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易字第61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8月31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8年度易字第61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字第274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甲○○（所涉竊盜犯行，現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97年4月14日中午12時許，在高雄市○○區○○街○○○號前，由乙○○在旁把風，甲○○則以不詳方式撬開丁○○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
000號機車置物箱，竊取丁○○所有置放在該置物箱內之皮包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提款卡各1枚、信用卡5枚、現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美金2000元及諾基亞廠牌手機1支），得手後，2人復共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懸掛甲○○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竊得之655-BKC號車牌）機車前往高雄市○○區○○街○○○號統一超商內，共同持竊得之丁○○所有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欲自設置於該超商具有自動付款功能之自動櫃員機內盜領丁○○帳戶內之存款，然因密碼輸入錯誤而未能得逞。嗣2人將上開竊得之現金朋分花用殆盡，其餘竊得物品則均丟棄於愛河滅跡，經警調閱監視錄影光碟而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揭犯罪事實，無非係以：㈠被告乙○○於警詢時之自白、㈡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證述、㈢路口監視路影翻拍照片、㈣超商內監視錄影照片、㈤97年4月14日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遭盜刷交易明細表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與甲○○共同竊盜之犯行，辯稱：並未於上揭時地騎乘機車與甲○○共同行竊，上開時間其係在其大嫂所開設之美髮工作坊上班，而超商錄影中女子之穿著與其在另案遭查獲時之穿著相似，但並不是其本人等語。
四、證據能力之認定㈠被告於97年8月16日警詢時之自白有證據能力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雖曾表示在警詢時會承認本件犯行，係因警察一直逼問及質疑，其認為係之前所犯過之案子，才承認等語，惟其亦表示警察並無不法取供的情形等語（本院審易字卷第12頁反面），又於警詢時有被告之母親 許楊桃花 在場，且警察係逐一提示相關證據即97年4月14日中午12時38分在高雄市○○區○○街與廣東一街街口監視器畫面、97年4月14日中午12時50分於高雄市○○街○○○號統一超商內之AT
M提款機監視畫面，供被告確認；再者本件係於中午時分行竊，並至超商提款未果，與前經查獲及自首之竊盜犯行均係在下午4時30分至7時5分間，於時間上顯有不同，被告自不可能會有所誤認；又被告於另案97年5月20日警詢中雖有自首部分犯行，惟對警方已列管之機車置物箱竊盜案件即被害人 陳繹安 部分，亦表示並非其所為，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查（警影卷一第9至12頁），足認被告對其所犯仍有記憶，而本件警詢為同年之8月16日，距上開日期約為3月，且有提示監視器照片供其辨識，應足以喚起其記憶，其上開自白應具任意性，而有證據能力。被告於偵審翻異前詞表示係於警方質問下隨意回應，顯係事後矯飾之詞，無可採信。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查本件以下引用之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對於前述證人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暨其他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證人陳述及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自得做為證據。
五、經查：㈠被告於警詢時係自承：97年4月14日下午1時許，係與甲○
○共乘機車在外遊蕩（即警方提示之同日12時38分在高雄市○○區○○路與廣東一街街口監視器畫面所示之車號000-00
0機車上之男女），約1時許，甲○○將機車停在五權街，自行去破壞機車置物箱並竊取皮包後，載她逃逸；事後確有與甲○○至超商領錢，但她並不知道甲○○是拿何人之提款卡，而該次並沒有領到錢（即警方提示之同日12時50分於高雄市○○區○○街○○○號統一超商之ATM提款機之監視畫面所見之男女）；事後甲○○是有給她1、2000元當生活費等語（警卷第5至6頁）。雖與路口監視路影翻拍照片、超商內監視錄影照片、97年4月14日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遭盜刷交易明細表等證物相符，惟觀之被告上開陳述應係表示97年
4月14日中午與甲○○一同外出期間，由甲○○自行前往行竊。而就本件犯行被告與甲○○事前是否已有謀議乙情，並未供認，且證人甲○○於本院作證時亦全盤否認有何竊盜犯行，更遑論與被告事前是否已有謀議之部分。是則並無證據證明，上開被告供稱之甲○○所為竊盜犯行，被告於事前確有知悉。且被告所稱「甲○○將機車停在五權街」乙節，亦無法逕予推論被告係在場把風，而有行為分擔之舉。
㈡雖被告與甲○○2人既係共乘懸掛其他車輛車牌之機車，顯
係為規避查緝所為，而該機車既被告所有，被告自難諉為不知。且依被告於前案自首之竊盜犯行中有一為其與甲○○共同於「97年4月14日下午7時許，在高雄市○○區○○路與苓雅路口，由乙○○在旁把風，甲○○持其所有客觀上可充作凶器使用之T型扳手1支，撬開 潘姿羽 停放於該處機車之置物箱，藉以竊取潘姿羽所有置放在該置物箱內之皮包1個（內有現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提款卡1張及信用卡4張）得手」之犯行，再依被告前經查獲及自首之竊盜犯行均係在下午4時30分至7時5分間，均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在卷可查（偵查卷第37至41頁），則被告與甲○○2人將被告所有之機車懸掛其他車輛車牌，應係避免其2人所謀議於傍晚或夜間行竊時遭查緝所為，而本件係發生於中午時分，光線良好，如於騎樓下行竊，甚為容易遭發現，則被告前開供稱之甲○○竊盜犯行，是否在被告與甲○○謀議之範圍內，亦或已逸脫出2人之謀議範圍，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自應認甲○○上開竊盜犯行，已逸脫出2人之謀議範圍，為對被告較為有利。
㈢有關被告自承是日曾與甲○○至超商以卡片領款未果乙節，
已屬竊盜犯行後，利用贓物另行起意再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之犯行，惟該條並不罰未遂，故此部分亦不成罪。
㈣另有關被告自承事後分得1、2000元之部分，則為是否另犯
刑法第349條第1項收受贓物罪之問題，因基本事實並非同一，無法變更起訴法條，由本院加以審理。
㈤被告所抗辯之案發當時在其大嫂所開設之美髮工作坊上班乙
節，經本院命其提出相關證物及其大嫂住居所，以供本院調查，而被告一再表示不用調查，亦不要求調查，而無法證明其確於該處上班，然本件既無積極之證據證明被告與甲○○共犯本件犯行，依被告不自證已罪原則，自難以被告抗辯之事由無法證明，而推論其犯行事實。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證據資料，顯然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竊盜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8月31日
刑事第四庭法官施介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8年8月31日
書記官葉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