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25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2月09日
裁判案由：詐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二五七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緝字第四十七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基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聯公司）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初，承作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管路預埋工程；而負責人為被告甲○○之新海電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新海電公司），自基聯公司轉包此部分工程。於施工期間，被告即藉口資金不足，自八十三年八月十日起，至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止，借支新台幣（下同）一千三百六十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七元。被告明知其所施作之工程款，已超越施工進度之付款，能自基聯公司收受之款項已不多（起訴書誤載為不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八十四年六月初，將基隆市一帶地下電攬線工程，其中各種土沙埋設管料等工程，轉予告訴人乙○○○所經營之展伸工程行承作，迄八十四年十二月底止，應支付告訴人之工程款為四十六萬零八百元，則簽立面額共計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元之支票三張，另有尾款七萬七千七百元未結算；八十五年三月十日及四月二十五日，上述支票三張陸續退票後，告訴人查詢後才知：被告尚欠基聯公司五百萬元，卻於八十四年九月間，以二百萬元之自備款，購買基隆市○○○路○○○巷○○○號房地一棟，登記於其同居人 涂淑芬 名下，並於八十五年四月、五月間，購買ＡＰ─六九九七號、ＥＰ─九二一五號自用小貨車各一部，登記於精一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並自八十五年二月十日起，至同年三月二十七日止，連續五次向基聯公司借支共一百六十一萬元，卻迄今分文未付，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詐欺得利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歷歷，部分核與證人 涂淑女 、 游金福 、 林彩鳳 所述相符，並有對帳單、借款單、借據、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及車籍資料在卷可稽，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其自八十三年八月間施工後，陸續發放工資一千零五十五萬六千六百九十八元，支付工程材料費四千九百五十三萬零一百二十元，實際支付近六千萬元，僅向基聯公司支借一千多萬元，相差懸殊，資金當然不足；不過，基聯公司已付之款項，其均用在給付工資及材料費等；惟其已經支付告訴人二百十三萬七千六百十二元，並非分文未付；其次，被告承包岩石工程已經完工，並經台電公司驗收，惟工程款三百萬元，基聯公司分文未付；被告承包之康寧街管路工程，亦已完工而由台電公司驗收，惟工程款八百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六元，基聯公司亦分文未付；至於其他已經完工部分，因為台電公司與基聯公司對於施工設計圖有所爭執，故未驗收，其無法請款。八十五年間，被告因糖尿病引發雙眼失明，開刀三次，基聯公司為逃避一千萬餘元之工程款，竟作偽證而陷害被告。至於涂淑女之房屋，並非其所付款購買，乃涂淑女之女所付頭期款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詐欺得利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以詐術而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而為其構成要件。苟行為人並無上述不法之意圖，或欠缺詐欺得利之故意，或並無詐術之實行，自與詐欺得利罪之構成要件不合。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有罪判決為其主要目的，因此，縱其指述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至於證人之證言必須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否則，其證言即不具有補強作用，無從補強待證事實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者，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至任何均無可置疑之地步，始足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本案之關鍵在於被告轉包告訴人該工程時，是否具有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施詐之故意，而其轉包行為是否屬於詐術之施用。對此，觀之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指稱：八十四年初，其已幫忙被告載運工程之土砂等物，被告係八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之工程款未付（八十六年度偵續字第一０號案卷第十九頁反面）等語，可見被告之轉包工程係在八十四年初，並非在八十四年六月間，其在八十四年初至八十四年五月間之工程款，業已付清。準此，被告於轉包工程之際，不具不法所有之意圖，亦無施用詐術之故意，已然可見；其轉包工程並非詐術之施用，亦屬當然。其次，證人即基聯公司之課長 林豐智 既稱：八十四年底，被告即已停工；被告尚欠基聯公司五百餘萬元（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０三五號案卷第二十八頁反面）等情，可見在八十四年初或八十四年六月間，被告仍在施工無疑；再觀之證人所提出附卷之基聯公司工程款核算表七紙（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０三五號案卷第三十三頁以下），其竣工日期尚有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更可見在被告至少在八十五年五月底尚在施工無疑。準此以觀，當時既在施工中，表示一切工程在正常運作中，如何謂之八十四年初或八十四年六月間之轉包工程係施詐行為？何況，觀之證人提出附卷之對帳表（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０三五號案卷第三十二頁），記載被告之會計 劉秀怡 就八十三年八月十日至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帳結果，被告尚欠基聯公司一千三百餘萬元等情，其對帳日期當在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之後。準此，被告於八十四年初或八十四年六月間，將部分工程轉由告訴人承包，原屬商業常情，何來詐欺得利可言？如何以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以後之積欠款項，推定被告於轉包時即具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或施用詐術之故意？復次，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對帳時，對被告所提出附卷之明細表，告訴人除否認其中四筆款項共七十二萬六千七百十二元已領取外，對於其他九筆款項，即八十三年八月十日至八十四年九月十日間，共一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元，並不否認其已經領取，此並有被告提出附卷之付款簽收簿二紙存卷可考。觀之告訴人所否認之第二筆即三十四萬三千六百十二元，其簽收簿上之「 張展旗 」即告訴人之夫，其所否認之最後三筆即九萬一千元、十七萬六千五百元及十一萬五千六百元，其簽收簿上之「 邱林銘 」即告訴人之弟，與告訴人所承認之其他各筆「張展旗」、「邱林銘」之簽名，其運筆特徵相似，肉眼對比可知，足見被告辯稱其已經付款二百十三萬七千六百十二元，並非無稽；被告若是詐欺，豈有陸續付款之理！何況，被告所辯其承包之康寧街管路工程，已經驗收，惟工程款八百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六元，基聯公司分文未付等情，有其（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附卷之配電工程進度表（被告名之附件二）、工程金額表（被告名之附件三）、更改設計呈核單（被告名之附件四）及基聯公司工程款核算表（被告名之附件五）各一紙附卷足憑，所辯自非無憑，自不能僅以被告在八十四年六月後未再付款，而反推被告之轉包工程屬於詐欺得利。再者，證人林豐智提出附卷之借據，被告以其本人或涂淑女名義，向基聯公司陸續借款之日期，自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止，共有四十筆，金額自五萬元至四百五十萬元不等，均係先借款再由工程款扣除；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五次向基聯公司支借共一百六十一萬元，係最後五筆借款；被告既非詐欺得利已如前述，自不能以該五次借款未用之於清償，遽而推定被告之轉包工程屬於詐欺得利。至於購買房屋問題，證人涂淑女業已證明並非被告所付款（八十六年度偵續字第一０號案卷第四十九頁），而證人即該房屋前手游金福、 陳彩鳳 夫妻，亦只能證明被告和證人涂淑女一起去選購房屋，不能證明係被告所付款；何況，縱令係被告所付款，被告將款項用之於購屋，並未用之於清償，充其量止於道德瑕疵，亦無從因而反證其轉包工程屬於詐欺得利。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各節，極有可能為真，並有證據為憑，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能僅以其有工程款未付之事實，即推定其有詐欺得利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九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十三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