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4年上易字第37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5月05日
裁判案由：業務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上易字第377號上訴人即被告 李秋凉 上訴人即被告 李健銘 上二人共同 蔡弘琳 律師選任辯護人 蔡進欽 律師
蘇正信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1113號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143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
李秋凉共同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李健銘共同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實
一、李秋凉係李健銘之父親， 曾天平 係 曾詩瑀 《原名 曾于庭 》之父親（曾天平、曾詩瑀部分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李健銘係曾詩瑀之前配偶。緣曾天平出資於臺南市○○區○○○街○○○號成立○○企業社（嗣更名為○○企業社），擔任該企業社名義負責人，惟○○企業社由李秋凉負責業務接洽事宜，李健銘則擔任廠長，負責管理工廠之生產工作，渠2人共同從事塑膠加工製造業，為從事業務之人。李秋凉於民國100年3月間某日，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負責人 林永鴻 洽談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交由○○企業社加工熱融造粒，並約定造粒加工完畢後，應原物返還，○○公司乃自100年3月22日起至100年9月16日止陸續將其所有之塑膠碎片總計3萬8,476公斤運送至○○企業社進行加工。詎李健銘與李秋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及○○企業社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聯絡，於100年9月間某日，在臺南市○○區○○○街○○○號○○企業社工廠內，將上開業務上持有、屬於○○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其中之
1萬2,470公斤加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而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1萬2,470公斤侵占入己，並分別由李健銘與○○塑膠染色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施登村 、 施彥廷 聯繫；由李秋凉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李永和 、○○塑膠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莊○○聯繫，共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上開加入○○公司所有塑膠碎片製成之塑膠粒，出賣與○○公司、○○公司及○○公司（出售之數量詳如附表所示），僅運回加工後2萬5,246公斤塑膠粒及無法加工之雜料760公斤予○○公司。嗣經○○公司向曾詩瑀催促交貨，曾詩瑀於101年3月16日向○○公司表示上開塑膠碎片遭李秋凉、李健銘私下變賣，始悉上情。
二、案經○○公司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林永鴻、 許隆興 、 童棋宏 、曾詩瑀、施登村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之證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李秋凉、李健銘均不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3、141頁），原則上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李秋凉、李健銘2人犯罪之證據資料。另上開證人業已於原審審理時到庭作證，其證述情節與前開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內容並無不符，無證據得證前開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示「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回復證據能力之外部情況要件，是前揭證人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應不得採為本案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以下所引用其餘具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因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93、141、339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三、關於非供述證據，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01號、第61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下列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本院認均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李健銘對於其有為本件業務侵占犯行之事實，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36頁）。另訊據被告李秋凉固不否認其負責○○企業社業務接洽事宜，曾於100年3月間某日，向○○公司負責人林永鴻洽談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交由○○企業社加工熱融造粒，並約定造粒加工完畢後，應原物返還○○公司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稱：伊於100年8月底即已離開○○企業社，不知道李健銘將○○公司的塑膠碎片摻入次級料後出售的事情，在○○公司進料之前，伊確實有以○○企業社的名義將加工的塑膠粒賣給○○公司及○○公司，○○公司進料之後，有繼續出貨給○○公司，因為○○公司是長期客戶；○○公司是進口商，伊有向○○公司進貨，也有出貨給○○公司；○○公司的部分不是伊接洽的，是許隆興負責接洽的，所以有無出貨給○○公司伊不了解，但後來許隆興有要 伊去 ○○公司收貨款，伊有去○○公司收貨款支票，之後將該貨款支票交給李健銘云云。
二、惟查：㈠○○企業社雖係由曾天平所出資成立，惟曾天平僅係掛名負
責人，並不負責○○企業社之業務；○○企業社之業務接洽事宜係由被告李秋凉負責，被告李健銘則擔任廠長，負責管理工廠之生產工作，被告李秋凉於100年3月間某日，向○○公司負責人林永鴻洽談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交由○○企業社加工熱融造粒，並約定造粒加工完畢後，應原物返還，○○公司乃自100年3月22日起至100年9月16日止，陸續將其所有之塑膠碎片總計3萬8,476公斤運送至○○企業社進行加工，被告李健銘於100年9月間某日，將屬於○○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其中之1萬2,470公斤加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後，於附表編號1至6所示時間，將該等塑膠粒，出賣與○○公司、○○公司及○○公司（出售之數量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僅運回加工後2萬5,246公斤塑膠粒及無法加工之雜料760公斤與○○公司等情，為被告李健銘、李秋凉2人所不爭執，並經證人童棋宏、林永鴻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第98頁反面-第104頁，第104-10
8頁），復有○○公司出具之統一發票1紙、健良企業社送貨單11紙、○○公司委外加工單3紙、○○企業社出貨單3紙（101年度他字第4636號卷【下稱偵一卷】第4頁、第5-6頁、第6頁反面-第7頁、第7頁反面-8頁反面）、○○企業社於100年9月26日、9月27日、9月28日、10月3日出貨予○○公司之出貸單4紙、○○公司支票記帳資料2紙、○○公司出具之統一發票1紙、○○公司客戶應收帳款對帳明細表1紙、證人 胡春生 提出之○○公司塑膠碎片外包裝上所貼之膠帶照片1紙（102年度交查字第305號卷【下稱偵三卷】第25-27頁，第28、29、51-52頁、第38頁、第59頁）等附卷可按，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李秋凉雖辯稱：伊於100年8月底即已離開○○企業社
，不知道李健銘將○○公司的塑膠碎片摻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後出售的事情云云（見偵三卷第23頁反面）。惟被告李秋凉自承：我在○○企業社從事業務顧問時間是99年10月起至
100年9月（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南市警歸偵字第0000000000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第3頁反面）、我於10月離開○○企業社（見原審卷第150頁），而證人曾詩瑀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在100年9月底、10月初李秋凉就沒有進公司，因為他知道情況不對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26頁反面），足見被告李秋凉係於100年9月底離開○○企業社。次查，被告李健銘供稱：「○○公司給我們白色的料跟橘色的料，橘色的有正常出，白色做壞的有大約4噸‧‧‧做壞當下有跟李秋凉講，但李秋凉沒有馬上跟○○公司處理。」、「（做壞的料在哪裡？）做壞的料在交貨前，我及我父親想說先處理掉，就賣給很多家‧‧‧」（見偵三卷第23頁）、「（賣○○的貨，李秋凉是否知道？）他知道我把○○的貨摻在其他的料裡面」（見偵三卷第49頁反面）等語，而被告李秋凉亦不諱言：沒有送回○○公司的塑膠碎片就摻在出給○○公司、○○公司及○○公司這3家公司的貨裡（見原審卷第158頁），足徵被告李秋凉對於李健銘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摻入其他次級料後製作塑膠粒出售予○○等公司之事知之甚詳。準此，被告李秋凉上開所辯，核與事實不符，實難採信。
㈢被告李健銘、李秋凉雖辯稱：渠等將○○公司交付之塑膠碎
片1萬2,470公斤加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出賣與○○公司及○○公司，係因為該批材料做錯、做壞了，無法交付成品予○○公司，故渠等徵得○○公司負責人林永鴻之同意，以金錢賠償○○公司，不必運回該批做壞的材料，為了彌補虧損，才把該批做壞的材料加入其他材料製成塑膠粒賣予○○等公司云云。然查：證人即○○公司負責人林永鴻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公司於100年9月中交付予○○企業社委託加工的塑膠碎片有兩種顏色，一種是深灰色，一種是橘色，兩種材質相同，只是染色不同，依據法規限制運用在不同領域，委託○○企業社加工熱融造粒之過程，並不需要染成其他顏色，只要將二種顏色分開，分別造粒，再交付予○○公司即可，○○企業社從未有人告知伊材料做壞之事，直到
100年9月底發現○○企業社只交貨20餘噸，其餘12噸多橘色材料一直沒有交付，伊打電話催貨，○○企業社的人都說再過幾天就好了，但一直沒有交貨，所以伊於100年11月間到○○企業社工廠去查看，發現○○公司的橘色材料都不見了，這期間沒有人告知伊材料做壞的事，直到伊發現材料已不見，被告李健銘才提到要金錢賠償等語（見原審卷第105-108頁）。而被告 李建銘 供稱：到出貨時間○○公司有打電話來，我才跟他講說東西做壞了，才跟他講要賠償（見偵三卷第6頁）；另被告李秋凉供稱：「李健銘把做壞的料賣掉，還有將其他8噸賣給上述公司，未經林永鴻同意？）是。
」（見偵三卷第23頁反面），由上開證人林永鴻之證述及被告李健銘、李秋凉之供述可知，被告李健銘及李秋凉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摻入其他材料製成塑膠粒，出賣予他人「前」，並未徵得所有權人○○公司之同意無疑。
㈣證人童棋宏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伊於99年10月至100年
9月間任職於○○企業社工廠擔任抽料人員，於100年9月間某日， 伊依 被告李健銘指示挖料製造其他公司（即非○○公司）的產品時，發現使用○○公司之原料，就詢問李健銘是否有誤，被告李健銘回答該批貨伊已經買下來了，而平時在工廠裡被告李健銘、李秋凉都會下指示等語（見原審卷第99-104頁），益證被告李健銘及李秋凉於○○公司負責人林永鴻知情之前，即已指示證人即員工童棋宏將○○公司之材料混入其他公司委託製造之產品中，而被告李健銘及李秋凉明知該批材料係○○公司所有，於指示員工將○○公司所有之材料混入其他公司產品當時，即易持有為所有，而完成業務侵占犯行。
㈤被告李建銘供稱：「（明明就少交12噸的貨，為何不把剩下
8噸的貨交出去？）因為我想說要賠錢了，不如就把這些貨做好去外面賣得更好的價錢，因為8噸的貨重量不足，我就再加次級料，我出了一個貨櫃給台北的○○，另一個出給了海佃路的李永和‧‧‧○○的聯絡方式要問我父親。」（見偵三卷第23頁）、「是我自己欠的賭債‧‧‧輸了30幾萬，許隆興說人家要來找我，所以我就擔起來，本來先挖東牆補西牆，後來沒辦法才用告訴人的料。」（見偵三卷第43頁）；而被告李秋凉供稱：李健銘做壞後有跟我商量要將其他的料加工後賣給○○李永和。我有跟李健銘說這樣子不行，但公司當時缺基礎原料，不得已才這樣做（見偵三卷第23頁反面），可見被告李健銘、李秋凉為了償還本身之債務或因欠缺基礎原料，明知未經○○公司之同意，竟將其等業務上所持有之○○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摻入其他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再予以出售，其等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甚明。
㈥證人即○○公司業務代表李永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0年
間○○企業社曾經積欠我們公司約6、70萬的貨款，後來他們是以一批塑膠粒子賣給我們，然後抵償貨款，當時是由我與○○企業社的李秋凉接洽，大部分是與李秋凉接洽，有時候聯絡不到李秋凉，就跟他兒子李健銘接洽，最後那批貨的價格是我與李秋凉決定的，且要以最後一批貨來抵償積欠我們○○公司的貨款的人就是李秋凉（見原審卷第95-98頁）；證人即○○公司負責人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與○○企業社交易的時間大約一、二年，○○企業社是由李秋凉出面跟我們交易的，我以為李秋凉是老闆，我比較有接觸的是李秋凉，我會與○○企業社交易是李秋凉找我的，他賣給我的東西他有決定權，不管是價格也好，品質也好，他有決定權（見本院卷第219-227頁），依上所述，被告李健銘、李秋凉係有意地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摻入其他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再出售予○○公司、○○公司及○○公司，而○○公司及○○公司部分係被告李秋凉負責接洽，則被告李秋凉事前已知悉○○公司所有的塑膠碎片被摻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事後又負責將該等摻有○○公司塑膠碎片之塑膠粒賣給○○公司及○○公司，顯見被告李秋凉與李建銘2人就本件業務侵占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至明。
㈦被告李秋凉雖辯稱附表編號3至6號出賣予○○公司之部分
，係由案外人許隆興與○○公司接洽，貨款亦由許隆興領取，並非被告2人云云。然查，本件被告李建銘、李秋凉之業務侵占犯行，既係於指示員工將○○公司所有之材料混入其他公司產品當時，即已完成易持有為所有之業務侵占犯行，則嗣後將摻有○○公司所有材料之塑膠粒出賣予○○公司、○○公司、○○公司，僅係處分贓物之行為，而無論貨款是否入○○企業社帳戶、是否與○○企業社應付貨款抵銷，均無解被告2人已成立之侵占犯行。況且，證人即○○公司負責人施登村及職員施彥廷於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告李健銘、李秋凉知情並參與出賣塑膠粒與○○公司之事，案外人許隆興僅係介紹人（見原審卷第141頁反面-第146頁反面，第
146頁反面-第149頁反面），且○○公司所開立之其中1張面額236,500元之貨款支票係由被告李秋凉領取，亦據被告李秋凉供明在卷，並有○○公司支票記帳資料在卷可按（見偵三卷第51頁）。被告李秋凉事後雖辯稱：係許隆興叫伊去向○○公司收取貨款支票云云（見偵三卷第36頁），惟被告李健銘供稱：李秋凉知道我把○○公司的貨摻進其他的料裡，但他不知道我賣給誰，直到我叫他去跟○○公司收貨款，他才知道我賣給誰（見偵三卷第49頁反面），足徵指示被告李秋凉去向○○公司收貨款支票之人係李健銘，並非許隆興，則被告李秋凉所辯係許隆興叫伊去向○○公司收貨款云云，即非事實，而無從憑採。
㈧綜上所述，被告李秋凉上開辯解，均係事後卸責之詞，殊無
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按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縱事後將侵占之物設法歸還，亦無解於罪名之成立(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675號判例參照)。又按侵占業務上持有物之罪，以其所侵占之他人所有物係因執行業務而持有為構成要件(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620號判例意旨參照)。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事務(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
1550號判例意旨參照)。被告李秋凉負責○○企業社業務接洽事宜，被告李健銘則擔任廠長，負責管理工廠之生產工作，渠2人共同從事塑膠加工製造業，均為從事業務之人。
被告李秋凉、李健銘於○○公司委託○○企業社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加工熱融造粒，而取得該等塑膠碎片，當具有業務上之持有關係，竟恣意將該等塑膠碎片中之1萬2,47
0公斤予以侵占入己，是核被告李秋凉、李健銘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被告李秋凉、李健銘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本院之判斷：㈠原判決以被告李秋凉、李健銘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
，固非無見。然查：⑴按量刑之輕重固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且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然仍應本於一定之事實、情況，作為判斷之基礎，以達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等多元刑罰之目的。是如關於量刑輕重所賴以決定之事實、情況已有變化，法院自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以達客觀上妥適量刑之要求。查，被告李健銘於本院審理時已經坦承犯行，與原審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已有不同，原審未及審酌，尚有未合；⑵被告等人將附表編號1所示之塑膠粒賣給○○公司，係由被告李秋凉與○○公司負責人莊○○聯繫，原判決就此部分未予說明，容有未洽；⑶原判決附表編號
3部分所示之物，係○○公司出售予○○企業社，並非被告出賣予○○公司，無法證明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情，應諭知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容後述），惟原審就此部分未予詳為勾稽，遽予以論罪科刑，自有違誤，被告主張此部分並無業務侵占之行為，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李秋凉、李健銘經營○○企業社，受告訴人○○
公司委託，將○○公司所有之塑膠碎片加工熱融造粒，竟不顧商業誠信而侵占部分之塑膠碎片，並另行加工後出售其他廠商，損害告訴人○○公司之利益非輕，且迄今均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自屬非是，斟酌被告李秋凉始終犯否認犯行，被告李建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另衡以被告
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2人之智識程度（被告李秋凉高職畢業，被告李健銘大學畢業）、家庭及生活狀況（被告李秋凉擔任臨時工，月薪約1萬5千元至1萬7千元不等，已婚，小孩均已成年；被告李健銘擔任臨時工，月薪約2萬元，離婚後又再婚，太太沒有工作，需負擔生活開銷）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秋凉、李健銘自100年9月間某日起
，在臺南市○○區○○○街○○○號○○企業社工廠內，易持有為所有，將○○所有其中之1萬2470公斤塑膠碎片加入次級料製成塑膠粒後，於100年9月13日，將其中之11,725公斤塑膠粒出售予○○公司。因認被告李秋凉、李健銘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
㈡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況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公訴人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
，無非係以證人李永和之證述、○○公司客戶應收款對帳明細表等為其論據。
㈣經查，公訴人認被告2人於100年9月13日，將11,725公斤
塑膠粒售予○○公司，係以卷附○○公司客戶應收帳對帳明細表為據（見偵三第39頁），然觀諸該應收帳對帳明細表之記載，該筆11,725公斤塑膠粒之交易，係○○公司出售予○○企業社，而非○○企業社出銷售予○○公司，且證人即○○公司業務代表李永和亦證稱：「（跟○○公司交易的相關單據應該是後面39頁那一張，是不是？）第39頁是我們賣給○○公司的東西，○○公司賣給我們○○是○○公司它要提出，就是他們有一個對帳單要在我們這邊的，就是他們本身公司要有一個對帳單是給我們的。」等語（見原審卷第96頁），則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出售該11,725公斤塑膠粒予○○公司，容有誤會，此11,725公斤塑膠粒部分應與本案被告3人所涉業務侵占無關。
㈤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上開證據方法，均不足以證明被
告2人有此部分業務侵占犯行，此外，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被告2人前揭經論罪科刑部分具有單純一罪之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
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6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美女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5年5月5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陳珍如
法官蔡長林法官何秀燕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蔡曉卿中華民國105年5月5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附表：
┌──┬──────┬──────┬───────┐│編號│販賣對象│販賣時間│販賣數量│││││（單位：公斤）│├──┼──────┼──────┼───────┤│1│臺北○○公司│100年9月間│1個貨櫃│├──┼──────┼──────┼───────┤│2│○○公司│100年9月1日│25000│├──┼──────┼──────┼───────┤│3│○○公司│100年9月26日│500│├──┼──────┼──────┼───────┤│4│○○公司│100年9月27日│500│├──┼──────┼──────┼───────┤│5│○○公司│100年9月28日│500│├──┼──────┼──────┼───────┤│6│○○公司│100年10月3日│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