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0年訴字第147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1年01月10日
裁判案由：重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四七九號
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原名呂選任辯護人吳武川律師右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五四八六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 呂信東 基於常業之犯意，自民國八十四年年間起至八十六年底止，在桃園縣內，以楊先生之名在報紙刊登廣告，並以電話聯絡方式，供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不特定之多數人借款，其方式為每新台幣（下同）十萬元，十天為一期，利息一萬八千元，先後貸予亟需用錢之丙○○、戊○○、丁○○及其他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証據認定之，無証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証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証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証據，或証據不足以証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有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末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之重利罪，必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利率超過法定限制，致取得利益與原本顯不相當，但立約時如無乘債務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形，尚不構成本條之重利罪，亦有司法院院解字第三０二九號解釋足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前開重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呂信東於偵查中之自白及被害人丙○○、戊○○、丁○○、乙○○於警訊及偵查中之指訴為憑據。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前開重利犯行，辯稱：伊固然於八十六年七月間有於報上刊登廣告要借款，惟伊並無收取高利息，伊都僅收取月息三分之利息，一個月一期，伊曾借貸戊○○六萬元，月息一千八百元，並沒有扣身分証，而是戊○○自己拿六萬元之本票及十萬元之客票為擔保，然該紙客票嗣後跳票未能兌現。伊亦曾借款三萬元予丙○○供其補貨，但借款當日丙○○就將款項返還，所以並未計算利息。丁○○曾看報紙打電話向伊借款，惟伊當時沒有錢，所以並沒有借他等語。經查：（一）據被告於九十年一月三十日偵查中陳稱：「．．（有無放高利貸？）有放款給他們，但丙○○、戊○○都沒有收到他們的利息，他們就跑了。（何時開始放高利貸？）自八十四年開始，直到八十六年底，每次皆是我有錢時，才借給別人，利息三分，一個月一期。（你借給丙○○多少錢？）借他二次，一次十萬元，他都還了，目前沒欠我錢。（你借戊○○多少錢？）我借給他二萬元，給收到利息。（有無借錢給丁○○？）沒有。」（見九十年度他字第一四號偵查卷第十三頁），顯然被告於偵查中所自承的僅是有借款予丙○○、戊○○之事實，就利息部分之陳述，仍與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利息計算方式不同，而該利息之計算涉及是否該當於重利罪之要件，故被告於偵查中顯然並未就起訴之事實有所自白不諱，是公訴人認被告已有自白，容有誤會。（二）據証人戊○○於偵查中雖証稱：「（你曾向地下錢莊借過錢否？）是的，我借過大概是在八十四年時，因為我經營力霸房屋仲介加盟店，因為支票軋票，資金週轉不過來，所以看到報紙的小廣告，打電話連繫後，他們到我大竹路的店中，當時有二、三個人，我曾經向他們借了好幾次，金額是十萬至三十萬不等，利息是十天一期，一萬元本金，利息要一千多元，現在我記得不是很清楚，而錢我大部分都還清了，只剩一家還沒還清，他們曾在八十七年底八十八年初找過我，之後就沒有再來找過我了。（提示呂信東之照片，此人你有無向他借過錢？）有像，之前他較胖一點，臉型有像，現在較瘦，他當時自稱『楊先生』。（此位楊先生你是何時向他借的錢？）大概是在八十四年間，但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向這位楊先生借過三次，金額是十幾萬至三十幾萬元，之後他找我要錢時說我欠他一百八十幾萬元。」（見八十九年度他字第七七五號偵查卷第九十七頁背面至九十八頁），惟其於本院審理時卻証述：伊於八十四年時因做生意週轉不靈，所以看到報紙上借款的小廣告，就打電話過去，不知是誰接的，被告就一個人到伊公司，伊跟他大概借了六萬元，他先扣掉利息，六萬元約扣二千元，一個月還一次利息，但伊一次利息都沒有還，就因公司倒閉而跑掉了云云，証人戊○○二次証詞就借款之金額、次數、利息之計算、本金已否返還等重要關鍵事項，前後互為矛盾之証詞，是其証詞是否可採已有疑義，且依証人戊○○於本院所為之証詞，被告貸予其金額之月息約為三點三分，雖超過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最高約定利率之限制，然查民間利息通常為月息
二、三分，為一般有民間資金往來經驗者所熟知，相關報章雜誌對銀行及民間利息之起落，亦時有報導，故本件雙方約定月息三點三分之利息，依吾國內現階段對資金成本之評估，尚非屬顯不相當之重利。（三）証人丙○○雖於偵查時結証稱：「（你有無於八十三至八十八年間向地下錢莊借過錢？）有過一次，借三十六萬元，於八十六年間，有還一部分，後來入監執行。（你是向誰借的錢？）他說他是楊先生．．（你為何向他借錢？）我開公司，因票款軋不過來，看報打電話向他借錢。．．．（你有無與他找你父親乙○○，請他幫你還錢？）有。（這筆錢，是前開三十六萬元的借款？）是的。（利息如何計算？）借十萬元，一期十天，一萬八千元，先後借了三次，共借了三十六萬元的本金，自八十六年的四、五月間。（你一共繳了幾期利息？）共有四、五十萬元。（第一期利息先扣掉了？）是借十萬元，只拿到八萬二千元。．．（你除了向他借錢外，尚有無向其他人借？有無供擔保？）沒有。用支票及客票供擔保。」（見前開偵查卷第六十六頁背面至六十七頁背面），於本院審理卻証稱：伊在八十四年間跟被告借了三次錢，第一次借十萬元，後來又借了十六萬元，最後一次借十萬元，共借三十六萬元，利息如何計算伊忘記了，伊有給過利息，亦有還過錢，但金額都忘記了。伊分好幾次還，可能只剩一、二萬元未還，伊還時都有加上利息，但有一段時間，約半年，因伊公司營運不好，他就不算伊利息，只要伊還本金即可。雙方有約好十天一期，如本金還不出來先給利息云云，証人丙○○二次就借錢之時間、次數先後已為不同之陳述，且証人丙○○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偵訊時僅記得借款之總金額、利息之計算方式，不記得歷次借款金額，卻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院審理時能陳述歷次借款之金額，就利息之計算方式則已不復記憶，衡與常情有違，尚難以其前後扞格不一之証詞認定被告有為重利之行為。參以如証人丙○○於本院之証詞，被告曾讓其長達半年之時間無庸付利息，只要還本金即可，此若屬實，則被告之行徑顯與地下錢莊僅為賺取高額利息之經營方式不同，故被告顯非以經營地下錢莊之方式為謀高額利息而貸以金錢。（四）証人丁○○於警訊時証稱：「．．當時我以身分証向該名男子借款新台幣貳萬元，實拿壹萬陸仟元，以十日為一期，如十日未還要再給他利息肆仟元整。當時經濟狀況不良。（你是否認識呂信東，是否為當時借錢給你的男子？）不認識，但我看見人就可以確定是否是當時借款給我之男子。」（見前開偵查卷第二十五頁背面），顯然其未曾指認係向被告借款，且被告亦否認曾借款予丁○○，而本院多次傳喚証人丁○○到庭作証，並依法令警員前往拘提，均未能出庭為進一步指認，是亦難僅憑証人丁○○於警訊時之証詞遽認被告有為重利之犯行。又証人乙○○係証人丙○○之父親，並非借款人，就其子丙○○向被告借款之方式、金額均不知悉，亦難以其之証詞論據。綜上所述，即認被告收取相當月息三點三分之利息，雖超過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最高約定利率之限制，惟衡諸現時社會一般交易習慣，尚不能認有特殊之超額，而前諸証人之証詞亦未能証明被告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証據足認被告有何重利犯行，既不能証明被告犯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魏雯祈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法官林恆吉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邱仲騏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