，且縱被告壬○○有與證人徐慶輝共同向告訴人戊○○收款，惟取得款項之人為證人徐慶輝，並非被告壬○○，則取得款項及支票之人既未曾動手，則被告壬○○既未得任何利益，豈有動手之必要？故被告壬○○前開所辯尚堪採信。
（四）又被告乙○○及壬○○二人於收取前開欠款時之態度如何，是否已達恐嚇使人心生畏懼之情形？公訴人認被告二人有實施恐嚇之行為，如前所述，係以告訴人戊○○之指述及證人庚○○之證述及同案被告徐慶輝之供述為據，然查，告訴人戊○○於本院証稱，因欠會款，被告壬○○及乙○○二人曾幫會首向伊收取會款，第一次時被告二人與會首至其家中，會首告知被告乙○○二人幫忙收會款，之後被告乙○○二人向其收款，有開立收據，因相隔已久，被告二人曾於停車場向伊恐嚇，然未有任何行為，且事後告知為開玩笑，被告壬○○第一次與會頭找他時，曾打過他，被告丙○○應未曾向其要錢等語，然如前所述，被告壬○○於第一次時並未參加，業據證人丁○○○證述甚詳，亦核與被告乙○○之供述相符，告訴人戊○○指稱第一次要錢時遭被告壬○○毆打之詞，顯即不實，且證人庚○○供稱係伊簽發支票付款，且當時被告等人並無恐嚇之行為等語，核與被告等之供述相符，證人徐慶輝雖於警訊中曾供稱八十七年十一月至告訴人戊○○家中討債等語，然如前所述被告乙○○二人係於八十八年五月間方受向告訴人戊○○收取前開會款，顯與證人所述時間顯有不符，再依扣案之前開收據所示，八十七年十一月收取會款之人為同案被告徐慶輝，有收據在卷可參，故同案被告徐慶輝前開供述是否屬實即甚可疑，當日收款行為應與被告壬○○、乙○○二人無關甚明，故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乙○○、壬○○二人有向告訴人戊○○為恐嚇之行為甚明。
（五）且依告訴人戊○○及證人庚○○於警訊、偵查及本院之供述，就何人以何方式恐嚇，或有無恐嚇之言詞，先後供述均不一致，而告訴人戊○○既係本件之被害人，其供述既尚有瑕疵，自不得遽採為被告等有罪之認定甚明，證人庚○○於警訊時雖供稱被告等有恐嚇之言詞，然於本院則證稱被告等當時並無任何恐嚇之言詞或行為，其所述顯與之前之供述並不相同，然其於本院提訊時既已另案在執行中，依理當不可能受有何心理上之壓抑而為不實之供述，故其於本院之證述當堪採信。
（六）至當日至告訴人戊○○、己○○住處開槍或毀損窗戶之人究係何人並不明，以下分敘之：
（１）當時現場並無人目擊開槍及毀損之情形，業據告訴人己○○、戊○○於本院供述甚明，故尚無法以其二人之指述認係被告丙○○毀損其玻璃或開槍甚明。
（２）又雖證人庚○○曾於警訊、偵查中供稱係被告丙○○涉案，惟經本院傳訊證人庚○○，結稱並不認識被告丙○○，當時聽到有人講係綽號「冬瓜」之人開槍，然證人庚○○亦證稱其當時係在二樓，僅聽有一群人在
講此綽號等語，則證人庚○○當時係在二樓，時值深夜，視線不佳，證人實難以清楚目擊事發經過，此亦據證人庚○○於本院結稱當時並未看到係何人開槍等語相符，依證人前開供述既無法證明當時在場之人係被告丙○○，且「冬瓜」之綽號並非被告丙○○所獨有，故亦無法以證人於警訊中之供述即認被告丙○○涉犯前開罪行甚明，況證人庚○○於警訊筆錄中雖明確指述係被告丙○○涉案，然此與其事後供述之當時僅聽到綽號之供述不同，故尚無法以該不確定之指認即認被告丙○○係當日開槍之人甚明。
（３）況証人辛○○及甲○○亦於本院結稱，當時因告訴人戊○○打電話報警，當日其二人擔任巡邏任務，過去時未看到槍彈，槍彈係事後警員蘇偉明查獲，其二人到場有看到一部黑色三菱跑車，未追到，現場尚有訴外人 吳錦文 等人在聊天，當時有看到黑色東西自三菱轎車右邊往菜園方向丟出去，但不能確定係何物品，至現場亦未能尋獲等語，當故時縱然確係被告丙○○駕駛證人二人所述之車輛行經該處，且車上確有丟出物品，然該物品是否即為槍彈即屬可疑，蓋依常理，若係開槍示警，豈可能於開槍後尚在該處，未有進一步之行動，迨被害人報警後，又臨時將槍彈丟棄？且被告丙○○既係駕車之人，車上又無其他人，則按之常理，若情況危急，則其駕駛座方向當係較方便丟物品，豈可能捨進取遠，反將車上物品自右側車窗丟出？
（４）況經傳訊証人癸○○○○亦結稱，當日值班接獲報案，稱在菜園裡發現一把槍，伊到現場時，經告訴人己○○告知後，係在菜園中找到，一走進菜園中即可看到槍枝，係在瓜棚下，若在路邊未注意則無法看到，尋獲時槍枝呈卡彈狀態，有擊發過之跡象等語，顯然前開槍彈若係明顯一進入菜園中即可發現，證人辛○○及甲○○又曾在現場尋找而未尋獲，自難認係當時自車上所丟棄之物品，況查獲處所既係在瓜棚下，依證人辛○○二人所述當時係在夜間，且係自左側駕駛座位置由右側車窗往菜園方向丟物品，依常理，豈可能落於瓜棚下？故扣案之槍枝及子彈究係何人所有，自無從因被告丙○○曾經過該處及前開證人之供述為據，公訴人依前開證據推定係被告丙○○所有，尚嫌速斷。
（５）況按之常理，被告丙○○與告訴人戊○○、己○○均無糾紛，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亦係受託前往向告訴人戊○○索取會款，則被告丙○○並無至該處開槍示警之動機甚明。
（６）且證人己○○於本院証稱，僅聽過被告等名字但並未見過被告等三人，當日不知有被開槍，係隔一日其祖母在菜園看到槍後告知，伊報警後，警察將槍拿走，彈殼未找到，但在其孫女床上找到彈頭，未見到何人開槍等語，核與被告丙○○之供述相符，至證人己○○於偵查中雖供稱隔日見被告丙○○在其菜園附近等語，此亦僅能證明被告丙○○供述之隔日曾騎機車至該處附近，然該處係公眾得出入之馬路，被告丙○○行經該處尚無何可疑之處，況若係見警員到場而丟棄槍枝之人，豈可能於隔日再涉險至丟槍之處？蓋其應可得知警員將追緝槍彈所有人，而槍彈既已丟擲該處，亦顯將為警查獲，則被告丙○○應不可能再至該處尋槍甚明。
（７）至證人 廖榮相 雖曾於警訊中供稱係被告丙○○開槍等語，惟業據其於偵查中否認在卷，尚難以此即認當日開槍之人為被告丙○○甚明，且同案被移送人吳錦文當時亦在場，其於警訊中供稱當日係與被告壬○○至查獲處所，並未見被告丙○○行經該處或開槍等語，均核與被告丙○○前開供述相符。
（七）綜前所述，告訴人戊○○、己○○之指述尚有瑕疵，亦無直接證據得以證明被告等人涉有前開犯行，證人庚○○之證述亦無法認定被告乙○○及壬○○有恐嚇取財犯行，亦未能證明當日開槍或持槍之人為被告丙○○，故被告等前開所辯均尚堪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乙○○、壬○○涉有前開恐嚇取財犯行，被告丙○○涉有毀損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行，核之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所示，自應為被告等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王紋瑩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馮玉玲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