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7年訴字第27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11月30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訴字第279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文景鋒（原名文漢信選任辯護人吳秋樵律師被告丁○○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字第740號、第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文景鋒共同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以強暴使人行無義務之事，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文景鋒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丁○○無罪。
事實
一、文景鋒前因擄人勒贖案件，經本院92年度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6月確定，於民國96年7月24日假釋出監，仍在假釋期間，竟不知警惕，於96年12月11日凌晨3時許，在花蓮市○○○路○○號2樓「夜來香卡拉OK」店門口，見其友人丙○○與不相識之甲○○互毆，竟與丙○○（通緝中，到案另結）共同基於妨害甲○○自由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刀子抵住甲○○背部、徒手推甲○○上樓之方式，將甲○○強押至該卡拉OK店2樓內，剝奪甲○○之行動自由，嗣丙○○先行離去後，文景鋒竟單獨萌生強制罪之犯意，對甲○○拳打腳踢，施以強暴（傷害部分業據甲○○撤回告訴），命甲○○書立承認欠丙○○債務之空白借據乙紙，甲○○為求順利脫身，即簽立空白借據交予文景鋒收執，而行此無義務之事，嗣經甲○○報警查獲。
二、案經 花蓮縣 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甲、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文景鋒矢口否認有何剝奪甲○○行動自由及強令甲○○書立借據之犯行，辯稱：「我是跟朋友 黃鉦諭 、丁○○及丙○○一起到夜來香卡拉OK店喝酒消費，本來是丙○○跟甲○○在樓下打架，我去勸架，我再上樓是因為我本來就跟黃鉦諭、丁○○在樓上外場唱歌，所以回去繼續消費，至於丙○○跟甲○○在後面跟上樓來，與我無關。丙○○和甲○○上樓後又打起來，所以我們把他們勸開，甲○○自己跟我、丁○○、黃鉦諭說，欠錢就要還錢，要我去向櫃檯借紙筆，甲○○一直拜託我去借，我才去向老闆娘『 春嬌 』借紙筆，他寫完之後就交給我，我當場撕掉，說不關我的事」云云。惟查：
㈠上開事實，業據證人甲○○到庭結證稱：「上樓時背部有刺
刺的感覺，文景鋒和丙○○都走在我後面，我無法確定是何人拿刀子，在樓梯上有人一直推我，把我推上去，因為我自己不想上去，我想我上去會更慘，如果留在樓下，還比較容易跑掉，我當時是被他們強推上去的，不是我自願的，那時店內還有店家的人，店內是開放空間不是包廂，本來還有其他客人，但是看到我們吵架之後，就紛紛離開，我覺得店家老闆好像跟文景鋒很熟，都直接叫他綽號，且我們之前在樓下打架，如果店家會報警的話之前就報警了，所以我沒有請店家老闆報警。上樓之後文景鋒還是一直逼問我，欠丙○○錢為何不還錢，並動手打我，丁○○、黃鉦諭和店家的人都有看到，他有用拳頭，也有用腳踢，我就答應寫借據，借據是文景鋒自己寫的，上面寫我欠丙○○錢，金額部分空白，我只有簽名與蓋手印，借據寫完由文景鋒拿著，那時丙○○已經先走了，我不知道文景鋒有沒有把借據撕毀，因為文景鋒說我可以走了，我就趕快跑到樓下，直接搭計程車回旅館。」等語明確，是證人甲○○就遭被告文景鋒、丙○○以刀抵背、徒手推擠之方式強押上樓，及遭被告文景鋒拳打腳踢，始迫於無奈書立空白借據以求脫身之情節，均已證述明確，核與其於97年3月4日、同年4月9日偵查中2次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證人甲○○於偵查中之證詞，均係依法具結後所為，核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且被告文景鋒與證人甲○○已於97年6月26日在花蓮縣花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由被告文景鋒賠償新台幣（下同）2萬4千元，有該會97年民調字第78號調解書影本乙份在卷可參，是證人甲○○於調解成立後，於本院審理時作證時，當無構陷被告文景鋒之動機，其證詞應堪採信。
㈡又證人黃鉦諭雖到庭結證稱：伊下樓時並沒有親眼看到衝突
，也沒有看到任何人拿刀械，當天是文景鋒約伊去該店消費，因為伊生日快到了，要幫 伊慶生 ，後來會再上樓，是因為伊等還在那裡消費，伊先上樓，接著是丁○○，最後是文景鋒，伊沒有看到甲○○上樓，但之後甲○○有進到店家，因為伊有看到甲○○在樓上，上樓後文景鋒跟甲○○有寫東西，因為伊與文景鋒坐的相當遠，約3、4公尺，有看到文景鋒做撕掉的動作，至於做何事伊不知道，沒有看到文景鋒打甲○○云云，所證述情節與其於96年12月24日警詢中證稱：伊等上樓後，甲○○、丙○○、文景鋒跟伊和丁○○坐在同桌等語不符，且證人黃鉦諭係文景鋒之朋友，自稱其等當日至夜來香卡拉OK店消費係為黃鉦諭慶生，顯見兩人情誼非淺，是證人黃鉦諭於本院審理時稱因與文景鋒相距3、4公尺，所以不清楚狀況云云，顯係迴護被告文景鋒之詞，不足採信。㈢至於被告文景鋒聲請傳喚證人丙○○作證，待證事實為文景
鋒並無妨害甲○○行動自由及使甲○○行無義務之書立借據行為部分，因身兼被告身分之丙○○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自97年11月12日起由本院通緝在案，有通緝書乙份附卷可參，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因證人所在不明，傳喚不到」之情形，是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詞證據能力，雖為被告文景鋒及辯護人否認，依法仍具有證據能力，核被告丙○○於96年12月26日警詢中全盤否認犯行，衡情乃為脫免自身罪責，是該警詢證詞雖依法律規定有證據能力，然內容不足以對被告文景鋒為有利或不利之認定，本院亦無待證人丙○○到庭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綜上，被告文景鋒所辯情節避重就輕，不足採信，此外，復
有照片22張、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夜來香卡拉OK平面示意圖、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96年12月12日診斷證明書等在警卷可參，被告文景鋒妨害自由、強制犯行明確，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文景鋒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行動自由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其就剝奪行動自由犯行部分，與被告丙○○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文景鋒為高中肄業之工人，仍在擄人勒贖案件假釋期間，竟不知警惕，而為妨害自由、強制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所生之損害非鉅，及犯罪後否認犯行，然與被害人甲○○成立調解，彌補損害，態度非惡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文景鋒、丁○○與不知情之黃鉦諭（檢察官均誤載為「黃証瑜」，應予更正，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96年12月11日凌晨3時許，至花蓮市○○○路○○號
2樓「夜來香卡拉OK店」飲酒，在店門口樓下巧遇丙○○，文景鋒即邀請丙○○一同上樓飲酒作樂，一行人上樓後，丙○○見獨自在店內飲酒之甲○○，便上前攀談搭訕，期間，丙○○佯稱甲○○積欠計程車資4、5百元一事，向甲○○催討，甲○○稱將至提款機提錢還款，丙○○堅持要甲○○將提款卡交其代為提款，甲○○心想該提款卡內僅有數百元，便同意交提款卡予丙○○代為提款，丙○○即邀文景鋒騎乘機車搭載至超商提款，甲○○則肩背內有現金1萬8千元及證件數張之包包至樓下等待渠2人，丙○○、文景鋒2人因甲○○交付之提款卡帳戶內之存款果真僅數百元，即大為光火，待返回上開卡拉OK店樓下之時，見甲○○在樓下，即以前開帳戶內存款甚少之事質問甲○○，雙方便發生嚴重口角衝突，丙○○、文景鋒即基於共同不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聯手毆打甲○○（傷害部分業據甲○○撤回告訴），甲○○則出手自衛反擊，丙○○、文景鋒因不敵甲○○，丙○○即抽出隨身攜帶之折疊刀1把（未扣案）作勢揮舞，旋為甲○○奪下，並丟棄於旁，雙方拉扯之間，甲○○肩背之前開包包因肩帶斷裂而掉落在地，文景鋒順勢撿起前開折疊刀，並在丙○○與甲○○互毆之際，持該把折疊刀指向甲○○出言：「你再動我，就刺下去」等恫嚇之詞，丙○○與甲○○之互毆方告停歇，丙○○並撿拾甲○○前開掉落在地之包包，因丙○○、文景鋒前開之強暴、脅迫手段，甲○○不敢再有任何反抗，任由丙○○將其掉落之包包取走，妨害其索回權利之行使，嗣丁○○、黃鉦諭聞訊下樓察看，丁○○見狀，便與丙○○、文景鋒基於不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出言「把他押上去再說」，文景鋒即持前開之折疊刀作勢抵住甲○○之背後，強押甲○○上樓至前開卡拉OK店內，丙○○、丁○○等人即尾隨在後，剝奪其離去現場之自由，因認被告文景鋒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丁○○則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文景鋒堅詞否認有何以強暴、脅迫手段妨害甲○○取回包包之行為，辯稱：「我沒有看到丙○○撿甲○○的包包，我也沒有拿摺疊刀恐嚇甲○○」等語。經查，檢察官認被告文景鋒涉犯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警詢時之證詞、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詞為其依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即共同被告丙○○、證人即被害人甲○○之警詢證詞之證據能力，均為被告文景鋒及辯護人所否認，惟證人丙○○經本院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自97年11月12日起由本院通緝在案，有通緝書乙份附卷可參，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因所在不明傳喚不到之情形，其於警詢之證詞，依法具有證據能力，而證人甲○○於警詢中證詞既經被告文景鋒、丁○○否認，依法即無證據能力，然其於偵查中之證詞，並無顯不可信之情形，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經查：
㈠證人丙○○於96年12月26日警詢證稱：「我於96年12月11日
凌晨3、4點和文景鋒跟他的2名朋友（我不認識）4人一起前往夜來香卡拉OK店喝酒消費，坐在進門右邊第1個位置區，甲○○當時1個人坐在舞池區的位置...因為甲○○一直問我要不要帶他去找女孩子，我說你沒錢，我怎麼帶你去？他一直問，我們就打起來了，文景鋒、丁○○、黃鉦諭都沒有參與，我剛開始沒有拿器械，後來覺得好像打不過他，就拿一直放在我口袋裡面的摺疊刀亂揮，我沒有搶奪甲○○的包包，當時在打架，我與他互扯包包，後來他打到我的身上很痛，我才拿刀子向他揮過去，我們打完架後，包包掉在地上，文景鋒他們下來勸架後，甲○○就先上去，我看到包包掉在地上，就撿起來跟著上樓，文景鋒及黃鉦諭、丁○○並不知道，當時他們全部都在樓上。案發後，我將刀子丟棄在花蓮市○○○路中山公園圖書館後側涼亭，包包丟棄在國聯二路88號上樓之第一個樓梯口處，我並沒有拿包包裡面的存摺、印鑑跟現金。」等語明確，證人丙○○既自承甲○○之包包為其所拿取，當時被告文景鋒不知情，是尚難認為被告文景鋒有何施強暴、脅迫，妨害甲○○取回包包之行為。
㈡又證人甲○○於97年3月4日偵查中作證時，並未提及被告文
景鋒曾持有伊包包之情形，嗣於97年4月9日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跟丙○○扭打時，包包帶子斷掉，包包就掉在地上，文景鋒就拿在手上，要到樓上的時候，我就看到丙○○拿著我的包包，文景鋒拿刀時，跟我說再動他就要刺下去，當時他手上有沒有拿包包我沒有注意看，但是我確定他有拿過我的包包，丙○○拿走以後，我就沒有再看到我的包包了。」等語，僅證述被告文景鋒曾經撿拾伊包包之行為，然嗣後包包為丙○○所持有，從未證述其有何遭施以強暴、脅迫而交付包包，或行使索回包包權利遭拒絕之情節，又證人甲○○於本院98年4月8日審理時雖另證稱：「我和丙○○停止互毆時，包包在哪裡我沒看清楚，我也沒有把包包拿回來，因為文景鋒把包包拿起來，問我為何欠人家錢不還？我有開口跟文景鋒要回包包，他沒有說話，包包也沒有還我。」等語，所述曾向被告文景鋒索回包包乙節，因已距偵查中作證時，長達1年之久，其於審理時始稱有索回包包之意思表示，尚難遽信，況其亦僅證述被告文景鋒係質問伊為何欠錢不還，並未述及被告文景鋒有以強暴、脅迫手段妨害甲○○取回包包，是尚難就被告文景鋒為不利之認定。
㈢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文景鋒有何強制犯
行，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時稱被告文景鋒之行為，亦可能構成普通侵占、侵占離本人持有之物或強盜罪，然檢察官並未更正或補充犯罪事實，依照起訴時之犯罪事實，檢察官係認為「丙○○撿拾甲○○掉落在地上之包包，而甲○○因丙○○、文景鋒先前之強暴、脅迫手段，不敢反抗，任由丙○○將包包取走」，是依照起訴事實，被告文景鋒既未曾有撿拾、持有包包之行為，當不可能構成侵占罪嫌，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文景鋒與丙○○2人，早於丙○○與甲○○互毆之時及丙○○撿拾包包之前，曾就該包包（財物）萌生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聯絡，而該偶然發生之包包掉落、為丙○○所撿拾之行為，既非被告文景鋒得以事先預料，怎能以先前發生之毆打行為，作為妨害甲○○行使取回包包權利之手段？是按照檢察官之起訴事實，文景鋒既無犯行之參與，亦無犯意之聯絡，即不足以證明被告文景鋒犯此部分之強制罪，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至於被告文景鋒聲請傳喚證人乙○○（夜來香卡拉OK店之公關），欲證明文景鋒只有勸架，並沒有妨害甲○○撿回包包之行為，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認無傳喚必要，附此敘明。
四、另訊據被告丁○○堅詞否認有何與被告丙○○、文景鋒共同剝奪甲○○行動自由之行為，辯稱：「我認識文景鋒、黃鉦諭，丙○○我不認識，我和文景鋒是同事，黃鉦諭是文景鋒介紹認識，我不認識甲○○，也沒有財物及其他糾紛，我不清楚過程，是該店員工來告訴我和黃鉦諭，說他們在樓下出入口好像在吵架，我跟黃鉦諭就到樓下去看，我看到似乎有打架的跡象，但是已經分開，我也搞不清楚他們誰是誰，一下子後我就跟黃鉦諭上樓繼續喝酒，後來我只曉得文景鋒有上樓來，其他的人我沒印象，這根本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去消費，並沒有強押甲○○，我不曉得甲○○為何會跟我們上樓，我與丙○○、甲○○當天都是第一次見面。」等語，檢察官認被告丁○○涉犯剝奪人行動自由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偵查之證詞為其依據（有關證據能力之認定同前所述），然證人甲○○於97年3月4日偵查中證稱：「後來樓上就跑下來三個人，其中一個人我不認識（並由照片指認該人為丁○○），就說先把我押到上面再說，丙○○和文景鋒就把我押到上面去。」，另於同年4月9日偵查中證稱：「丁○○有出聲說，有什麼事，先到上面再說，就叫文景鋒、丙○○把我帶到樓上去。」等語，又於本院證稱：「黃鉦諭和丁○○一起下樓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在打架了，後來上樓的時候，黃鉦諭、丁○○是走在我前面，樓梯約1公尺寬，他們兩人早就上去了，我沒有看到他們是一前一後走還是併排走，丁○○沒有推我，但有說先把人帶上去再說，那是因為我們當時在樓下已經吵很久。」等語明確，與證人黃鉦諭於審理時到庭證稱「是伊先上樓，接著丁○○上樓」之情節大致相符，是檢察官認為「文景鋒持刀抵住甲○○背後，由丙○○、丁○○等人尾隨在後，剝奪甲○○離去現場之自由」云云，已有誤會。況依據證人甲○○於本院之證詞，丙○○、文景鋒與伊打架完畢後，黃鉦諭、丁○○始下樓來觀看，是就雙方先前之糾紛，被告丁○○從未在場聆聽或參與，則被告丁○○在不清楚雙方糾紛前因後果之情況下，縱使曾於上樓前說：「有什麼事，把人先帶到樓上再說」，旋即自行上樓，亦難認其係對被告丙○○、文景鋒發布指令，或與被告丙○○、文景鋒有共同剝奪甲○○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況被告丁○○說完後，旋即上樓離開，亦未實施助力或參與剝奪甲○○行動自由，依照當時客觀情狀，自難僅憑被告丁○○單純之一句話，即認其主觀上有與被告丙○○、文景鋒共同剝奪甲○○行動自由之意思。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丁○○犯妨害自由罪，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丁○○犯罪，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第304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正、吳宇青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8年11月30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李世華
法官許乃文法官蕭一弘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98年11月30日
書記官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