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4年訴字第53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5月03日
裁判案由：洗錢防制法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訴字第536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偵字第36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雖預見交付存摺等帳戶資料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不詳犯罪集團掩飾或隱匿其等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致使被害人及警方追查無門之情況下，竟仍不違其本意，基於幫助洗錢之犯意，先於民國93年8月31日至臺北市北投區山腳郵局辦理晶片提款卡後，即於93年
8月31日至9月15日期間內，在不詳地點，將上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摺，連同晶片提款卡交付予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該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實際上乃係某詐騙集團成員，並以在報紙上刊登貸款廣告方式，向欲貸款之人佯稱貸款須先付律師費用，致如附表之被害人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之時間，匯款（金額詳如附表）至被告前揭帳戶內，詐騙集團騙得上揭款項後，再由其餘不詳姓名成年男子提領，詐騙集團因而藉此隱匿該集團常業詐欺之犯罪所得。嗣 李秀珠 等人發現受騙，向警方報案，經警方深入追查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及洗錢防制法第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能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採用間接證據（即情況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32年上字第67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幫助洗錢罪嫌，無非係以被害人李秀珠、丙○○、甲○○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即被告父親 張榮仁 於警詢時之供述、李秀珠及甲○○之匯款單、丙○○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郵局94年2月16日北營字第0940900461號函及函附之被告上揭帳戶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郵局94年4月12日北營字第0940901203號函為其主要論據。然訊據被告供承系爭帳戶、提款卡為其所申辦等情，但堅決否認有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係將身分證、提款卡、存摺放入皮包，將皮包置於機車置物箱內，因置物箱遭人打開，皮包不見，因而遺失身分證、提款卡、存摺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93年10月13日警詢時供稱：「我是於93年9月10日在
臺中市○○○路○段○○○號12樓我父親住家發現所有之包包遺失，內有郵局存摺、印章、提款卡等遺失。沒有向警方報案。也無借他人使用」等語（見偵查卷第35至36頁），於偵查中供稱：「我存款簿遺失。去補辦時才知道是人頭帳戶，我是於93年9月10幾日時候在臺中市○○○路我父親現在住處遺失的，當時我和朋友出去喝酒，皮包放在機車內的行李箱內，回來之後就不見了」、「（你還不見了何東西？）身分證、郵局存摺及印章、卡片及現金幾千元」、「（有無補發身分證？）一個多月之後才補發」、「（之前為何說是你在你父親住家發現所有皮包遺失？）我是說在我父親住處樓下那裡」等語（見偵查卷第94至95頁）、於95年4月19日本院審理時供稱：「（你當時遺失，是遺失何物？）身分證、提款卡及黑色手提包」、「（在何處遺失？）在臺中市○○○路○段○○○號12樓，樓下的騎樓」、「（為何會遺失？）因為我機車的置物箱被打開，所以皮包被拿走了」等語（見當日審判筆錄），又被告之國民身分證最後一次申請補發日期為93年10月12日，亦有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被告國民身分證影本各一份在卷可稽（見偵查卷第90、77頁），足見被告供稱其前揭郵局帳戶存摺、晶片提款卡業於93年9月10日併同其所有國民身分證置於機車置物箱遭竊一節，應非虛妄。至檢察官指稱被告係為掩飾其犯行，故於前揭時日申請補發身分證，以待日後東窗事發時得以提出作為有利之證據云云，純屬臆測之詞，尚難據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被告於93年10月19日警詢時供稱：「（你於第一次筆錄中稱
郵局存摺業於93年9月10日就已遺失，為何當時未報案處理及向郵局申領新存摺？）因為該帳戶內沒錢，而且於遺失後我就已返回台北，所以沒有報警處理及向郵局申領新存摺」、「（為何遲至93年10月13日才前往郵局申領新存摺？）因為最近我在找工作，為了以後工作支領薪資，所以才到郵局辦新存摺」、「因為東京都保全公司指定要使用郵局帳戶」等語（見偵查卷第39頁）、於偵查中供稱：「（你有無報警？）沒有，我認為掉了就算了，因為帳戶很久沒有用了」、「（你有無掛失？）沒有」、「（為何有人提領你帳戶？）我不清楚」等語（見3694號偵查卷第95頁）、於95年4月19日本院審理時供稱：「（東西遺失後為何不馬上掛失？）因為我當時在工作，沒有辦法馬上請假，我要回台北，連同一些身分資料一起辦理」、「（身分證是何時補發？）就是要回台北一起辦」等語（見當日審判筆錄），又被告前揭郵局帳戶係於85年6月29日開立，於91年4月3日至存摺、晶片提款卡遺失後之93年9月15日間，除於91年12月4日掛失並申請補發，及於93年8月31日申請核發晶片提款卡外，並無其他使用紀錄，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94年12月12日儲字第0940001767號函及函附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一份在卷可稽，且被告迄於93年10月13日前往郵局申辦掛失及補發存摺事宜，足見被告主觀上係認該帳戶內並無存款，因而未於發現存摺、晶片提款卡遺失後及時向郵局辦理掛失手續，欲待其回台北後再連同身分證一同辦理補發事宜。再者，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於自己所有之金融機構存摺、金融卡遺失之時，固會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手續，然若帳戶內無存款時，未能及時辦理掛失手續，亦所在多見。是被告於其存摺、晶片提款卡遺失之時，因帳戶內並無存款，致未及時向郵局申請掛失之辯解，應堪採信。
㈢被告上開郵局帳戶雖自93年9月15日起至93年10月5日間，
共有約99筆交易紀錄，其中包含被害人李秀珠於93年9月16日匯入之3800元、8500元及93年9月20日匯入之6000元、6000元、被害人甲○○於93年9月21日匯入之4200元、9500元、被害人丙○○於93年9月30日利用自動櫃員機跨行轉入之28000元等7筆存入紀錄，此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94年12月12日儲字第0940001767號函及函附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一份、被害人李秀珠、甲○○之郵政國內匯款執據共
6張、被害人丙○○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一紙在卷可稽，然被告前揭帳戶之存摺、晶片提款卡既已於93年9月10日遺失，是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就此期間之交易紀錄均不知情，自屬當然，自不能僅憑被害人李秀珠、甲○○、丙○○遭詐騙集團詐欺，而有將上開款項匯入被告前揭帳戶，再遭不詳之人領取等情，即遽認被告有將帳戶存摺，晶片提款卡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犯罪事實。
㈣證人張榮仁即被告父親於警詢時之陳稱：93年9月間伊與被
告同住在台中市，住處未曾發生過竊案等情（見偵查卷第17頁），僅足以證明被告在臺中之住處未曾遭竊之事實，但無從由此事實證明被告有幫助洗錢之犯罪事實，自不能憑此遽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幫助洗錢之
事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5年5月3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謝靜恆
法官許碧惠法官周明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楊哲偉中華民國95年5月5日附表：
┌──┬───┬──────┬─────────────┐│編號│被害人│受騙時間│受騙金額（新臺幣）│├──┼───┼──────┼─────────────┤│一│李秀珠│93年9月16日│共匯款四次，分別為3800、│││││8500、6000、6000元│├──┼───┼──────┼─────────────┤│二│甲○○│93年9月21日│共13700元│├──┼───┼──────┼─────────────┤│三│丙○○│93年9月30日│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