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上易字第9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4月27日
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00年度上易字第94號上訴人即被告 許洺瑋 送達代收人 徐鳳如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易字第3331號中華民國99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97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許洺瑋上訴意旨略以：「關於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實際上我真的是帳本、金融卡遭不明人士偷取，所以才會被使用，並非本人提供詐騙集團使用，因此在本案我應該也是被害人，地方法院判本人幫助犯2個月，不服判決，而且詐騙集團並無人落網，沒證據為本人犯行，希望高等法院法官能改判本人無罪。」等語。
三、查被告所有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確實供作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有被害人 石昭芬 、 張雅婷 遭騙後分別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9999元、2萬2263元至上述帳戶內，已經原審判決書引述卷內相關事證記載甚詳。被告雖否認其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系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均遭失竊云云。惟依其歷次所為失竊之辯解，於99年4月2日警詢先供述：系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於98年7月底遭竊】，因機車停放在逢甲大學門口，機車置物箱遭破壞，上開物品連同相機均不見（見警卷第4頁背面），嗣經警方詢問其坦承於98年12月24日提領100元，明顯與其上述遭竊時間不符後，始又改稱：【失竊日期應為98年11月12日】（見警卷第5頁），嗣於99年7月21日偵訊時又供稱：上述帳戶存摺、提款卡【於98年7月底】在逢甲商圈內因機車置物箱被打開而遭竊，當時以為只有數位相機遭竊，沒有想到存摺、提款卡也放在機車置物箱內，所以才沒有報案（見偵卷第20、21頁），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再供稱：伊所有上述帳戶存摺、提款卡是放在機車置物箱內，【於98年12月初】時在逢甲大學大門口遭竊（見原審卷第12頁背面），於本院復供稱：伊去警局有講過丟掉存摺、提款卡之正確時間，但現在已經忘記了，當初機車置物箱遭竊時，伊沒有印象有放上述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印章等物，現在則可以確定，因為伊家中沒有被偷，而且伊去警局時警察有告訴伊帳戶有被盜用，伊才知道帳戶確實被盜用，去製作警局筆錄前2、3日玉山銀行的人就打電話告訴伊說要凍結帳戶（見本院卷第27至28頁），其前後就所有玉山銀行大墩分行上述帳戶於何時遭竊之單一事實，所述即有3種版本（98年7月底、98年11月12日、98年12月初），顯有可疑。再者，無論被告就遭竊時間之何次供述，其於上述帳戶遭竊後竟未立即報警或為任何凍結相關帳戶之處理，以其大專畢業、從事電腦繪圖工作之智識程度及社會歷練，當無不知遺失存摺、提款卡之重要性，卻未於上述帳戶遭竊之際，為任何掛失止付動作，顯與一般事理有違。況且，於98年12月31日被害人發覺遭騙報警後，被告已於99年1月4日致電玉山銀行客服中心掛失存摺，翌日並親往玉山銀行大墩分行辦理存摺註銷及印章掛失等手續，有玉山銀行大墩分行檢送掛失申請紀錄、致電客服中心掛失存摺資料（見核交卷第4至5頁、本院卷第37至43頁）可參。果如被告於警偵訊、原審所辯其均未曾辦理掛失存摺，或於本院方坦稱有掛失存摺、印章，但是於接獲警方通知前2、3日（即約99年3月31日或4月1日）左右才接獲玉山銀行通知其帳戶被凍結等情詞，則其何以於警偵訊及原審均隱匿其實於99年1月4日已掛失存摺，翌日並辦妥存摺註銷及掛失印章等實情？而被告既然數次供述其存摺、提款卡均遭竊或遺失，印章仍在，則何以其以電話辦理掛失或親赴銀行辦理註銷、掛失等手續時，竟未連同提款卡一併掛失處理？亦與常情有重大違背。按詐欺集團收購人頭帳戶，基於使用之便利性及便於事後再轉售，多半會同時收購或收受帳戶之存摺、印章及提款卡，以確保其可以臨櫃提款併以提款卡提領款項使用之雙重保障，同時避免帳戶之申辦人仍然持有存摺、印章，或提款卡其中任何1項物品，而得以提款。果被告所有提款卡如其所辯業已遭竊，卻未掛失或註銷，顯然該提款卡仍得為詐欺集團自由使用，亦無違背被告當初交付系爭帳戶之提款卡與詐欺集團成員之目的，且藉由其電話掛失存摺及親赴銀行辦理存摺註銷及印章掛失等手續，亦可卸責其為遭竊存摺、印章時所已採取相對應之措施，亟欲藉此免責，實則其明知提款卡仍為詐欺集團成員所使用，不敢遽為提款卡併予掛失、免遭對方責難之障眼法使然。另查，被告所有上述帳戶自96年4月4日開戶，至97年2月25日提領2萬元後即未再使用，迄98年11月24日方有再提領100元動作，此有玉山銀行函覆本院之存戶交易明細表在卷（見本院卷第43頁之玉山銀行信封袋內附件），被告於本院雖辯稱因為上開帳戶許久未使用，遂聽從朋友建議將剩餘之1百元領出（見本院卷第50頁背面），果然如此，何以被告不於98年11月24日即將上述帳戶結清銷戶即足，尚任令將系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之重要物品任意放置於機車置物箱內？亦明顯與常情有所違背。被告在長達1年8個月餘期間均未曾使用上述帳戶，竟於1年8個月餘之後提領100元，且其後98年12月31日即有本案被害人2人及其餘不明匯款，並於當日存入後隨即跨行轉出，顯見被告於98年11月24日提領1百元係在測試其已1年8個月餘未曾使用之上述帳戶仍否使用，亦與收購帳戶者確保取得者為一可以正常使用之帳戶，而要求提供者所為先行之測試行為，要臻明確。綜上所述，依被告就系爭帳戶之使用、提領情形、事後掛失或註銷之動作，及其前後應訊（詢）所為矛盾之說法，堪認被告空言否認本案犯行，為無可採。其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為辯，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0年4月27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江德千
法官莊深淵法官賴妙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陳三軫中華民國10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