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1年上訴字第274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2年07月29日
裁判案由：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七四０號
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黃紀錄律師
賴玉梅律師 陳文彬 律師右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緝更緝字第一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七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八年偵字第一三五四六、一七五００、一四四九八、一七五三六、一七三二六、一一０七五、一０八七三號，移送原審併案審理案號：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二九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㈠公訴要旨
被告乙○○（綽號 阿川 、 明川 ）與甲○○（已判決確定）、丙○○（已判決確定，八十八年改名 羅浚源 ）、 楊勝全 （七十八年八月十日死亡，不起訴處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故意，分別負責竊車、改裝、銷贓等工作，先後有下列竊盜、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故買贓物等行為（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第五、七、八、十之犯罪）：
⒈七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許，由丙○○、乙○○在台中市○區○○路一
段四之三號前，攜帶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起子等兇器，一人把風，另一人則撬壞車門再接通電源，竊取謝祖潭所有四二七─四五八三號裕隆牌自用小客車（下稱： 謝車 ）；事後由丙○○、乙○○負責改裝銷贓，所得款項由眾人朋分。
⒉同年五月二日上午八時許，丙○○、楊勝全復以相同工具及手法，在台中縣豐
原市市○街○○○號前，竊得 鄭淑笋 所有六七八─０九七八號裕隆牌自用小客車（下稱： 鄭車 ），得手後再由丙○○、乙○○負責改裝銷贓，得款朋分。⒊同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時許，丙○○、楊勝全前往台中縣豐原市○○路○○
○號前，再以相同工具、手法，竊取 翁慶和 所有七０二─八三七０號裕隆牌自用小客車（下稱： 翁車 ），得手後交由乙○○改裝銷贓，得款朋分。
⒋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時許，丙○○、楊勝全在新竹市○○路○○○號前，
以同前工具及手法，竊取許金所有一二四─三六七五號福特牌自用小客車（下稱：許車），得手後復由乙○○改裝出售。
註：全案被告二十餘人，卷宗共八十餘宗，與本件案情相關卷宗代碼如下：
①Ａ１至Ａ９：乙○○經緝獲後各審案卷，Ａ８、Ａ９為訴緝更緝案卷。
②Ｂ１至Ｂ３：通緝前一審案卷（七十九年度訴字第七七號）。
③Ｃ１至Ｃ５：涉及乙○○之偵查卷、警訊卷。
④Ｄ１、Ｄ２、Ｄ３：併案審卷、併案偵卷及警卷（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二九九號）。
⑤Ｅ卷─與被告案情無關之偵查卷，Ｆ卷─甲○○、 曾銘典 等人上訴案卷，Ｇ
卷─ 林漢城 審理案卷，Ｈ卷─ 邱永泉 偵查、審判案卷，Ｉ卷─ 陳進雄 併案卷，Ｊ卷─ 吳端倉 等人偵查卷，Ｋ卷─ 陳標和 等人他字卷，Ｌ卷─ 范國廷 等人聲請卷。
㈡起訴法條及證據⒈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加重竊盜、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百十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故買贓物罪嫌。
⒉同案被告甲○○、丙○○之自白。
二、本院之判斷
１、⑴甲○○自七十八年九月十一日迄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先後多次經警訊問，其於
九月十一日供出部分共犯係 王萬富 、 范國庭 、丙○○（見Ｃ２卷第二頁背面）；同年月十五日所供認共犯有范國廷、丙○○、王萬富、林漢城、「 阿弟仔 」等人，原則上二人一組，共乘汽車尋找目標，一人下手竊車，另一人把風接應；自己大多與王萬富一組，偶與范國廷、丙○○一組（見同卷第五二頁正反面）。同年月十九日，甲○○所供出共犯仍僅丙○○、王萬富等人（見Ｃ２卷第七二頁）。至此，均未提及被告乙○○亦為竊車集團一員。
⑵迨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甲○○始供出綽號「明川」者亦為共犯，姓名不詳
，年約三十餘歲，多在高速公路溪湖交流道一帶活動（見Ｃ２卷第一八五頁背面一八六頁正面），但仍未表示「明川」所參與次數及分擔工作。同年十月六日及七日警訊筆錄亦未就此進一步說明（見同卷第二四八至二四九頁、二七四至二七五頁）。直到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甲○○雖依據相片而指認「明川」係乙○○（見Ｃ３卷第二五頁）；但仍未供明犯案經過。檢察官偵訊時，甲○○卻供稱乙○○並未一同竊車，僅稱是將贓車交給乙○○改裝出售而已（見同卷第六四頁背面）；惟對於乙○○如何改裝贓車、是否有涉及偽造變造引擎號碼及出售數量、價格等情，不僅所供前後不一，亦顯難自甲○○之自白，認定乙○○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與贓物犯行。
⑶原審審理中，甲○○又翻稱不認識乙○○（見Ａ８卷第一九八、一九九頁背面
）；與乙○○對質時，甲○○仍聲稱乙○○並非「明川」（見同卷第二一三至二一五頁）。
⑷依據上述供詞，甲○○雖曾提及乙○○係共犯，為不利之供述，但均未具體說
明乙○○所參與犯罪時間、地間、分擔角色等重要事項，其供詞顯不足以證明被告乙○○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行。
２、再者，同案丙○○則就共犯情節供述如下（乙○○到案後，丙○○於原審均未出庭）：
⑴七十八年九月十一日警訊時，供稱共犯為甲○○、林漢城、楊勝全、 蕭金鈴 等
人（見Ｃ２卷第七至七之一頁），同月二十日則表示係向「明川」借得五七五─三一七五號小客車而被查獲，「明川」姓名不詳，年約三三至三五歲，身高約一七二公分，右手有刀疤（見同卷第九五頁背面），但丙○○並未提及夥同「明川」犯罪或銷贓。
⑵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丙○○雖進一步供稱與楊勝全共犯右述二之⑷竊車案件，
事後交予「明川」銷贓，得款一萬五千元，自己分得五千元（見Ｃ２卷第一一一頁背面）。然迨至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丙○○始依相片指認乙○○係「明川」（見Ｃ３卷第二七頁背面）；並於警方所製做犯罪附表簽認乙○○參與右述檢察官所述各件犯罪（見同卷第三二至三七頁）。惟審理中復翻供自己僅犯三件竊盜案，並無右述各件犯罪（見Ｂ１卷第二五三頁）⑶綜上所述，丙○○雖於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一警訊曾指認乙○○涉案，惟均未能
說明銷贓情節。其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警方所製做四十八件竊盜附表上與 朱炎樹 、范國廷、甲○○、 劉建利 共同簽名自白犯罪，但是丙○○筆錄竟未提及此等竊案，則附表如何產生？該次警訊筆錄顯有重大瑕疵。
３、此外，同案被告楊勝全早於七十八年八月十日已死亡，未曾接受偵訊，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見Ｃ３卷第一０一頁）。而本件被害人證詞、報案資料僅能證明失車，但未目睹失竊經過，尚不足以證明乙○○參與犯罪（見Ｃ２卷第一五六至一五九頁、二一二至二一九頁、第一一三至一一五頁）。尤其重要者，謝車、鄭車、翁車、許車之原車或改裝後贓車均未尋獲，亦無相關銷售資料可供查核收贓者、價格，則右述甲○○、丙○○所為不利被告供詞，即欠缺其他補強證據足夠佐證，不得憑以認定被告乙○○犯罪。
三、綜上論述，尚無法僅由同案被告甲○○、丙○○之自白，遽認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本件公訴人所引之證據，並不足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此外查無其他確切事證，足資證明被告犯罪，原審詳予審查，以本件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經核並無不當。
四、公訴人上訴意旨另以
１、同案被告甲○○（下稱 王君 ）先於警訊中供承係其分別夥同王萬富、林漢城、丙○○、綽號「 阿明 」、「明川」者等人行竊，竊得之贓車亦分別交由當時參與不同竊案之共犯處理，本人只得工資，餘款均由 王萬甫 等人收受。且就當時所提之自白書一覽表觀之，王君係分別與不同人共犯竊盜案件，其中綽號「明川」之人所涉者，僅該自白書中所提第五、十三、十四筆資料所示（請參考Ｃ２卷，第一八五至一八七頁），王君既與不同人士，分別犯下數十起不同時、地之機車竊盜案件，期間更長達年餘，是王君於警察查獲後，若干時日使回想起若干案件及共犯何人等情，亦符合情理。故王君於第三次製作筆錄時（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坦承與年籍不詳、綽號「明川」者共犯竊盜案件乙節，佐以同案被告丙○○（下稱 羅君 ）於製作第二次警訊筆錄時（七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即供承其為警查獲當日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0號自小客車，是向朋友綽號「明川」借用，而就該車是否頂拼及頂拼方式等情，均表示要問「明川」才知道（請參考Ｃ２卷，第九五頁背面）。可見其時甲○○、丙○○確係有與綽號「明川」之人共犯竊盜、贓物等罪行。
２、又員警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提示綽號「明川」之口卡片供甲○○指認，係在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對甲○○警訊後月餘為之，甲○○亦當場表示員警所提示之被告乙○○之正面上半身近照即綽號「明川」者無誤（請參考Ｃ３卷第二五頁）。顯見員警係就甲○○、丙○○稍早提供之共犯特徵等相關資料比對過濾之後，始鎖定所謂「明川」者，可能即係乙○○，再調閱乙○○之口卡相片供甲○○指認，才就乙○○之部分追查移送，並非一開始即設定乙○○犯案，而硬要求王君配合指認，是乙○○即係甲○○所謂綽號「明川」，與其共犯竊盜等犯行之人乙節，亦堪採信。
３、且於甲○○指認為警當日解送到本署複訊，及同案被告丙○○亦就檢察官之訊問時（請參考Ｃ３卷第六四頁背面），二人均能就被告乙○○所涉案件之程度為明確交代，並非全然供認乙○○參與犯行不諱，其回答問題之自由意志並未遭到壓抑，又彼等亦坦承與乙○○無何怨仇，並無設詞誣攀之理，卻於鈞院審理中翻異前詞聲稱不認識乙○○，亦辯稱乙○○並非「明川」之人云云，顯係事後迴護之詞，不足採信。
五、駁回之理由
１、同案被告甲○○於七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為警查獲後，第三次製作警訊筆錄時（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始供稱與年籍不詳、綽號「明川」者共犯竊盜案件乙節（見Ｃ２卷第一八五頁背面、第一八六頁），縱係其因與不同人士，分別犯下數十起不同時、地之機車竊盜案件，作案手法相同、銷贓管道一致，但因期間長達年餘，故其於日後始能慢慢回想起尚有若干案件及共犯等情，雖核與常情無悖，惟甲○○於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所供有與綽號「明川」之人共犯竊盜云云，但對於「明川」究為何人，甲○○當天仍未表明，且若事後回想起綽號「明川」為共犯，應是想起與該「明川」者共犯何案，但其並未想起，且同年十月六日、七日甲○○又承認犯了多件竊盜（見Ｃ２卷第二四八頁至第二四九頁、第二七四頁至第二七五頁），復均未提及與綽號「明川」者共犯何案，故甲○○稱綽號「明川」者係共犯云云，其證詞已有可疑。而丙○○於七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為警查獲後製作第二次警訊筆錄時（同年月二十日）供承其為警查獲當日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是向朋友綽號「明川」借用，而就該車是否頂拼及頂拼方式等情，均表示要問「明川」才知道云云（見Ｃ２卷第九七頁背面），綜觀丙○○當天之供詞，並未提及與綽號「明川」者有何犯行，卻於翌日指訴在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楊勝全共同行竊後，曾將該車交予「明川」（見Ｃ２卷第一一一頁背面），如此分批供述，核與常情不符，且其供詞並未言明綽號「明川」之人即是本案被告乙○○，是由其二人之供述，並非即能遽認綽號「明川」之人共犯竊盜、偽造文書及贓物等犯行。是不能以同案被告甲○○、丙○○上開供述即認綽號「明川」之人有與其等共犯竊盜、偽造文書及贓物等罪行。
２、同案被告甲○○雖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警訊中表示員警所提示被告乙○○之正面上半身近照即係綽號「明川」之人無誤（見Ｃ３卷第二五頁），但其於嗣後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卻均供稱，乙○○確實並無與其等一同竊車，「明川」並非乙○○等語（見Ａ８卷第一九八頁、第二一三頁、本院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筆錄）。且於上開二次原審訊問時均稱「明川」者係另一名為 邱橫村 者。且丙○○於本院供稱：伊等偷來的車並不是交給乙○○改裝，「明川」並不是指乙○○，伊並不認識本案被告乙○○等語（見本院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筆錄）。是同案被告甲○○、丙○○對於綽號「明川」之人是否即為本案被告乙○○一事，前後供詞反覆不一，其等供述即屬可疑，且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明川」即係乙○○，自不能僅憑共同被告二人反覆之供述，即論斷「明川」者即係指本案被告乙○○，公訴人以該有瑕疵之警訊筆錄作為認定綽號「明川」者即係本案被告乙○○之依據，並認被告乙○○與同案被告甲○○、丙○○共犯有上開竊盜等犯行，其論據稍嫌率斷。
３、同案被告甲○○於為警當日解送到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複訊時，就承辦檢察官提示乙○○之照片並訊問：「（提示）乙○○就是與你一同去竊取的？」答稱：「不是，我是將做好車子交給乙○○，然後他再改裝，而後出售。」同案被告丙○○亦就檢察官所訊問之：「（提示）這個乙○○是否你將竊來東西交給他的。」當庭回答：「是的，另外有還交給楊勝全過」（見Ｃ３卷第六四頁背面），僅供稱伊只是將贓車交給乙○○改裝出售，但對於乙○○涉案之時、地、參與次數及如何改裝、有無涉及偽造變造引擎號碼、出售數量、價格等重要事項，均未具體說明，公訴人以如此簡漏之供詞即認同案被告甲○○、丙○○就被告乙○○所涉案件之程度已為明確交代，顯有誤會。且同案被告甲○○、丙○○於本院當庭指認時自承與乙○○素不相識向無交情，應無何迴護被告乙○○之理，且本院審理中，依甲○○、丙○○所供綽號「明川」者，七十八年間是居住在苗栗縣頭份鎮，並○○○鎮○○路經營汽車保養廠，與被告乙○○世居台南縣新營鎮，似人別不同，且本院依職權查訪，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乙○○即為七十八年間在苗栗縣頭份鎮經營汽車保養廠，綽號「明川」之人，有本院查訪紀錄可稽，故甲○○、丙○○二人在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供乙○○並非與其等共犯竊盜等犯行之人，應可採信。
４、綜上所述，共同被告甲○○與丙○○於警訊中所為不利被告乙○○之供詞，並無補強證據足資證明，不得據憑為被告乙○○犯罪之論據，公訴人仍執上開理由，認被告應構成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起訴部分既經宣告無罪，併案部分即應退還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七、程序法方面：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
八、本案經檢察官鍾鳳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吳啟民
法官施俊堯法官林瑞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游桂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