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55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5月14日
裁判案由：傷害致人於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二五五○號上訴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五九五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四八四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二規定，審判期日調查證據時，審判長應就每一證據逐一調查，並依證據種類分別「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及「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其訴訟程序之進行，始為適法。原審於調查證據時，依審判筆錄記載，審判長並未依法就應調查之證據逐一調查，竟將「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筆錄、法醫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刑案現場及被害人所著衣褲、鞋子照片、案發現場圖、 張坤林 命案車輛採證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書、車輛採證暨解剖照片簿、財團法人 新光 醫院被害人急診病歷、急診護理紀錄、急診醫囑單、病歷資料、急救紀錄單」等文件，一次提示予檢察官及（告訴）代理人，並要求檢察官及（告訴）代理人合併答覆，該訴訟程序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㈡、原審於調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之鑑定報告書時，審判長雖問檢察官對於「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日醫鑑字第0971100619號鑑定報告書，有何意見」，惟並未提示並告以要旨，告訴人亦無從表示意見，該訴訟程序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㈢、刑法上殺人與傷害致死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於下手加害時有無死亡之預見為斷，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程度，固不能據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唯一標準，但加害人之下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法院不能因加害人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而下手時無持任何兇器，僅以徒手或腳踹，即認無殺人之故意。學者 蔡墩銘 亦認，行為人有無犯罪之故意或其犯意如何，是行為人個人心理狀態之問題，並非外人所能正確予以認定，此種內在之心理狀態，祇能從行為人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予以判斷。故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道之輕重、行為時現場爭執之時空背景、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判斷。證人 趙軒逸 於警詢時陳稱：「張坤林就以深夜為由請甲○○離開現場，此時他們兩個人就發生口角，張坤林就叫被告甲○○下車，接下來他們就發生了扭打，過了一會甲○○就回到車上將車往前開了幾公尺，然後就從車上拿了一把刀（長約二十公分）下車……，後來我就在巷子中間的地上看到有血滴，當甲○○把刀子舉起打算再向張坤林身上刺第二刀時，張坤林就跑到延平北路五段口向左轉的方向跑掉」。由趙軒逸之陳述，可知張坤林到場是為了勸離被告，使其不要在深夜妨礙到附近鄰居的安寧，被告原本即可開車離開現場以避免此一悲劇發生，惟其卻在上車後想起恰好有一把刀，正可以派上用場，故被告主觀上本即預見「張坤林會因此受刀傷，至於其所受傷勢如何，亦在所不論」，故被告持刀下車之際，早已萌生殺害張坤林之未必故意，且其下手之兇殘，用力之猛烈，實有置張坤林於死地之殺人故意。被告顯係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而致被害人於死，原審竟認定係傷害致人於死，而不採信趙軒逸之陳述，顯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張坤林之傷勢係「由左往右，由下往上，由前往後」，可知被告應是右手反握該刀，刀刃向上，於高舉右手後，由上往下攻擊張坤林，其欲攻擊之位置應是張坤林之心臟，因張坤林掙扎，而誤中其左側鼠蹊部。再從「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屍體傷勢圖」觀之，張坤林除左側大腿鼠蹊部之致命傷外，其右側膝蓋上方及左側膝蓋下方均有傷口。足見被告並非僅往張坤林身上刺一刀，而是割了好幾刀。原判決認定被告僅有劃傷張坤林一刀，而無殺人故意，顯然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至於張坤林身上僅有一處致命傷，並非被告劃一刀後即停止，無殺人故意所致，而是張坤林面臨生死存亡關頭，逃離現場之故。依當時情況，確是被告在追殺張坤林無疑。原判決對於被告行兇之動機、過程，以及被告何以持刀猛刺張坤林之要害等情，均未詳加審究，遽以被告與張坤林無深仇宿怨，亦非衝突之直接當事人，且非預藏兇器，又僅刺一刀，即認被告無殺人之犯意，難謂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並有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㈤、人體四肢均有大動脈通過，於切割時，極可能割斷或傷及大動脈致死，此為一般人可預見。本件就被告明知張坤林受創大量出血，而仍開車離去等情以觀，顯有放任張坤林致死之殺人未必故意。原判決不採納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復未說明不採之理由，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㈥、原判決事實欄二記載「甲○○酒後（尚未達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程度）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上址樓下」。惟原判決理由對於如何認定被告係「酒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一事」，隻字未提，有判決不附理由之違法。又原判決事實欄三記載「張坤林追上，站在該車左車窗旁，甲○○頓時生怒，乃停車並自駕駛座下方取出其所有之生魚片料理刀」。惟原判決理由欄二之㈡僅記載「因張坤林上前至被告車窗旁，被告遂停車，並自車內駕駛座下取出其所有之生魚片刀一把」。則張坤林究竟有無追上被告，不讓被告離開，張坤林究竟站在該車哪個位置，以致被告頓時生怒而萌生殺意。其事實之記載與理由之說明，顯有矛盾，有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甲○○上訴意旨略稱：被告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經第一審判刑九年六月，因被告不懂法律，上訴逾期，至遭駁回（原審另於九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檢察官及被告均未對該判決上訴，已駁回確定）。另第一審檢察官對被告上訴部分（認有殺人犯意），原審亦認為被告僅有傷害之故意（因而致人於死），乃駁回檢察官之上訴。但當時係張坤林逼近被告並將被告之身體推向後傾，被告因一時驚慌致造成意外，絕非故意傷害張坤林。又被告犯罪後態度坦誠，有懺悔之意，原審所處刑期過重，請從輕量刑云云。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推理之作用，認定被告與 周妙香 原係同居關係，嗣因感情生變，周妙香乃搬至台北市○○區○○○路○段○○○巷○○號四樓其同事趙軒逸住處暫居。九十七年四月二日凌晨二時許，被告酒後（尚未達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程度）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上址樓下，要求周妙香隨其返回同居處未果，二人發生爭吵。此時適張坤林與趙軒逸通電話，得知此事，即搭乘計程車前來，勸解被告勿在深夜鬧事，致與被告亦發生爭執。嗣被告進入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欲離開，車行約一個車身之距離，張坤林（隨後）追上，站在該車左側車窗旁，被告頓時生怒，乃停車並自駕駛座下方取出其所有之生魚片刀一把（刀刃長二三‧五公分，含柄長三七公分，刀刃最寬處二‧八公分），以右手持該刀下車，再與張坤林發生拉扯。被告與張坤林之間並無深仇大恨，主觀上亦無殺人之故意，惟客觀上能預見以上開刀刃刺入人體大腿部位，可能切斷動脈血管，造成大量出血，導致死亡結果，被告於慌亂之間，主觀上雖不預見該結果，但仍基於普通傷害之故意，持該刀向前往下刺入張坤林左大腿一刀，並順勢拉起，抽出該刀，致張坤林左側鼠蹊部受有單面刃刺割創傷一處（寬三公分，深約十六公分，傷及左側股動脈及左側骨盆腔）。張坤林受傷後，往延平北路五段方向逃至二四四巷口時，不支倒地，經路人報警，送醫急救，延至翌（三）日晚上八時四十分許，仍因股動脈斷裂出血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被告於案發後，隨即開車逃逸，迄九十七年四月六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許，為警逮捕到案，並扣得上開兇刀一把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論處被告傷害人之身體，因而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九年六月）罪刑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被告因上訴逾期，已另行駁回確定），已依據卷內資料說明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之行為如何僅成立傷害致人於死罪，非檢察官所起訴之殺人罪，併已敘明：前揭事實業據目擊證人趙軒逸、周妙香證述綦詳，被告亦承認有於前揭時、地，持生魚片刀刺到張坤林之左側鼠蹊部，並有生魚片刀一把扣案可稽。而張坤林遭被告刺傷後，雖經送醫急救，仍因股動脈斷裂出血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業經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率同法醫師相驗並囑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師解剖鑑定明確，並有相驗筆錄、法醫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鑑定報告書、解剖照片，及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急診病歷、急診護理紀錄、急診醫囑單、病歷紀錄、急救紀錄單、呼吸器使用記錄等在卷可考，足認張坤林確係遭被告以生魚片刀刺傷後，因而致死，其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本件扣案之生魚片刀，經勘驗結果，為單面刀刃，前端尖銳，刀刃鋒利，刀刃長二三‧五公分，含柄長三七公分，刀刃最寬處二‧八公分，有勘驗筆錄可查。被告與張坤林發生爭執後，因一時生怒，竟持該鋒利之生魚片刀向前往下刺入張坤林左大腿鼠膝部一下，並順勢拉起，抽出該刀，致張坤林左側鼠蹊部受有單面刃刺割創傷一處，寬三公分，深約十六公分，傷及左側股動脈及左側骨盆腔。此刺傷之動作，核與證人趙軒逸證述被告持該刀向下刺入後，又向上拔起之情節相符。嗣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結果，其傷口形成方向為「由左往右、由下往上、由前往後」等情，亦相吻合，足見被告有傷害之犯意。檢察官雖認被告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而依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嫌，提起公訴。然而：⑴訊據被告始終堅決否認有殺人之犯意，辯稱其與張坤林並無任何怨隙，自無殺人動機，且僅刺傷一刀後，即任其離去，並未繼續追殺，故無殺人之意思。⑵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應以有無殺意為斷，至被害人受傷多寡，及是否為致命部位，或可藉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心證，究不能據為絕對標準。又間接故意與加重結果犯之分辨，以主觀上有無預見為斷，如行為人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為間接故意；倘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能預見，但主觀上不預見者，則屬加重結果犯之範圍。故刑法所規定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以行為人在主觀上對於傷害行為有犯意，而對於死亡之結果在客觀上能預見，但主觀上不預見者，即屬相當。本件案發之經過，係被告前往其同居女友周妙香之暫居處（即趙軒逸之住處），要求周妙香返家時，二人發生爭吵。此時適張坤林與趙軒逸通電話，得知此事，即搭乘計程車前來，勸解被告勿在深夜鬧事，致與被告發生爭執，此乃臨時偶發事件，被告無從預見張坤林會出面勸解，自無預謀殺害張坤林之可能。又被告與張坤林並非熟識（張坤林係與趙軒逸、周妙香相識），業據被告及周妙香一致供明在卷，其間並無深仇大恨，衡情亦無殺害張坤林之動機。參以張坤林受傷之部位係在左側鼠蹊部，並非頭、胸、腹等致命要害，且僅傷及一處即停止，並未繼續下手，堪信被告並無殺人之犯意。至於張坤林左側鼠蹊部之傷口雖深約十六公分，然該刀係鋒利之生魚片刀，在相互拉扯、混亂之際，於刺入後又順勢拉起，抽出該刀，因雙方之位置、姿勢、力道隨時在變換，其傷口自難以控制，亦不能僅憑其傷口深約十六公分，即認定被告有殺人之犯意。至於趙軒逸雖證述：被告曾抓住張坤林之衣領，嗣於刺第一刀後，欲再舉刀揮刺時，被害人便掙脫逃跑云云。然被告已否認上情，而被告於刺傷張坤林之前，二人已在拉扯之中，則互相抓住衣物，在所難免。又張坤林僅受有一處傷勢，而被告於刺入之後，復有向上拉起之動作，是否因該動作，致使趙軒逸誤認被告欲再舉刀揮刺，亦待研酌。況當時二人尚在近距離之內，倘被告苟有續行揮刺之意思，應可輕易得手，但被告並未揮刺第二刀。故趙軒逸此部分陳述，尚有可疑，殊難遽採為認定被告有殺人犯意之依據。⑶被告雖無殺人之犯意，然鼠蹊部有動脈血管分布，乃一般之常識，如以生魚片刀刺入，在客觀上能預見可能切斷動脈血管，導致大量出血死亡，被告於慌亂之間，主觀上雖不預見該結果，但仍基於普通傷害之故意，對張坤林之左側鼠蹊部揮刺一刀，致張坤林因股動脈斷裂出血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因認被告應負傷害致人於死罪責等情綦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有何違背法令情形。且查：㈠、審判長每調查一證據畢，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固有明文。惟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對於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有關證據調查或訴訟指揮之處分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向法院聲明異議，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三第一項亦有明文。此調查證據處分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如未適時行使異議權，致該處分所為之訴訟行為已終了者，除該項瑕疵係屬重大，有害於訴訟程序之公正，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者外，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本件原判決採為證據之「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筆錄、法醫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刑案現場及被害人所著衣褲、鞋子照片、案發現場圖、張坤林命案車輛採證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書、車輛採證暨解剖照片簿、財團法人新光醫院被害人急診病歷、急診護理紀錄、急診醫囑單、病歷資料、急救紀錄單」等，審判長於向檢察官（及被告、選任辯護人等）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已訊問有何意見，檢察官明確答稱「沒有意見」（被告、選任辯護人亦無意見），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八十頁背面）。原審於調查上開證據時，雖未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每調查一證據畢，即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而是在調查上開多種證據後，始一次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致有訴訟程序上之瑕疵，但檢察官明知上情，卻未依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猶稱「沒有意見」，嗣又於審判長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復稱「無」，並就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事實及法律上之辯論（見原審卷第八十二頁、第八十三頁），坐令得適時糾正之瑕疵，喪失救濟之時機。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雖有前揭瑕疵，但屬於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以外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依同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自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㈡、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固有明文。惟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而「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九十七年五月三日醫鑑字第0971100619號鑑定報告書」，即係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故檢察官對於該項證據之內容，當知之甚詳。原審於調查上開證據時，雖漏未向檢察官宣讀或告以要旨，致有瑕疵，但檢察官已明知上情，非但未依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且於審判長問，對上開鑑定報告書有何意見時，答稱「無」，並就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事實及法律上之辯論（見原審卷第八十一頁、第八十三頁）。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雖有瑕疵，但無礙於檢察官職權之行使，且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以外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依同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亦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㈢、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雖分別規定，「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惟參酌同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規定，上開條文所稱之「代理人」，係指被告或自訴人之「代理人」而言。至於告訴人依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前段規定，雖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但僅限於到場「陳述意見」，並不發生應對告訴人或其代理人「提示」證物，或將筆錄及可為證據之文書「宣讀或告以要旨」之問題。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將多項證據「一次提示予（告訴）代理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另未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書對告訴人「提示並告以要旨」，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云云。顯然誤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內容。㈣、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於檢察官起訴時，即認被告「持刀往張坤林左大腿猛刺一刀」（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十一行），嗣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始終不曾主張被害人受有多處刀傷。又依卷附驗斷書記載，張坤林之雙腳膝蓋處，僅有「瘀血」傷，並無刀傷（見相驗卷第七十九頁），另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亦載明「四肢無防禦傷」（見偵字第四八四八號卷第一一○頁）。再者，原審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復詢問檢察官「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檢察官猶答稱「無」，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八十二頁）。其待上訴本院後，始主張「張坤林除左側大腿鼠蹊部之致命傷外，其右側膝蓋上方及左側膝蓋下方均有傷口（依驗斷書記載係瘀血傷，已見前述）。足見被告並非僅往張坤林身上刺一刀，而是割了好幾刀」云云。係在第三審提出新事實、新證據，且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㈤、有罪之判決書既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否認犯罪所為有利之辯解，僅須將法律上阻卻犯罪成立及應為刑之減免等原因事實之主張，予以論列即可，至於其他與犯罪構成事實無緊要關係及當事人毫無爭執之事項，原判決縱未逐一說明其理由，亦非理由不備。本件於檢察官起訴時，即記載「甲○○（被告）酒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上址樓下，……」（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三行至第五行）。嗣於偵、審中，檢察官及被告對於「酒後駕車」，亦始終無爭執，且該事項復與犯罪構成事實無緊要關係（原審認定尚未達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程度），即無須為無益之說明。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判決認定被告「酒後駕車」未附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係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亦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㈥、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至於被告上訴意旨，僅單純否認有傷害之犯意及請求從輕量刑，對於原判決究竟如何違背法令，並無一語為具體之指摘，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陳世雄
法官魏新和法官吳信銘法官徐文亮法官孫增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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