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5年訴緝字第5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4月03日
裁判案由：重利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訴緝字第56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號上列被告因重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偵字第35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 陳秋鈞 、 何在晃 （後二人已經本院先行審結，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5年度上訴字第1388號判決駁回上訴，無罪確定）共同基於常業重利之犯意聯絡，自民國91年6月某日起，先由甲○○以報紙夾報廣告之方式，刊登「急用借貸、輕鬆還款、1-5萬元，免身分證、免保人、免留件，0000000000號」廣告，趁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不特定人需款孔急而前來時，由甲○○連續貸予款項，其計息方式為以10天為1期，每貸與新臺幣（下同）1萬元，每期利息為2,000元（換算年利率為720%），且於借款時，將本金預先扣除當期利息，並由借款人提供身分證影本及簽發借款金額2倍之本票作為擔保。待放款後，被告甲○○即將借款時簽發之本票交由何在晃、陳秋鈞收取本息，而何在晃、陳秋鈞則可從向借款人收回之本息中抽佣40%，被告甲○○、何在晃、陳秋鈞即以此方式，而收取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並以此為業。適有被害人戊○○需款孔急，於91年6月初某日及94年初，以前揭方式，先後向被告甲○○借款合計12萬元。迨於94年5月14日，戊○○已無力再償還本息，遂於報警後，與何在晃、陳秋鈞佯約於同日14時3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號之「US咖啡館」內繳交利息，始為警當場查獲，並在陳秋鈞身上扣得戊○○簽發之票號WG0000000號、票面金額8萬元之本票、被告甲○○交予陳秋鈞向戊○○追討借款所用之委託書、債權讓與契約書各1紙，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45條之常業重利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至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有上開常業重利罪嫌，無非係以：⑴證人即被害人戊○○之證述、⑵夾報廣告1紙、⑶扣案被害人戊○○簽發之票號WG0000000號、票面金額8萬元之本票1紙、⑷扣案被告甲○○交予被告陳秋鈞向被害人戊○○追討借款所用之委託書、債權讓與契約書各1紙、⑸被告何在晃、陳秋鈞警詢之供述及⑹被告甲○○自承委託被告陳秋鈞向戊○○催討本票債務之供述為論據。
四、程序方面：㈠本案下揭全部卷證所涵括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
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公訴人及被告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疑義。
㈡按刑事訴訟，係國家就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確定國家
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之程序，是起訴範圍應予特定，亦即，起訴之範圍，應依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人、事、時、地、物加以特定。查本案起訴書僅記載被告甲○○放款予被害人戊○○之事實，並未論及被告甲○○有何其他放款重利之犯行，則本案起訴書所指之起訴對象，自僅及於被告甲○○對被害人戊○○之犯罪事實而不及於其他（至因該部分之犯罪事實業經證明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使起訴效力及於他部分犯罪事實，則是另一層次之問題），公訴人以起訴書已載明被告係自91年6月間至94年間放款予被害人戊○○為由，主張此期間內被告甲○○對所有被害人放款之重利犯行，均屬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而為公訴人以起訴書訴請法院審判之對象，容有誤會。
五、實體方面：㈠訊據被告甲○○固不否認於94年3、4月間左右曾交付被害
人戊○○所簽發之本票予被告陳秋鈞，委託其向被害人戊○○催討債務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於91、92年間有何參與借款予被害人戊○○之常業重利犯行，辯稱：伊係因朋友丁○○經營地下錢莊遭查獲羈押後，託人請伊幫忙收回借款本金，伊才於取得被害人戊○○借款時所簽發之本票後，於94年3、4月間委託專門在幫人討債之被告陳秋鈞催討債務等語。
㈡經查：
⒈證人即被害人戊○○雖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曾於91年
6月間至92年初三次向地下錢莊借款，借款利息為每10天為一期，借款10,000元一期之利息2,000元，且第一期利息於借款時即預扣等語，惟細核其於警詢及本院二次作證時之證述，其於警詢中證稱：第一次係「小胖」即丁○○始交付借款，第二次是「 阿昌 」之男子交付借款，第三次是丁○○及丙○○交付借款，而利息則有丁○○、丙○○及「 小林 」之人來收取等語（參94年度偵字第3578號卷第38-40頁）；於本院二次審理中則分別證稱：借款剛開始是丁○○、丙○○與其接觸，收利息，後渠二人遭移送偵辦，地下錢莊就改派「阿昌」與其接觸、收息，但「阿昌」不是被告陳秋鈞、何在晃等語（參本院94年度訴字第1078號卷審判筆錄第26、29頁）、其向地下錢莊借款三次，第一次之借款有還清，但第二次及第三次未還清，地下錢莊放款及收息之人有丁○○、丙○○、「阿昌」等人，被告陳秋鈞及何在晃是最後來催討本金的，其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及接觸過被告甲○○，被告甲○○也未曾向其收過任何款項等語（參本院卷第188、18
9頁）；核與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有放款予被害人戊○○好幾次，第一次戊○○有還清，但後來再借就沒有還錢，其記得戊○○是因其曾與戊○○聊天，知道戊○○在感化院當老師等語（參本院卷第143頁背面）大致相符，是被害人戊○○係向證人丁○○所經營之地下錢莊借錢，且借錢及繳息時均未曾接觸被告甲○○之事實，應可認定。
⒉被告甲○○嗣雖取得被害人戊○○所簽發之本票，惟：
⑴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雖於91年間曾請被告甲
○○幫忙收取欠款，但不曾請被告甲○○收取利息，其委託被告甲○○收款就像一般委託合法的討債公司那樣，應該有交付本票影本或正本，但沒有告知係何種欠款，也不記得有請被告甲○○放款予被害人戊○○，或向被害人戊○○收取利息等語（參本院卷第144-146頁）；另證人丙○○則證稱：其所參與丁○○經營之地下錢莊另外還有陳世堯，但其不知道被告甲○○是否有參與等語（參本院卷第242-243頁）。則依此二證人之證述，既不足以認定被告甲○○有參與放款予被害人戊○○及收取利息之重利犯行，自無法僅因伊事後取得被害人戊○○簽發之本票，率然推認伊係因參與重利犯行而取得。
⑵況被告陳秋鈞、何在晃係於94年2月間接受被告甲○○委
託，持被害人戊○○所簽發之本票向被害人戊○○催討本票債務80,000元之事實，業經本院94年度訴字第1078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5年度上訴字第1388號審理後以：被告陳秋鈞、何在晃第一次向被害人戊○○催討借款係於94年3月10日，於該日之前，被害人戊○○從未曾見過渠二人，渠二人亦未曾向戊○○收取利息，該日距離戊○○向地下錢莊借款日已逾2年，距離戊○○最後一次繳息日（93年4月27日）亦將近1年，及被告陳秋鈞、何在晃都僅向戊○○催討本票之80,000元等情，業具證人戊○○證述明確（參94年度偵字第3578號卷第102頁、本院94年度訴字第1078號卷審判筆錄第26-2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陳秋鈞於警詢證稱係於94年初受被告甲○○委託向被害人戊○○催討債務等語（參94年度偵字第3578號卷第22頁），及證人即被告何在晃於警詢證稱係被告陳秋鈞於94年
4月左右請其向被害人戊○○催討債務等語所述時間吻合，亦與扣案之委託書及債權讓與契約書所載之簽訂日（94年2月18日）時間相合為由，確認無疑，有本院94年度訴字第1078號卷（含判決書）影本共3宗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5年度上訴字第1388號判決書1份附卷可憑。
⑶且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復證稱：其入監後有請其弟鄭
政佑及丙○○幫忙找人催討債款，好像是找甲○○等語（參本院卷第143頁背面、144頁）；證人丙○○證稱：丁○○入監後有請其找人代為處理借款之事，但找誰忘記了等語（參本院審判筆錄第243頁背面）；證人 鄭政佑 則證稱：丁○○入監後曾請其找人幫忙向借款人催討本金，後來其約於94年左右有將丁○○留下來的借款本票交給他人處理，但是否是被告甲○○其已忘記了等語（參本院96年
3月20日審判筆錄第5-8頁）。此三證人雖均未明確證述確曾委託被告甲○○催討被害人戊○○之債務，但丁○○曾請丙○○、鄭政佑找人幫忙催討債務本金之事實，應堪確認。
⑷綜上，被害人戊○○既係向丁○○所經營之地下錢莊借錢
，且丁○○又確曾請丙○○、鄭政佑找人幫忙催討債務本金，而此又與被告甲○○辯稱伊是因丁○○經營地下錢莊遭查獲羈押後，託人請伊幫忙收回借款本金，伊才於取得被害人戊○○借款時所簽發之本票後，大概於94年3、4月左右委託被告陳秋鈞催討債務等語大致相符，被告甲○○上揭辯詞應非無據。至被告甲○○辯稱委託被告陳秋鈞之時間雖與法院確認之時間雖略有差異，但被告甲○○既稱「大概...左右」，顯見伊係因時間已久，對精確日期不復記憶所致，尚難因此遽認被告甲○○此部份之辯詞不實。
㈢至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雖自承於94年2月
迄7月間，曾使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為伊經營地下錢莊之聯絡電話，而該聯絡電話核與證人戊○○證述其於91年間向地下錢莊借錢之聯絡電話相同，且有卷附之夾報廣告2紙（1張為被害人戊○○所提出，1張為併案犯罪事實之被害人乙○○所提出）可憑，惟被害人戊○○撥打上開行動電話係向丁○○所經營之地下錢莊借款，及當時被告甲○○並未與丁○○共同參與地下錢莊經營之事實已如前述，而被告甲○○亦辯稱該行動電話SIM卡係94年2月在中古通訊行所購買的預付卡，是別人的姓名，但要儲值才能用，伊係於94年2月至7月經營地錢莊期間使用等語，則本院審酌：⑴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之辯解為偽、⑵被告甲○○就94年2月迄7月使用上開電話經營地下錢莊及對被害人乙○○、劉家弦及 許廣彥 （均屬下述之併案事實）放款之重利事實均已坦白承認等情，認被告甲○○如係自91年間即已使用該電話參與重利犯行，實無加以否認之必要及實益；況被害人戊○○向地下錢莊借錢迄被害人乙○○向被告甲○○經營之地下錢莊借錢時間相差逾2年，而犯罪人購買他人名義之SIM卡作為犯罪工具亦屬常見，則縱使被告甲○○係於丁○○入監後，取得丁○○原先使用之電話，並於94年間用以經營地下錢莊，但既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係自91年間即參予丁○○之重利犯行，自無法據此即認定被告甲○○涉犯起訴書所載犯行。
㈣又公訴人雖以被告甲○○自承曾於91年間幫證人丁○○催討
債務，而丁○○並非金融業者，且被告嗣又於94年2月間開始經營地下錢莊，顯見被告對經營地下錢莊知之甚詳為由，主張被告於91年間確已參與地下錢莊之經營云云。惟：
⒈按重利罪係以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
之重利為犯罪構成要件，是以貸予金錢及收取重利為其構成要件，至於收取債權本金之行為，除參與重利之共謀而分工者外，如僅係依債權文件催討債務，則尚難認有何重利之犯行。
⒉查被告甲○○於91年間係於丁○○交付本票後，持本票向債
務人催討，丁○○均未告知係何種債務乙節，業具證人丁○○證述明確（參本院卷第145、146頁），則當時被告甲○○是否知悉係催討何種債務，自不能僅憑臆測而推認伊明知係催討地下錢莊之欠款，更不能以二年後之事實反推當時被告之認知。
⒊是既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係參與重利共謀之分工，自不能
僅因伊當時催討本票債務之行為，遽認伊涉犯常業重利之犯行，併此敘明。
㈤綜上，公訴人所提出之上開證據，僅足以認定⑴被害人戊○
○向地下錢莊借錢而簽發本票，及⑵被告甲○○將被害人戊○○簽發之本票交予被告陳秋鈞持向被害人催討債務之事實，而尚不足以認定被告與借款予被害人戊○○之地下錢莊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應認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甲○○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甲○○有常業重利之犯行，揆諸首開說明，本案被告甲○○之犯罪已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至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以94年度偵字第5011號、95年度偵字第8894、9582及10870號移送本院併予審理之被告甲○○涉犯常業重利罪嫌部分，因被告上開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判決，即難認移送併辦部分與起訴部分有何常業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無從併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為妥適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4月3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周淡怡
法官周莉菁法官吳永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96年4月9日
書記官陳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