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交上更(一)字第19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6年交上更(一)字第1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12月19日

裁判案由：公共危險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6年度交上更(一)字第19號上訴人即被告丙○○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交訴字第95號，中華民國92年1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度偵字第16240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關於肇事逃逸部分撤銷。
丙○○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以開計程車為業，為從事駕駛業務之人，於91年3月31日上午5時20分許，駕駛Ｈ六─512號營業小客車，由臺北市○○街由南往北駛，途經忠孝東路與延吉街口，適有甲○○騎乘ＢＤＵ─236號機車由忠孝東路由西往東行駛，丙○○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於注意，未遵守交通標誌，貿然穿越忠孝東路，致不慎於路口與甲○○之機車相撞，宋某人車倒地，頭部、身體多處外傷及撕裂傷，丙○○發現肇事後未即採取救護措施，即駕車快速逃逸駛離現場，因認被告犯有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丙○○涉有肇事逃逸罪嫌，無非以告訴人甲○○指訴，目睹證人乙○○供證，且有現場圖、診斷書、車輛事故鑑定意見書等，資為論據。本院及原審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丙○○，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並先後辯稱：案發時其並未駕駛計程車行經該處，告訴人指稱被害情形，被告完全不知。該日上午約6時50分許，其駕車沿臺北市○○○路○段由西向東方向行駛至延吉街交岔路口左轉北向延吉街時，適遭乙○○看到，乙○○可能因此誤認其所駕該車即係前述碰撞告訴人之車輛。據其事後向告訴人瞭解，告訴人當日係因閃避犬隻而自行跌倒，與行經該處營業小客車並無關連云云。
四、本院經查：
(一)有關本件車禍發生及查獲被告之經過：
1.告訴人於車禍發生當日，因昏迷無法製作筆錄，經警載明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偵查卷13頁）， 嗣於 91年4月6日在台北醫學院警詢時指稱：「我車沿忠孝東路西向東第三線車道行駛至肇事地點，當時我記得我車行向燈號為直行箭頭綠燈，於是我通過路口時，只覺得我車右側有物體通過，於是我閃避後就不省人事」（偵查卷14頁）。又於同年5月17日警詢時指述：「我是於91年3月31日騎乘車號0000000號重機車沿臺北市○○○路○段由西往東行經至忠孝東路與延吉街口時，與乙部沿延吉街由南往北行駛之計程車發生擦撞而肇事」（偵查卷5頁）。再於偵查中陳稱：並未看清楚當時撞伊之汽車云云（偵查卷22頁）。復於原審稱：「沒有與計程車碰撞」、「當初就是看到一個很強的『光』，很刺眼，就閉上眼睛，等到睜開眼睛就已經躺在醫院，我那時是感覺有人撞到才會倒」（原審卷181頁）。前後就車禍發生經過，雖指稱大致相符，但未明確指稱係遭被告所駕駛計程車所撞，則前後一致。
2.證人乙○○之證述：⑴於肇事案發現場證稱：當時伊站在肇事路口東南角，突然聽
到「砰」一聲，回頭看到告訴人機車翻車滑行（西向東），路口南往北方向有輛車頂燈掛榮車中心之營業小客車停在路口中，大約稍作停留幾秒的時間，並未有人下車即加速往延吉街（南向北）方向離去，伊趕緊記下車號，但由於車速過快，只記下後三碼為「512」，前面二碼就不確定（偵查卷12頁）。警方因而依據上開線索，於91年4月23日列印出車牌號碼000000號營業小客車車籍資料（偵查卷17頁），旋於91年4月24日再詢問證人乙○○，證人乙○○先後稱：
車禍發生後該營業小客車即加速離開現場，伊只看見車牌後三碼是512號，該車過約一個小時又返回現場，伊看見該車車牌號碼為000000號等語（偵查卷7頁），經警於91年5月23日通知被告到警局說明（偵查卷3頁）。依此先前所供，無法記清車號，及嗣所證警訊筆錄，究係因該車折返現場始記清車號為000000號，還是因警方所提車籍資料（未提供該車輛外觀相片，亦未提供其他512號車輛車籍資料），即能辨別該車號，已非無疑。
⑵又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機車是西往東方向，計程車是南往北
方向，伊未注意燈號情形，計程車有稍微停一下就開走，後來計程車有再轉回來（偵查卷24頁）。
⑶於原審及本院前審證稱：伊聽到碰撞聲，轉頭看到計程車頭
往北，有頓一下，伊還大喊不要跑，但計程車仍駛離。後來做完筆錄，傷者也送醫，該輛計程車又回來（原審卷68至71頁、本院前審卷54至55頁）。且於本院前審稱：伊未看到該輛計程車之駕駛人，但先前肇事之計程車與後來回現場之計程車車型相同（本院前審卷56頁）。
⑷依證人上開案發初訊，本未記得完整車牌，卻於第二次警訊
時僅依警方所提一部車輛車籍資料，即指稱車牌為000
000號，且證人嗣於偵查中再證稱該汽車有再轉回來，於原審及本院復稱肇事汽車與轉回來之汽車係同車型等情，前後就案發所見聞之證述情節，顯有差異，能否遽依伊上開不完整，且有出入證述，採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自非無疑。
3.車禍發生時有五通民眾報案電話（其中一人報案二次），除其中一通述及車號「？？─512」外，其餘報案資料均未提及肇事車輛車牌號碼，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92年4月24日北市警勤字第09234785900號函檢附報案紀錄單可參（原審卷55至60頁）。
⑴經原審依報案單所留報案電話查詢，證人 左根山 及 許柏駿 對
案發情形仍有印象，證人左根山證稱：其看到計程車從延吉街過忠孝東路往市○○道方向行駛，計程車闖紅燈過來，機車緊急煞車飛出去。機車摔出去以後，計程車有踩煞車看一下再走，當時其未注意計程車車號及特徵（本院前審卷65至67頁）。
⑵證人許柏駿證稱：伊當時站在左根山旁邊，看到時計程車已
經快過忠孝東路，只看到計程車的車尾，也沒注意到車號、特徵）。伊看到時該輛肇事計程車已經過路口，故不知車禍如何發生及計程車有無肇事後停頓云云（同卷68頁）。
⑶證人即案發現場另名路人 林維達 於車禍當日證稱：有輛營業
小客車沿延吉街南往北闖紅燈肇事（偵查卷12頁）。嗣於原審陳稱：其當時在忠孝東路上往延吉街方向行走，聽到聲響，就打電話報警，旁邊在說有人闖紅燈，其看到時機車已經倒地，因為忠孝東路那邊有很多大柱子會擋住視線，故沒有看清楚發生之情形（原審卷67頁）。依上三位證人證述，充其量僅足證明當時有發生車禍情形，難以逕認係被告駕車肇事。
(二)依上開證人乙○○所述，及證人左根山、許柏駿、林維達之證述，可見與告訴人機車發生事故者應係計程車無訛。再者，參酌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偵查卷16頁）及現場照片（原審卷18、19頁）所示，告訴人機車刮地痕起點位於忠孝東路四段與延吉街口內，自西向東方向第一車道（即禁行機車車道）延伸28點3公尺，進入路口東側忠孝東路四段第三車道內（偵查卷16頁），可見肇事地點在路口內，是告訴人機車應係行駛在內側禁行機車車道（即第一車道），而非告訴人所陳述之第三車道至明。茲查，交岔路口垂直方向燈號、時相本不同，告訴人由西往東綠燈直行時，垂直方向由南往北之計程車行向燈號即係紅燈，故證人左根山所稱計程車闖紅燈，核屬可信。本件車禍肇因計程車未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而闖越紅燈行駛，而告訴人機車則違規行駛在禁行機車道，均堪認定，此觀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同此認定，有該委員會91年10月11日北鑑審字第09130287400號函附鑑定意見書在卷可參（偵查卷28至32頁）。
五、次查：
(一)依臺北市監理處92年5月20日北市監四字第09261527500號函稱：臺北榮車中心所有、車牌號碼後三碼為512營業小客車計有四輛，分別為Ｇ六─512（國瑞、88年2月出廠）、Ｈ六─512（福特六和、87年4月出廠）、五Ａ─512（福特六和、81年6月出廠）、二Ｄ─512（福特六和、82年5月出廠，原審卷84至85頁），則車牌號碼末三碼臺北榮車中心計程車共有四輛，洵堪認定。就前揭四輛車牌號碼末四碼為512之營業小客車，經原審調取各車輛違規採證照片（原審卷132至133頁、139至141頁、147至152頁、155頁、157至158頁、
160、163、166頁）。本院前審提示其中車牌號碼000000、Ｈ六─512號車輛照片（將車輛號碼遮蔽供指認，即原審卷140、158頁），證人乙○○係證稱「第140頁的比較像」（本院前審卷57頁），可見乙○○是否能明確指稱肇事計程車，即係被告所駕駛之上開車輛，甚有可疑。況證人乙○○於原審係證述「後來做完筆錄，傷者也送醫，該輛計程車又回來（原審卷68至71頁）。於本院前審稱「伊未看到該輛計程車之駕駛人，但先前肇事之計程車與後來回現場之計程車車型相同」（本院前審卷56頁），顯見肇事車輛與約一小時後經過該處之計程車，是否同一輛，證人乙○○前後之證述，亦有不一致情形。又證人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作證，告訴人亦未到庭，本院依證人上開偵審中證述，已堪為上開認定，自無待伊再到庭作證必要。
(二)案發後，肇事車輛即駛離現場，嗣於91年5月23日經警通知被告前往製作警詢筆錄，被告於警詢筆錄時否認有肇事逃逸情節，並在筆錄上拒簽姓名（偵查卷4頁）。而警方因被告拒不配合，並未對所駕上開營業小客車予以檢視及採證，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92年3月26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09261349900號函在卷可參（原審卷24頁）。被告上開營業小客車於本件車禍發生後，並無申請理賠紀錄，有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92年5月22日（92）產汽字第093號簡便行文表可按（原審卷108頁），上開各情事，亦難遽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三)雖被告於檢察官起訴後，即主動與告訴人聯繫，並前往告訴人住處尋求和解，於91年11月25日央請告訴人書立自白書，內容記載：因閃避路中一隻狗而緊急煞車，摔倒在路中央，並非與被告所駕駛計程車發生車禍（原審卷40頁），被告亦是認有至告訴人家等情無訛（原審卷184頁）。被告復辯稱：當日肇事營業小客車係沿臺北市○○○路○段由西向東方向行駛至延吉街交岔路口，擬左轉北向進入延吉街，並非沿延吉街南向北方向闖紅燈行駛云云，並駕駛上開營業小客車至該交岔路口模擬並拍攝照片五張（原審卷41至43頁）。然依告訴人於原審就上開自白書簽立經過、案發經過陳述情節，可見告訴人始終不知悉遭何人所駕計程車所撞，應甚明灼。況依一般常情，遭起訴之被告，與告訴人接觸尋求和解之情形，比比皆是，而告訴人於原審亦坦認自認倒楣，無條件撤回過失傷害之告訴等情在卷（原審卷176至182頁），被告上開各舉止，仍難反推認定其係肇事車輛之駕駛人。
六、按，刑法第276條第1項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同法第284條第1項過失傷害罪，係針對行為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行為予以非難，88年4月21日增訂同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則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是該罪之成立祇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足，至行為人肇事有否過失，則非所問，二者之立法目的及犯罪構成要件截然不同。且駕駛人之肇事逃逸，係在其過失行為發生後，為規避責任，乃另行起意之行為，故行為人之過失犯行與其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行為，應屬併罰關係；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乃為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是該罪之成立祇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足，不以行為人之肇事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因之成為無自救能力人為必要（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7396號、89年度台上字第7622號、90年度台上字第6786號判決參照）。本件車禍，告訴人因人車倒地，向東滑行達28點3公尺，並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全身多處、顏面撕裂傷之嚴重傷勢，有臺北醫學大學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偵查卷9頁）。當時告訴人機車倒地時，曾發出巨大聲響，現場證人乙○○等均聽聞，則該駕駛客觀上自能輕易查知肇事致人受傷，自應構成肇事逃逸至明。但依上所述，本件並無證據足認肇事車輛係Ｈ六─512號計程車，亦難以逕認被告係該汽車之駕駛者，被告復無自證無罪之義務，雖被告上開要求告訴人書立自白書，就案發經過有所爭辯等舉止，與事理未完全相符，但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護，從而，本件依公訴人所提證據，既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原審遽為被告有罪諭知，即有違誤，被告提起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此部分撤銷改判，並依法為被告無罪諭知，以昭公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呂文忠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6年12月19日
刑事第十四庭審判長法官陳志洋
法官沈宜生法官蔡聰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陳建邦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