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1月04日
裁判案由：強盜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六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強盜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四三一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二八一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一）原判決事實以被告甲○○與共同被告 莊明進 竟「共同毆打」乙○○，被告且明知乙○○於雙方肇事責任尚未釐清之時，而不能決定應作如何賠償，竟於「雙方互毆」後，乙○○取出皮夾……等語，理由則均載「雙方互毆」。惟依上開告訴人乙○○陳述及證人 吳克彥 證述，告訴人係被打到「不敢抗拒」而非「雙方互毆」，且證人吳克彥因聽被告說要打斷告訴人手腳而下跪求情，嗣被告才搜告訴人身體並取走系爭手機，是原判決上開關於「雙方互毆後」之認定，應有證據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二）原判決理由以「又因莊明進表示該車剛烤漆過，要新台幣（下同）一萬元才能和解，被告因而取去告訴人手機一支，不論係充作對莊明進之賠償，或用以使告訴人聯絡家人出面賠償便於與被告聯絡之用，亦均非出於不法所有之犯罪意思」等語。惟被告與同案被告莊明進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初期，均矢口否認被告曾取走上開行動電話，並轉交同案被告莊明進保管部分之事實，嗣經第一審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一日當庭勘驗警詢錄音帶後，其等方坦承確有此事，僅辯稱係供告訴人乙○○嗣後聯絡賠償之用云云，可見被告及共同被告莊明進二人自始即刻意隱瞞對其等不利之事項；又依上開第一審勘驗警詢錄音帶結果，製作筆錄之警員係採一問一答之形式全程錄音製作筆錄，且係被告主動提及行動電話一事，並非警員暗示誘導，詎被告及共同被告莊明進二人當日製作警詢筆錄後解送至內勤檢察官處接受訊問時，竟均謊稱警詢筆錄係警察要求其等照著唸云云，更可徵其等所辯有避重就輕、推諉卸責之情形。再就被告取走上開行動電話部分，其雖辯稱係因覺告訴人賠償之七千五百元不夠，故取走該行動電話供告訴人事後再聯絡處理賠償事宜之用云云，然查若認告訴人尚須補足其他修車費用，理應留下同案被告莊明進之行動電話，並記下告訴人之行動電話或其他年籍資料，何需多此一舉取走告訴人之行動電話後，要告訴人撥打自己之行動電話？萬一告訴人離去後即不打該支電話聯絡，同案被告莊明進又要如何再就不足之修車費用向告訴人追償？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常情有違。況被告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先否認曾取走上開行動電話，嗣經第一審當庭勘驗警詢錄音帶後方坦承此事等情，業如上述，若僅係基於上揭理由留置告訴人之行動電話，並無據為所有之意思，又何需於第一審審理過程中刻意隱瞞此事為不實之供述？顯見被告當時取走上開行動電話，乃係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至為灼然。是原判決應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三）原判決理由以「觀告訴人既敢於與對方多人互毆，雖處劣勢，但斯時被告並無再毆打之舉，抗拒被告取其皮包並非不能，是告訴人於原審供稱是不敢抗拒怕被打云云，核與強盜罪係使人至不能抗拒之強暴脅迫行為不合」等語。惟依第一審開庭所見，被告、證人 葉時芳 體格魁武，同案被告莊明進亦為一般體型，反之告訴人乙○○、證人吳克彥之身材均較纖瘦，案發時除安全帽外，亦未持有其他兇器，人數上又居於劣勢，實難想見告訴人乙○○在此不利情況下會主動毆打被告等人。另告訴人既於案發後不到二小時即到警局親自報案，若確有被告等二人及證人葉時芳所稱酒醉駕車之情形，亦會為警方所發現，又何需於遭毆打後仍要求被告等人不要報警，可見被告二人及證人葉時芳所稱告訴人當時係酒後駕車，且遭毆打後，證人吳克彥甚且跪求其等不要報警等情，不符情理，當屬虛構。是原判決亦應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指摘原判決不當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認定緣莊明進於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夜間十一時四十分許，駕車搭載被告及葉時芳二人，行經台北縣板橋市○○路○○○號前時，因莊明進駕車突然左轉，致同向後方由吳承州所駕駛後載其友吳克彥、車牌號碼為000-000號之重型機車閃煞不及而擦撞莊明進所駕駛自小客車左後方，被告及莊明進下車要求乙○○賠償車損時，乙○○因發生原因未明，並不樂意，竟共同毆打乙○○，被告明知乙○○於雙方肇事責任尚未釐清之時，而不能決定應作如何賠償，竟於雙方互毆後，乙○○取出皮夾，從皮夾中取出一千元，表示只帶一千元，願賠償一千元，當場為莊明進所拒絕，斯時被告為使乙○○行無義務之事，竟乘勢強行取得乙○○手中皮夾，察看其中尚有現鈔，而將其內現鈔共七千五百元取走，又因莊明進認為車損賠償一萬元才夠，被告又擅自從乙○○口袋中，將其國際牌手機取走，一併交付莊明進作為賠償，而以強暴手段使乙○○行無義務之事，後因乙○○記下車號報警，而於同年二月四日下午一時十五分許為警循線查獲等情，係依憑被告自承於上開時地因與乙○○發生車禍互毆，自乙○○皮包取走現金七千五百元及國際牌行動電話一具交付莊明進作為賠償方法之事實，核與乙○○，同案被告莊明進，及證人吳克彥、葉時芳等人於偵審中所述符合等證據，資以認定被告有以強暴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實，並無檢察官公訴意旨所指之強盜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法院之科刑判決，變更起訴法條，改判論處被告以強暴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罪刑，已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按證據之取捨，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苟不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容其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認定同案被告莊明進於第一審供稱一開始是下車談賠償的事，後來才動手互毆等語，證人吳克彥於警詢及第一審均供證車禍發生後，是先談判賠償的事，過後才動手（互毆），告訴人乙○○於第一審以證人身分亦供證：車禍發生後莊明進說他有打方向燈你沒有看到嗎？現在要怎麼處理（車損賠償），而後就發生互毆，過後才拿出皮包取出一千元要和解等語，可見互毆前後雙方都為車損賠償之事發生爭辯，被告、莊明進一方之毆打乙○○，並非出於強盜乙○○財物之不法所有犯罪意思。至互毆後乙○○拿出皮包取一千元表示要和解為莊明進拒絕後，乙○○手中之皮包為被告趁機取走，查看皮包有七千五百元，知乙○○所稱只有一千元，以一千元和解為不實，乃將七千五百元取出作為賠償，自非強盜取人財物之意。又因莊明進表示該車剛烤漆過，要一萬元才能和解，被告因而取去告訴人手機一支，不論係充作對莊明進之賠償，或用以使乙○○聯絡家人出面賠償便於與被告聯絡之用，亦均非出於不法所有之犯罪意思。而被告所以乘機取得皮包，應非以強盜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得，被告不信乙○○告訴皮包只有一千元，而取來查看，乙○○自非不能抗拒，乙○○既敢於與對方多人互毆，雖處劣勢，但斯時被告並無再毆打之舉，抗拒被告取其皮包並非不能，是乙○○於第一審供稱是不敢抗拒怕被打云云，核與強盜罪係使人至不能抗拒之強暴脅迫行為不合。是被告或有趁互毆後強勢餘威取去皮包查看並取去現款，究不得論以強盜罪等情，原判決均已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為原審認事採證、證據取捨及判斷職權行使之範疇，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關於「雙方互毆後」之認定、有證據理由矛盾，以及認定被告並非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情形，依上開說明，不能認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是否涉犯強盜部分，其採證認事及證據取捨、判斷職權之適法行使，或與判決主旨不生影響之事項所為之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該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被告被訴涉犯強盜部分既經本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強制罪部分，自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為審理，合予指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黃一鑫
法官徐昌錦法官許錦印法官孫增同法官蔡國在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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