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41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9年03月12日
裁判案由：強盜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410號上訴人 劉志明 選任辯護人 黃致豪 律師
樓嘉君 律師 薛煒育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強盜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8年6月6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7年度上重更二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9308、296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劉志明於民國103年11月間，因其同居女友 程裕卿 與其分手而搬離同居處，其於同年12月3日上午騎乘其母 劉美珠 所有之輕型機車（下稱甲車）外出尋找程裕卿，以求挽回。嗣於同日上午10時49分稍前數分鐘許，在高雄市○○區○○路○○○號公有停車格，適見被害人Ａ女（姓名年籍均詳卷）自附近哈囉市場買菜返回上述停車格，欲進入其停放於該處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下稱乙車）駕駛座開車之際，突萌以所攜帶之鐵鎚敲昏Ａ女而強取Ａ女所有乙車代步之犯意，而有其事實欄所載之強盜及故意殺害Ａ女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強盜殺人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仍論上訴人以強盜殺人罪（累犯），處死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及相關之沒收與追徵（上訴人被訴對Ａ女另犯加重強制性交部分，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科刑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為論罪科刑及適用法律之基礎，凡於論罪科刑及適用法律有關之重要事實，必須詳加認定明確記載，然後敘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並使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互相一致，方為合法。若所記載之事實，與其理由之說明不相一致，或其理由之說明，彼此互相齟齬者，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本件原判決於其事實欄記載略以：上訴人隨機萌生敲昏Ａ女俾強取乙車代步，竟基於強盜犯意，乘Ａ女開啟駕駛座車門上車之際，持鐵鎚敲擊Ａ女左側頭部乙次，至使Ａ女癱倒在該車右前座而失去抗拒能力，上訴人隨即坐入乙車駕駛座並關上車門，進為謀強取乙車之計畫順利進行，再萌生殺人之確定故意，於初見Ａ女似有甦醒跡象，旋以鐵鎚重擊Ａ女頭部，並將Ａ女移至後座，繼又屢轉身續以鐵鎚重擊Ａ女頭部多次；另又以插在電門之鑰匙發動乙車企圖駕車離去，惟因該車排檔裝有暗鎖而無法駛離，上訴人為此轉身擬詢問Ａ女，然適見Ａ女之皮包，翻搜其內發現有現金約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內另有少許硬幣）後，猶仍「基於一貫之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將其中2,000元予以掠取得手等情（見原判決第
2頁倒數第10行至第3頁第12行）。依此記載，原判決似認定上訴人於萌生強盜Ａ女所有乙車之意圖時，其主觀上即同時具有劫取Ａ女其他財物之犯意；亦即其最初起意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與其嗣後強盜Ａ女皮包內之現金2,000元，均係基於一貫（即同一或概括）之犯意而為。果爾，則上訴人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未遂，與其隨後強盜Ａ女所有之現金2,
000元既遂之行為，二者間若有時間與空間之密切關係，即具有接續犯關係，而僅合一成立強盜既遂一罪。惟原判決於其理由內卻說明略謂：上訴人固因無從解開排檔處之暗鎖，而始終未將乙車全然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惟其離去乙車前，確曾翻搜Ａ女皮包並取走其內之2,000元，雖尚乏積極事證足認上訴人在動手強盜乙車之初，即有一併強盜車主其他隨身財物之意，僅得採信上訴人所述其係在將Ａ女移到後座後，因轉身適巧看見Ａ女皮包，方「起意」加以翻搜並取走其內2,000元等語，認定上訴人於行為之初尚乏強盜Ａ女隨身現金之意，而係於強盜乙車之過程中，因偶見Ａ女裝有現金之皮包始萌擅取意念，公訴意旨逕認上訴人強取2,00
0元之犯意，係起於動手強盜乙車之初，尚嫌無據云云（見原判決第14頁倒數第14行至倒數第4行）。依此說明，似謂上訴人原僅意圖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但於著手盜取該車未果後，於離去該車前，適見Ａ女皮包，方臨時起意加以翻搜並取走其內之現金2,000元；並強調公訴意旨認上訴人於強盜乙車之初即同時具有劫取Ａ女所有現金之犯意一節，尚嫌無據而不足取。若其上開說明無訛，則上訴人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與其嗣後強盜Ａ女所有現金，係基於各別之犯意而為，亦即上訴人強盜Ａ女所有之現金2,000元，係於其著手強盜乙車未果後，臨時另行起意而為，則上訴人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與其強盜Ａ女所有之現金2,000元，既非出於一貫（即同一或概括）之犯意而為，則其所為上述2次強盜行為，既屬前後明顯可分，即難認有接續犯一罪關係，而應予分論併罰。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先後2次強盜行為究係基於一貫（即同一或概括）之犯意而為，抑係分別起意而為，其事實之記載，與其理由之說明不相適合，難謂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又原判決前揭理由既說明：「上訴人行為之初尚乏強盜Ａ女隨身現金之意，而係於強盜乙車過程中，因偶見Ａ女裝有現金之皮包始萌擅取意念」云云，而認定上訴人強劫Ａ女現金，係事後因偶見Ａ女皮包而另行起意而為。然其於後續理由內卻又謂：「上訴人係基於意圖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一貫犯意，強取Ａ女皮包內之2,000元得手」、「上訴人於在對乙車建立支配之前，取走同屬Ａ女管領之現金，因未侵害不同法益，自猶屬原意圖不法所有之一貫犯意接續所為」云云（見原判決第22頁第2至3行，第25頁第10至12行），其理由之說明，彼此間亦互有齟齬，依上述說明，亦有理由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究竟實情如何？上訴人於萌生強盜Ａ女所有乙車之意圖時，其主觀上是否即同時具有劫取Ａ女其他財物之犯意？抑或其於著手強盜乙車未果後，因轉身偶見Ａ女皮包，始另行起意而強盜Ａ女皮包內之現金2,000元？此項疑點攸關上訴人先後2次強盜行為，究應論以接續犯一罪，抑應予以分論併罰，影響於上訴人本件犯罪在法律上之論斷，自有詳加調查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詳加剖析釐清明白，而於其事實認定上訴人前揭2次強盜行為，係基於「一貫之犯意」而為，理由卻說明上訴人第2次強盜Ａ女所有現金之行為，係「另行起意」而為云云，其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互相矛盾，且有前述理由說明彼此互相矛盾之違誤，本院自無從為原判決此部分適用法則當否之審斷。
㈡、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上訴人先後共有2次強盜Ａ女財物之行為，第1次為強盜Ａ女所有之乙車未遂，第2次則強盜Ａ女皮包內之現金2,000元既遂。原判決僅就上訴人所犯強盜Ａ女所有現金2,000元既遂部分，與上訴人殺害Ａ女既遂部分，依結合犯關係論以刑法第332條第1項之強盜殺人罪，雖於其理由內說明：「依現有卷證，固僅能認被告最初僅具強盜乙車之意，嗣因適見Ａ女皮包始起意翻搜並擅自取走其中2,000元，惟強盜罪法益數之認定，係以對財物具事實上支配力之『人數』計算，並非如民法一物一權之概念依財物之不同各別計數，而被告最初計畫強盜之乙車既尚未完全移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則援用其所造成Ａ女不能抗拒之狀態，於在對乙車建立支配之前，取走同屬Ａ女管領之現金，因未侵害不同之法益，自猶屬原意圖不法所有之一貫犯意接續所為，而得包括於最初起意之強盜犯行予以評價，並由於該2,000元已在被告實力支配下而屬（加重）強盜既遂。
而被告所犯（加重）強盜（既遂）罪及殺人（既遂）罪之間，乃具密切之關聯，且在時間上具銜接性並相互交錯，犯罪地點復屬同一，是核上訴人所為乃係犯刑法第332條第1項強盜殺人罪」云云（見原判決第25頁第4至17行）。惟強盜行為個數或侵害法益數之計算，並非以被害人之人數，作為唯一判斷之標準；對同一被害人實行多次強盜行為，固有可能僅成立單一強盜罪，但亦有可能成立數個強盜罪，端視行為人主觀犯意是否單一（或概括），以及其所實行之多次強盜行為在客觀上是否可分為斷。若行為人係基於單一或概括之犯意，先後多次強盜同一被害人之不同財物，而其先後多次強盜財物之行為，在時間與空間上具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進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則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反之，若行為人對於同一被害人所有之不同財物，係分別基於不同之犯意而先後予以強盜，而其先後多次強盜行為，在時間或空間上明顯可分，每次行為均能獨立成罪者，則難僅論以接續犯一罪，而應依數罪之例予以併罰，至其所實行前次強盜行為是否既遂，並不影響其犯罪個數之認定。依原判決上開說明，其既認定上訴人最初僅具有強盜乙車之犯意，嗣因適見Ａ女皮包始另行起意翻搜並取走其中現金2,000元。果爾，則上訴人最初強盜Ａ女所有乙車未遂之行為，與其嗣後強盜Ａ女皮包內現金2,000元之行為，既係基於不同之犯意而為，而其先後2次強盜Ａ女所有不同財物之行為，在客觀上明顯可分，強盜之標的亦不相同，而可分別獨立成罪，則上訴人該2次強盜行為即不能論以接續犯一罪，而應予分論併罰。至於上訴人強盜乙車是否既遂，並不影響其本件強盜犯罪個數之認定，亦不能謂其強盜Ａ女現金2,000元之行為，已為其強盜Ａ女所有乙車之行為所包括。乃原判決並未依本院所說明之上述標準（即犯意是否各別，及行為是否可分），據以論斷上訴人上開2次強盜行為犯罪之個數，卻以對財物具事實上支配力被害人之「人數」，作為計算上訴人犯罪個數之依據，並佐以上訴人強盜乙車係屬未遂，據以論斷上訴人強盜現金2,000元之行為，應為其最初強盜乙車未遂之行為所包括，而就上訴人上述2次強盜行為僅論以強盜既遂一罪，並據以與上訴人所犯殺人罪，結合為強盜殺人一罪，依上述說明，其此部分論斷尚有未洽。究竟上訴人前後2次強盜行為係基於何種犯意而為？其前後2次強盜行為在客觀上是否明顯可分？此與本件上訴人強盜犯罪個數之認定攸關，影響於本件法律上之論斷與判決之結果，猶有詳加究明之必要。原審未詳加調查釐清，遽行判決，亦嫌調查未盡。
㈢、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此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學理上所稱之「補強證據」，其內容雖非必須能單獨充分證明被告自白之全部事實，然仍須與被告所自白之事實具有相當關聯性，在客觀上足以印證或強化被告自白之真實性或憑信性，而無違經驗與論理法則者，始足以當之。若其內容與待證之自白事實欠缺相當關聯性者，即不具有補強自白之作用，而非適格之補強證據。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著手強盜Ａ女所有乙車時，因該車排檔裝有暗鎖而無法駛離，上訴人為此轉身擬詢問Ａ女，然適見Ａ女皮包，翻搜其內發現有現金約2,
000元後，乃仍基於一貫之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將其中2,000元予以掠取得手（既遂）等情，而就上訴人此部分所為論以強盜既遂罪，並與上訴人殺害Ａ女既遂部分，依結合犯關係，而論以強盜殺人罪，並據以量處死刑。惟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自白有從Ａ女之皮包內搜刮現金2,000元之事實，然其嗣於第一審則翻異前供，否認有取走Ａ女皮包內現金2,000元之犯行，且卷內似無其他相當證據資料足以補強上訴人上開自白之真實性，則上訴人此部分自白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即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資確認之必要。本院前次發回意旨亦指明有調查此項補強證據之必要（見本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53號刑事判決發回意旨第二點之㈠內所載）。原判決雖根據卷附現場搜證照片顯示乙車駕駛座前方踏板上有1只皮包但其內並無鈔票、零錢等物品，惟駕駛座椅縫處留有5枚10元硬幣，右前座椅及其前方踏板上散落有Ａ女之健保卡等物，並依憑乙車行車紀錄器勘驗筆錄，以及證人 郭文英 於原審之證述，認定Ａ女於案發當日駕駛乙車前往哈囉市場買菜過程中，有變動停車位置而停車之行為；且Ａ女於案發前曾向上述市場雞販郭文英訂購幾百元之雞腿，迄未前往取回等情；並於理由內說明：Ａ女於案發當日曾前往上述市場買菜，當會攜帶多餘之現款，況Ａ女尚有訂購之雞腿尚未取回，顯然其背（皮）包內應尚有超過2千元以上之現款云云，因認本件已有上述補強證據足以擔保上訴人前揭強盜Ａ女所有現金2,000元之自白為可信（見原判決第10頁倒數第8行起至第12頁第3行）。惟本件現場搜證照片雖顯示乙車駕駛座前方踏板上有
1只皮包，駕駛座椅縫處留有5枚10元硬幣，而右前座椅及其前方踏板上則散落有Ａ女之健保卡等物，然上述車內散落皮包及物品情形，或許能據以推測Ａ女皮包內硬幣及物品曾因被搜尋而掉落之事實，但似難據以補強證明上訴人有自其內取得現金2,000元之事實；而Ａ女於案發當日是否曾駕駛乙車前往上述市場買菜，以及曾否向該市場雞販訂購數百元雞腿而尚未前往結帳取回，均核與案發當時Ａ女皮包內是否確有現金2,000元，以及上訴人曾否強劫該2,000元之待證事實，在客觀上仍欠缺相當關聯性，似難據以補強上訴人此部分自白之真實性。原判決僅以前揭與待證事實欠缺相當關聯性之事證，據為推論上訴人自白強盜Ａ女皮包內2,000元為可信之補強佐證，其採證尚欠嚴謹，難謂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究竟本件案發當時Ａ女皮包內是否確有現金2,000元？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自白曾強劫該2,000元一節，是否確有適法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真實性？此項疑點與上訴人此部分強盜是否既遂，暨其所為是否構成強盜殺人罪之認定攸關，且事關極刑重典，自應本於證據裁判主義之原則，嚴格加以調查認定，不宜以欠缺相當關聯性之事證，含混加以推測。又茍事實審法院已盡調查之能事，而仍無從查得相當之補強佐證，以資擔保上訴人自白之真實性者，亦應本於「罪疑唯輕」、「事證有疑，利歸被告」之法則，妥適論斷。原審並未詳查本件是否確有適法之補強佐證足以擔保上訴人上開自白之真實性，僅以前述欠缺相當關聯性之事證，據為上訴人前述自白之補強證據，依上述說明，其採證仍非適法，遽予量處極刑，自難昭信服。
三、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應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09年3月12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郭毓洲
法官張祺祥法官林靜芬法官蔡憲德法官沈揚仁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109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