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上易字第86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9月30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易字第869號上訴人即被告甲○○上訴人即被告乙○○上列上訴人等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易字第
485號中華民國99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4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服第一審判決之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補提之上訴理由書，雖有敘述上訴理由，惟所指判決不當、違法情形並未實際上存在或所指判決不當、違法情形未足以構成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即與未敘述具體理由無異（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364號判例意旨參照），其所為上訴，即不符合上訴之法定要件。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2人雖均於上訴期間屆滿前提出上訴理由書狀（按被告二人之原審判決書分別於99年7月28日、29日送達之），然上訴人即被告甲○○上訴理由狀僅略以：被告所犯本案二件結夥竊盜罪並無與同案被告 鄭雲鳳 、乙○○分工參與等語；另上訴人即被告乙○○上訴理由狀亦略稱：伊對於甲○○及鄭雲鳳上開2次竊盜犯行均不知情，甲○○及鄭雲鳳夫妻二人係因認為被告乙○○檢舉此案而挾怨報復。況且被告如有參與，自會與被告甲○○及鄭雲鳳夫妻二人在一起，更不可能自行犯本案，卻供他人使用車輛而自己步行云云。
三、經查：被告等二人上訴意旨，無非否認有結夥竊盜之犯行云云。惟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故何種證據應予調查，其調查之範圍如何，如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被害人、證人、或被告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一致，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足採，法院原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取捨，原審採用不利於被告之供述為判決之基礎，而捨棄不採彼等所為有利於被告之供述，苟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四、經查本件原判決就被告乙○○是否參與被告甲○○、鄭雲鳳（該被告已判處結夥竊盜罪確定在案）共同竊盜乙節犯行，已詳為說明如下：㈠被告甲○○、鄭雲鳳於員警查獲後，由員警予以隔離訊問之情形下，甲○○與鄭雲鳳均一致供稱：上開自小客車是綽號「弟仔」的乙○○偷牽給我們駕駛的，我們和「弟仔」一起前往尋找目標，由「弟仔」下手行竊車輛，我們在旁邊看有沒有人出入，「弟仔」是使用他自製的鑰匙行竊，偷來的車輛是我們輪流使用，我們要行竊車輛時，我們共乘一部機車，而「弟仔」自己騎一部前往偷竊地點，上開車輛及車牌均是「弟仔」竊取的等語（見警卷第1至
10頁），若非甲○○、鄭雲鳳曾有相同之經驗，何以在隔離訊問之情形下，均能一致供稱被告乙○○亦有參與上開2次竊盜犯行，足見被告甲○○、鄭雲鳳於警詢時所為有關乙○○亦有參與上開2次竊盜犯行之供詞，並非無據。再者，被告乙○○本人隨後到達警局，經員警予以隔離訊問時亦供承：上開自小客車及車牌是甲○○及鄭雲鳳所偷竊的，他們偷竊時，我在旁邊把風，甲○○是使用一般的汽車鑰匙行竊，竊來之車輛都是我們輪流使用，我們要行竊上開車輛時，我自己騎一部機車，甲○○與他老婆共騎一部機車前往偷竊地點等語（見警卷第11至14頁）。亦即，被告乙○○於警詢時已自白有於上揭時、地與被告甲○○、鄭雲鳳共同竊取上開車牌及車輛，且對於各自係如何前往竊車地點之供述均一致，更足以證明被告甲○○、鄭雲鳳上開供詞並非虛構。雖被告乙○○對於竊取上開車牌及車輛時，其與甲○○、鄭雲鳳二人如何分工之說詞與甲○○、鄭雲鳳並不一致，然此部分歧異應係被告三人主觀上認為下手行竊者與把風者之參與程度不同，將影響日後遭判刑時個人刑度高低等考量下，所為避重就輕之詞，惟仍不影響被告三人均曾於警詢時自白有共同為上開2次竊盜犯行之事實。㈡雖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辯稱：我在警詢中並未承認有竊盜行為，是因為警察說甲○○、鄭雲鳳二人已經咬定我了，我就跟警察說那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去法院再說云云，亦即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否認其在警詢時所為自白之真實性。然被告乙○○於警局接受詢問時，既經員警先告知其得行使之權利，而經其表示精神狀況良好，且不需要請辯護人到場後始開始詢問，並採一問一答之方式，將問答內容記載於調查筆錄，於製作完畢後復經其閱覽筆錄無訛，再簽名按捺指印，且其亦未指出員警有何不法取供之情形，顯見其在警詢中所為陳述均係出於自由意志無誤。而被告乙○○前有搶奪、竊盜、妨害自由等多項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查，足見被告乙○○並非第一次接受員警詢問，其當知在警詢中所言內容攸關其日後是否會遭法院予以論罪科刑，係何等重要之事，倘若被告乙○○確實未與甲○○、鄭雲鳳共同行竊，豈有可能僅因員警一句話即向員警表示「沒有什麼話好說，去法院再說」，而放棄說出實情並為自己辯解之權利，且被告乙○○於警局接受詢問時，其所述內容係出於任意性，筆錄製作完畢後亦經其閱覽筆錄確認無訛後，再簽名按捺指印，已如上述，若員警當時並非根據其所敘述之內容製作筆錄，何以被告乙○○會同意在警詢筆錄上簽名按捺指印？基於上開理由，均可證明被告乙○○於警詢中有關與甲○○、鄭雲鳳共同竊盜之自白並無虛構之可能，自堪採信。是被告乙○○上開自白非真實性之抗辯，顯為其事後翻供之藉口，並無可採。㈢至於在上開2次竊盜犯行中，被告等三人係如何分工乙節，因被告甲○○、乙○○於警詢時均供稱係對方持鑰匙下手竊取上開自小客車，並非一致。然因被告甲○○嗣後供稱係由其下手行竊，鄭雲鳳在旁把風，且本件係被告甲○○駕駛上開自小客車（並懸掛上開車牌）搭載鄭雲鳳行經上開地點時，為警查獲；亦即，上開自小客車及車牌當時係由被告甲○○持有使用，且員警亦在甲○○身上查獲鑰匙3把，故本件認定被告三人於上開2次竊盜行為時，均係由被告甲○○下手行竊，且係持其所有之鑰匙竊取上開自小客車（並非使用螺絲起子，理由詳下述），鄭雲鳳及被告乙○○均在一旁把風，應屬合理，且不影響被告等三人均有參與上開2次竊盜犯行之事實。㈣雖被告乙○○於原審審理中仍否認有與甲○○、鄭雲鳳共同行竊，且對於被告甲○○於警詢時指稱其有一同行竊之原因何在，於原審99年
7月6日審判程序中當庭聲請傳喚共同被告甲○○、鄭雲鳳為證人，以求作為對其有利事項之證明。經原審當庭諭知共同被告甲○○、鄭雲鳳改以證人身分作證，並告以拒絕證言權以及偽證罪之處罰後，立即對該二人進行隔離訊問。證人甲○○即具結證稱：「乙○○沒有去偷車牌，我去偷自用小客車時叫乙○○一起去，是因為那天我們相約要去撿拾破銅爛鐵，我於警詢及偵查中說乙○○有與我一起去行竊車牌，是因為當天我要去找乙○○要錢，當時警察來的時候叫我的名字，因為乙○○知道我被通緝，所以我懷疑是乙○○叫他轄區的警察來抓我，我很生氣，所以我就唆使我太太鄭雲鳳，說在警局的時候，我們兩個人一定要咬住乙○○，說他有跟我們去行竊，我太太本來也不曉得要咬出乙○○，是我教她，她才這樣說，所以員警對我製作筆錄時，我有咬住乙○○偷竊車牌及自小客車，查獲當天在警局是我太太先做筆錄，我與我太太、乙○○做筆錄時都是被隔離，我不知道警察向鄭雲鳳、乙○○說了什麼，因為我聽不到」等語；而證人鄭雲鳳則具結證述：「本案去偷拔車牌時我有去現場，當時乙○○沒有在現場，後來去偷自小客車時，我印象中乙○○沒有去現場，乙○○是我們98年12月9日被抓那天跟甲○○借錢，我們是偷好車再去乙○○家要錢，乙○○應該沒有看過我們偷來的那部車，我跟甲○○被查獲那天在警局作筆錄是分開作，我跟甲○○做完筆錄後，警察就把乙○○帶過來，我在作筆錄時都沒有提到乙○○」、「（經提示鄭雲鳳之警詢筆錄）裡面所提到的『弟仔』是別人，不是乙○○，我作筆錄當時所提到的『弟仔』實際上有出現在偷車牌與偷車的現場，我剛被查獲時，我先生甲○○並沒有教我說筆錄要怎麼作，我家以前有一台綠色廂型車，乙○○沒有看過那台車，乙○○知道我家有那輛車是我先生告訴他的，我們是偷車之後遇到乙○○，才跟乙○○講我們有那輛車，我們夫妻未曾與乙○○一起撿破爛，也沒有約過他一起撿破爛」等語。經對照證人甲○○、鄭雲鳳二人上開證詞可知，二人對於竊取上開自用小客車時，被告乙○○有無在現場、又為何會在現場、其等是否曾經與被告乙○○相約撿拾破銅爛鐵等情節，以及當天在警局製作筆錄前，被告甲○○有無唆使鄭雲鳳必須不實供述被告乙○○有與其等一同竊取上開車牌及自小客車此等與本案有重大關係事項之證詞均有極大歧異，換言之，該二人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所為證述，有明顯且嚴重之瑕疵，足見證人甲○○與鄭雲鳳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低，已難採信。況且，若依被告甲○○所述，其與鄭雲鳳於遭員警查獲後，因懷疑是被告乙○○報警抓人而對其懷恨在心，故於員警製作筆錄時欲刻意陷害被告乙○○，則甲○○與鄭雲鳳於員警詢問時，理當直接向員警表示其等係與「乙○○」共同竊取上開車牌及自小客車才是，然觀諸該二人警詢筆錄，該二人均係先向員警表示上開車牌及自小客車係由一綽號「弟仔」之男子所竊取，且二人均表示不知道「弟仔」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見警卷第3、7頁），嗣經員警提示被告乙○○之口卡片供二人指認後，該二人始向員警表示綽號「弟仔」之人即為乙○○無誤（見警卷第3、8、33、34頁）。亦即，被告甲○○與鄭雲鳳於警詢時之供述情況，與其等所稱要咬住被告乙○○一同竊盜理應有之供述方式不符，由此可見，其等所為有關因對被告乙○○懷恨在心而故意在警詢時供稱被告乙○○亦有涉案之說詞，應為事後杜撰之詞，並非真實。準此，證人甲○○與鄭雲鳳於原審審理時所為證詞，當屬避重就輕、試圖掩飾被告乙○○有共同竊盜之事實，故均為虛偽不實之證述，自難憑採。從而，證人甲○○、鄭雲鳳上開與事實不符之證述，當無從作為對被告乙○○有利之證據。㈤綜合以上各情，被告甲○○、乙○○與鄭雲鳳等三人於警詢時均已自白有共同竊取上開車牌及自小客車之事實，且有前開事證可佐，雖被告等三人於原審審理時均翻異前詞，並以上情置辯，惟其等事後之翻供有諸多瑕疵可指，不足憑信，且被告乙○○所提出之證據方法亦無從作為對其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從而，被告甲○○、鄭雲鳳、乙○○確實共同為上開2次竊盜犯行，甚為明確（見原判決第3至8頁)。
五、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審已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論處被告甲○○、乙○○二人結夥竊盜罪刑，並說明其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客觀上認事用法尚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被告甲○○、乙○○上訴意旨，仍執原審之辯詞否認犯結夥竊盜罪，指摘原判決不當，而非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實新證據，具體指摘原判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有何違法或不當；甚至就證據之取捨有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則其上訴顯屬未敘述具體理由。核之上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99年9月30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蕭權閔
法官陳吉雄法官吳進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99年9月30日
書記官齊椿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