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0年易字第38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8月08日
裁判案由：竊盜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易字第三八О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乙○○右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二一二九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乙○○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乙○○父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日凌晨五時五十分許，前往台北縣○○鄉○○○段月桃小段一八一地號之竹林內，徒手而共同竊取被害人丙○○所有之竹筍九十五支，約三十台斤；得手後，為被害人發現而當場查獲，因認被告二人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竊盜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告二人坦承有摘取竹筍之情事，核與被害人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在卷可稽云云，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前述之犯行，辯稱：彼等首次前往該處，因誤認該地係瑞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土地，才去拾取竹筍，因該公司負責人與彼等係同宗關係，同意彼等摘取竹筍；彼等係誤摘隔壁之竹筍，並非故意偷摘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該公司之土地與被害人之土地毗鄰相接，竹林裡難以分辨界址等情，已據被害人到庭陳明屬實；而該公司所有坐落台北縣○○鄉○○○段月桃小段一八二地號林地，委託被告甲○○就近管理，並同意其採取竹筍等情，亦有該公司負責人 李正祥 出具之證明書在卷可稽，足見被告二人自始所辯彼等係誤認界址而摘錯竹筍等情，並非無稽，並非臨訟編造可比。申言之，被告所辯內容，無法排除其可能性，亦即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被訴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八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五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