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易字第6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2月17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易字第65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選任辯護人秦德進律師
洪世崇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13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甲○○無罪。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及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於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製作之偵查筆錄，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供述證據，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所為供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以該證人未能於審判中接受他造之反對詰問為由，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供述不具證據能力。本件證人丙○○、丁○○、 陳錦周 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證述，被告均未主張並釋明有何不可信之情事，上開證人亦未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何不法取供之情形，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惟如該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依同法第159條之2規定，始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本件證人即告訴人乙○○○、丙○○、丁○○於警詢中之陳述，被告之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而證人丙○○、丁○○於警詢中之陳述與其於審判中之陳述大致相符，依前揭說明，上開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
三、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卷附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票據明細表，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然當事人於準備程序對於上開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均表示不爭執，本院審酌前開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於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應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丙○○係多年好友，雙方於生意上多有金錢往來，被告並得經丙○○同意後，自由出入丙○○址設高雄市○○區○○○路○○○號「順元當鋪」內側櫃檯。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6年3月9日前之某日，利用得以自由進入「順元當鋪」內側櫃檯之機會，竊取丙○○之妻乙○○○所有，置於順元當鋪抽屜內，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銀行）苓雅分行為付款銀行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空白支票1張，嗣丙○○於96年3月
9日欲開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予陳錦周時，發覺上開支票遭竊，遂於翌日向國泰銀行申請掛失止付。迨於96年
3月12日晚間7時14分許被告持上開遭竊支票所剪下之票號，向丙○○之子丁○○佯稱 係渠 等昔日所開立欲延期之支票，欲向丁○○換票時，為丁○○發現，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證人乙○○○、丙○○、丁○○、陳錦周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支票簿、監視錄影器畫面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96年3月12日晚間7時14分許持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所剪下之票號，向丁○○換票，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於95年11月30日匯款50萬元予乙○○○，丙○○則開立高雄第三信用合作社（下稱高雄三信）票據號碼JAA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0萬元，發票日96年2月28日）給伊，嗣丙○○要求延票，96年
2月26日丙○○開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0萬，未載發票日）給伊換票據號碼JAA0000000號之支票，嗣丙○○又要求延票，於96年3月10日丙○○開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31,500元，發票日96年6月10日）給伊，因當日伊未攜帶票據號碼QB0000
000號之支票，則於96年3月12日交還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所剪下之票號予丁○○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有於96年3月12日晚間7時14分許持國泰銀行票據號碼
QB0000000號支票所剪下之票號，向丁○○換票之事實，業據證人丙○○、丁○○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卷第59、61頁，本院二卷第33頁），且為被告所坦承，並有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所剪下之票號、監視錄影光碟及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4、48頁），其事實足堪認定。
㈡然被告有持有上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之事
實，並不當然即為其竊取而來。查本件雖經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96年3月9日欲開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QB0000000、QB0000000號支票予陳錦周時，發現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失竊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5、28至29頁），證人丁○○則於偵查中證稱：96年3月9日丙○○發現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遺失，還質問其有無將票開出去，其說沒有，其於96年3月12日上午就去銀行掛失等語（見偵卷第61頁），惟證人丁○○所述上開支票失竊之情事，係由丙○○所告知，是上開支票是否確係失竊，首要審酌證人丙○○之證述內容是否可採。
㈢而關於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究係因何支票延
期而開立，雖據證人丙○○於偵查中證稱：其開給被告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於96年3月10日到期，其要求再延3個月，其於96年3月10日另外再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給被告，被告應該把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還給其，但是被告事後沒有把該張支票還給其，而是在96年
3月12日拿偷來的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還給丁○○等語（見偵卷第59頁），惟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票面所載之發票日為96年4月10日（見偵卷第40頁），並非證人丙○○所述之96年3月10日，該張支票既尚未到期，理應無換票之必要，且票期亦非證人丙○○所述之3個月，是證人丙○○與被告於96年3月10日是否確係約定以票號QB0000000號之支票換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已有疑義。又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開票會連號開，但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其是先開出去，沒有連號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9頁），證人丁○○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國泰銀行之支票都是其與丙○○在開，都是連號開，不可能跳號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34至35頁），就前開證人所述，足見國泰銀行之支票係丙○○與丁○○負責開票，且依其等開票之常情應係連號開票，然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係丙○○跳號開票予被告，且為丁○○所不知情，衡酌證人丙○○跳號開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予被告之行為有違常情，且並未就此敘明原因，其開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之用途為何，更加啟人疑竇。
㈣再者，丙○○於94年間起即以開立國泰銀行支票之方式向被
告借錢，並約定僅以支票票號換票之事實，業據證人丙○○於偵查中證稱：其於94年底開始用乙○○○國泰銀行的支票向被告借錢，支票到期，被告會先打電話通知其是否要延期，其要延期的話，就先開1張票給被告，被告就換回來，本來剛開始是整張支票還給其，後來改用票頭還給其等語（見偵卷第53頁），其事實亦堪認定。而被告辯稱：伊於95年11月30日匯款50萬元予乙○○○，丙○○則開立高雄三信票號JAA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0萬元，發票日96年2月28日）給伊，嗣丙○○要求延票，96年2月26日丙○○開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0萬，未載發票日）給伊換票據號碼JAA0000000號之支票，嗣丙○○又要求延票，於96年3月10日丙○○開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面額531,500元，發票日96年6月10日）給伊，因當日伊未攜帶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則於96年3月12日交還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所剪下之票頭予丁○○等語，已就其為何持有上開支票之換票過程作說明，核與證人丙○○前開所述其與被告自94年起之借貸換票情節相符，並提出玉山銀行匯款單及代收票據明細表為證（見偵卷第36至37頁）；另就關於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既未載發票日，為何仍需換票乙情，復於本院審理中供陳：被告開立之支票有些沒有填載發票日，伊不知道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沒有填載日期，96年3月10日丙○○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之支票給伊要換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伊是要拿去還他才知道他沒有填載日期等語（見本院二卷第56至57頁），衡以被告前揭辯稱及說明並無相互矛盾之處，尚堪採信。雖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換票時間不可能差10天這麼短的時間來換票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6頁），然依被告所述上開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根本未填載發票日，自無換票時間僅差距10日之問題。
㈤況被告於96年3月12日前往「順元當鋪」換票後，並與丙○
○、 黃文彬 、 張仁聰 一起外出吃飯之事實，為被告所自承，且經證人黃文彬、張仁聰於偵查中證述在卷（見偵卷第88至89頁），衡情若上開國泰銀行票據號碼QB0000000號支票確係被告所竊取，被告於竊得上開支票後，理應於虛偽填載後轉讓予他人使用，而非以如此顯然會被發覺之方式，再將上開支票換票予丁○○，並於換票後坦然與丙○○一同外出吃飯，足見證人丙○○所述上開支票為被告所竊取乙節，益徵不合情理。
㈥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持有上開支票之事實，然已就持有之原
因作合理交代，又證人丙○○之證述內容復有諸多疑義，自難僅憑證人丙○○所述而遽認被告有竊取上開支票之情。是就公訴人所指被告之竊盜犯行，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會有任何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行之真實程度，自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前揭犯行，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戊○○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2月17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黃三友
法官陳億芳法官林依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8年2月19日
書記官邱靜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