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53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3月23日
裁判案由：贓物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五三七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三三六四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甲○○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間，在基隆市○○街某電動玩具店前，明知不詳姓名者所交付之ＧＯＴ─七七三號重機車，係被害人丙○○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基隆市○○街○○號前所失竊之贓物，竟仍加以收受騎用，並於八十九年五月間，將該車轉交不知情之證人 張運鴻 （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使用。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晚間九時二十分許，在台北縣○○鎮○○○路上，當張運鴻偕同不知情之 李自立 （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共同騎乘該車時，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被告供承交付該車於證人張運鴻等情，核與證人張運鴻、李自立所述情節相符；該車確為被害人丙○○失竊之贓車，並經被害人 陳明 屬實，且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一紙在卷可稽；被告既不知前手之姓名，又未取得行車執照，反而借車於他人而未歸還前手，可見具有贓物之認識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收受贓物之犯行，辯稱：該車係乙○○所借與；其借車時，因馬上要還，故未索取行車執照；其並不知該車為贓車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其主要目的；因此，縱其指述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再者，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本案失竊之機車，係由前手交付被告，被告再交付證人張運鴻，證人張運鴻與李自立共同騎乘該車時，經警盤查而發現係失竊之贓車，乃將證人二人以贓物罪而移送偵查，經檢察官查明其二人自被告處而收受該機車時，並不知其為贓物，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一七四號），並自動檢舉而將被告提起公訴。在本院審理中，被告坦承其前手係乙○○，並稱其向乙○○借車時，因馬上要還，故未索取行車執照等語；經本院傳喚證人乙○○與之對質後，乙○○坦承其固有借車給被告，惟並非本案失竊之機車，而係其另一部機車，並坦承被告確實表示馬上要還，故其亦未交付行車執照云云。準此以觀，被告所辯內容與證人所述內容，除是否同一部機車外，其餘情節一致，則被告所辯極有可能為真，具有合理之可疑存在。申言之，該機車若係證人乙○○交付被告，證人為免麻煩上身，只得否認機車之同一性。因此，兩人所稱機車實係同一部，具有高度可能性，並非止於無法排除此種可能性。準此，被告臨時借車而未索取行車執照，縱有不合常情，亦無從據以推定其有贓物之認識。何況，被告之後手即證人張運鴻、李自立二人，檢察官既以彼等並無贓物認識，而認其贓物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訴之處分，則被告身為證人乙○○之後手，又如何推定其必有贓物之認識？申言之，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具有贓物之認識，而其所辯不知為贓物等情，又極有可能為真，並非止於無法排除其可能性，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贓物之認識，自無從推定其有收受贓物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被訴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書記官陸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