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4年度易字第406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4年易字第40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06月02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易字第406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戊○男54歲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字核退偵第67
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戊○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93年
8月20日晚間7時30分許，騎乘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前往高雄縣路○鄉○○路○○○號被害人己○○所經營之「利錩企業行」前，在著手竊取該企業行製造螺絲加工所剩餘之鐵屑時，為被害人己○○當場發現而阻止，被告 蔡瑞 見狀即棄車逃逸而竊取未遂，涉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判例。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依據同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67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嫌，無非以被告坦承車號000-000號重機車為其所有，被害人己○○指述現場目睹之竊犯確為被告蔡瑞，及竊犯遺棄車號000-000號機車一輛為其憑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車號000-000號重機車是我的，但已於93年8月4日失竊，我在翌日前往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報案備查。我於93年8月20日晚間7時30分許，是在高雄縣○○鎮○○路○○○號上秉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上秉公司）上班，不可能騎車號000-
000號重機車，前往高雄縣路○鄉○○路○○○號利錩企業行竊盜」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93年8月20日上午8時19分至晚間9時03分許，均係
在高雄縣○○鎮○○路○○○號上秉公司上班之事實，業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與被告是上秉企業公司螺絲表面處理部門同事，我是作業員，被告是領班。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早上8時到下午5時，晚上若有加班是加班4小時。吃飯時間約休息10分鐘左右一起吃飯，我們公司打卡很確實，沒有打卡不能外出，我們部門含領班有四個員工，生產線上有我、丁○○及被告，我的工作是每次倒入30公斤螺絲量，然後開啟機器讓機器運轉，我每次要以耙子將螺絲剷平讓機器加工，當機器做好會倒出螺絲，被告是負責將倒出的螺絲再剷平，另外一個員工丁○○是負責將螺絲吹乾，另外一名越南新娘在生產線後面做。被告是領班另外也有負責管理整條生產線。93年8月20日晚上我有加班，我很確定當晚7時30分許案發時被告確實在工廠，因為當天他在我旁邊做，而且我們若有一人離開整條生產線要停下，領班做的部分比較輕鬆可以稍微巡視一下其他人作業情況，但是也不能離開，否則機器會停擺，領班在上班時不會離開。」等語（本院卷32至33頁），及上秉公司廠務經理即證人甲○○證述：「93年8月20日被告上午8時19分打卡上班，晚間9時03分許打卡下班，公司員工外出均要向我請假，被告是領班，有自己的工作內容，而且也要看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沒有請假離開廠區，每月20日是公司之預支薪水日，被告當日有預借現金，下班前親自簽收。」等語明確（本院卷49、50頁），並有被告及證人丙○○、丁○○之打卡單、預借現金簿各1份在卷可證（分附於偵卷之證物袋、本院卷18、55頁），依被告身為領班及公司生產線連貫作業之工作性質，被告顯然無法在上班時間內離開公司，況被告公司至高雄縣路○鄉○○路○○○號利錩企業行約十餘公里，以一般機車50、60公里時速行駛，約須十幾二十分鐘，業據證人即被害人己○○證述明確（本院卷36頁），若依此計算來回車程、期間留置竊案現場及回程因無法騎機車而另覓交通工具之時間，保守估計應會耗時達40分鐘以上，以上開被告之工作性質，若果有離開公司如此長之時間，應足以讓同事印象深刻，是證人丙○○、甲○○到庭證述時雖離案發時已有數月，仍足認渠等之證述，應可採信。綜上所述，堪認被告於93年8月20日晚間7時30分許係在高雄縣○○鎮○○路○○○號上秉公司上班無疑。至卷附被告之93年8月20日打卡記錄上雖有請事假0.5小時之記錄，然此業經證人甲○○證述：「公司員工遲到15分鐘，則扣事假0.5小時，93年8月20日當日上午被告遲至8點19分才到公司，因被告才有工廠鑰匙，所有人都在工廠外面等被告，所以記得此事。」等語詳盡（本院卷50頁），故上開事假紀錄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證明甚明。
㈡證人即被害人己○○雖就於93年8月20日晚間7時30分許在
高雄縣路○鄉○○路○○○號經營之利錩企業行旁放置鐵屑處，發現竊賊正在裝鐵屑入麻袋，嗣並追逐逃跑之竊賊至巷子旁，攔阻竊賊騎車號000-000號機車逃離，因竊賊趁隙逃逸，始報警處理，並提供車號000-000號機車供警方辦案參考之被害經過證述詳盡，並指認被告戊○即為竊賊，然證人之指認，應符合記憶原理及心理學之認知，排除不適切之暗示或影響，而證人指認之準確度特別需考慮⑴證人注意及觀看嫌犯之程度，⑵指認前對嫌犯之特徵描述準確度、⑶指認時間及程序等因素。證人己○○首次在警察局指認時，係經警員直接調閱被告之口卡為指認，然證人己○○在指認前警員要求描述竊賊特徵時，僅能為「年約50歲、戴安全帽、穿藍色雨衣」之不特定描述（參證人己○○93年8月20日警詢筆錄，警卷3頁），又證人己○○證稱：「當時與竊賊面對面，有注意竊賊面容」等語（本院卷30頁），惟被告戊○之下巴、額頭各有一顆明顯之突起狀黑痣，有被告之照片2張在卷可證（警卷18頁），證人己○○卻無法描述此一明顯特徵，佐以證人己○○與竊賊面對時間短暫，及本案係證人己○○提供竊案現場遺留之機車供警員查證而查獲被告，並提供被告口卡供證人己○○指認之查獲指認經過等情觀之，實不能排除證人己○○指認有誤之可能性。
㈢至竊案現場遺留之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雖係被告所有
，然被告早於94年8月5日至高雄縣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報案該機車於93年8月4日22時許在其住家前失竊，有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該記錄表之處理情形載明：「該重機車為0幾年之老舊車輛，且行照已遺失，請當事人戊○返家尋找該車原始記錄，並請當事人至住家附近尋找，若未有發現儘早來所報案登入電腦」）1分在卷可證（警卷10頁），且證人丙○○亦證述：「我知道被告以機車為交通工具上下班，有一天我聽他說車子失竊，就由他兒子載他上下班」等語明確（本院卷33頁），該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既業經被告報案失竊，則難單以案發現場遺留之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即遽認身為車主之被告即為竊賊。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認被告涉犯竊盜未遂罪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利益之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竊盜未遂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開說明，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4年6月2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官施柏宏
法官洪能超法官陳億芳以上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華民國94年6月6日
書記官林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