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6年度上易字第177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6年上易字第17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3月28日

裁判案由：恐嚇取財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易字第17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上列上訴人因恐嚇取財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217號中華民國96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55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與兩名不詳姓名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詐欺、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3年4月22日，以買賣石頭為由，邀同告訴人甲○○至花蓮縣壽豐鄉鹽寮055海產店餐敘。席間趁告訴人不注意之際，將其所喝高梁酒摻入不明藥物，致告訴人飲用後即不醒人事。嗣於翌日告訴人清醒後，被告即詐以告訴人於前日晚間與其等賭博「十仔九」，共賭輸新臺幣（下同）205萬元，要求償還債務。告訴人否認曾賭博，拒絕支付上開賭債，被告即以「如果不付錢，工廠就不要開了，要將工廠放火燒掉」等語，恐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同意以165萬元與被告等人和解，並當場給付現金15萬元，另簽發付款人均為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均為33-1號、發票日為93年4月23日、支票號碼為474781號、票面金額為40萬元之即期支票1紙及發票日分別為93年6月30日至94年4月30日（即發票日為每月30日）、支票號碼分別為474783至474793號、票面金額均為10萬元之遠期支票共11紙，資以按月償還。嗣上揭40萬元支票及發票日分別為93年6月30日至94年1月30日之10萬元支票經他人提示兌現後，告訴人始發現其係遭人下藥詐騙而報警查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及同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詐欺取財及恐嚇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證人 王添順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上揭支票持票人之一乙○○、證人即上揭支票號碼為474781、474790之提示人 陳健弘 、證人即上揭支票號碼為474783之提示人 劉和佳 、證人即上揭支票號碼為474788之實際提示人 林光元 、證人即上揭支票號碼為474789之背書人 張忠華 於偵查中之證述及上揭支票影本併提示人資料等項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其無對告訴人下藥詐賭及對告訴人恐嚇取財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警詢、偵查迄至法院審理時固均供承於上揭時、地曾
與告訴人餐敘及共同賭博等情，但始終否認曾對告訴人下藥詐賭及恐嚇告訴人，從而被告偵審之歷次供述，尚無法逕作為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及恐嚇取財罪嫌之不利證據。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結稱：被告於上揭時間，邀伊至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055海產店與被告2名友人一同餐敘。席間伊曾至廁所小解，返回後大家繼續用餐飲酒，之後伊即不醒人事。嗣於翌日早晨，伊妻始發現伊睡臥在住處車庫旁之樓梯口，臉色發黑，好像快死掉，便將伊搖醒。伊休息一陣較為清醒後，便接獲被告電話，告稱伊昨晚與他人賭博賭輸，要伊出面解決，伊堅詞否認並稱伊完全不知此事，但因被告不斷要伊處理，伊便與被告相約在位於花蓮縣吉安鄉之「王母娘娘廟」見面，並輾轉被帶至花蓮縣光華社區某戶人家，當時共有7人左右在場。此時被告告稱伊昨晚賭博輸錢並有簽發1紙面額205萬元之本票，本票上面有伊簽名，這是被告等人前1日持空白本票，再拿1紙草稿給伊看，叫伊照著草稿抄寫票面金額205萬元之本票。後來被告等人稱如伊願意，可以同意折讓，以165萬元解決，但如伊不願意，便恐嚇稱「伊工廠也不用做了，要放火燒伊工廠」等語，伊聽聞後很害怕，便同意先給現金15萬元，並再至伊工廠簽發票面金額為40萬元之即期支票1紙，及票面金額為10萬元之遠期支票11紙，用以按月償還。嗣因伊報案，伊友人幫伊取回未兌現之票面金額為10萬元之支票3紙等語。惟當檢察官及原審法院質以案發細節時，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問：你在案發第二天醒來後，你太太說你臉很黑，好像要死掉了，為何不送醫？）我太太從樓上下樓看到我嚇一跳，以為我死掉了，有搖我一下，我就醒過來了，我就爬起來坐在沙發上，平常我太太也不太問我事情，後來看我有比較清醒了，所以才去上班」、「（問：你剛陳述你喝酒之後，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為何你還有印象你有照草稿簽本票？）我是事後隔了幾天慢慢回想才想起來」、「（問：【提示警卷甲○○筆錄第
4頁第7、8行並告以要旨】你是否當場拿現金15萬元給被告他們？）是的，我當場拿了15萬元現金放在桌上，被告就把15萬元拿走」、「（問：你為何要帶15萬元現金過去？）因為被告在電話裡面沒有跟我講多少錢，我欲解決就帶著家裡現金15萬元過去，後來得知是205萬元，我就傻掉了」、「（問：何人帶你到工廠簽發支票？）他們載我到工廠附近叫我自己走回工廠開支票，並約在王母娘娘廟繳款」、「（問：為何此時不報案？）因為我怕家人知道此事，也怕對方燒工廠，所以不敢報警。」、「（問：你平常酒量為何？）還可以，曾經喝醉過，可是也會知道事情，我平常就喜歡喝酒，我沒有過喝醉時躺在家裡地上睡覺」、「（問：你是何時才知道被詐騙？）當時就知道被詐騙了，是因為怕父母知道」、「（問：既然知道被詐騙，為何不及早循法律途徑解決，還簽本票、支票給被告他們？）因為當時考慮家裡的人才沒有講出來，後來父母先後往生後，我太太有看到報紙說詐騙集團都用藥給人家吃，並稱做生意安排飯局，然後再設局詐騙，所以才去報警」、「（問：如果你父母知道會有何後果？）怕分不到財產」、「（問：是否嗜賭？）沒有，我多少會一點，以前有比13支、撲克牌，麻將很少摸」、「（問：案發當天賭什麼？）不知道」、「（問：當天你到底有無賭博？）不知道」、「（問：該段期間不知道，為何對稍後的事情又知道？）因為事後慢慢回想」、「（問：去055餐廳吃飯是何人邀約？王添順有無邀約你？）是被告邀我去05
5餐廳吃飯，證人王添順沒有邀我」等語。則告訴人未曾有因酒醉躺臥住處地上昏睡之情形，而其與被告餐敘翌日返家後，既已倒臥住處樓梯口不醒人事，又經其妻發覺臉色發黑，好像快死掉，衡情其妻自無置若罔聞之理，然告訴人之妻卻未將之送醫就診，反逕自離家上班，實屬令人費解，是告訴人究否遭人下藥迷昏，已有可疑。又果告訴人確未曾與被告等人賭博，被告所言即非屬實，則被告顯已涉有詐欺等犯罪情事，且被告所指告訴人積欠賭債又高達205萬元，衡情告訴人自應立即報警查察，俾維護自身權益，何需與被告私自會面？且據告訴人於原審經被告詰問以：「去王母娘娘廟是不是你打電話邀我去的？」、「是否你要求我代你向林明益說情，所以你才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之問題時，答稱：「我有打電話給被告，但是被告也有打給我。」「當時我並不知道多少錢，在王母娘娘廟載我繞一大圈後，後來跟我講是205萬元，我就傻掉了。」等語，可知告訴人曾主動聯絡被告處理債務乙事，並於與被告會面之時，即攜帶15萬元之現金赴約？甚至願意同時簽發面額不等之支票交付被告？雖告訴人證稱：係因聽聞被告揚言將燒掉其工廠，又為恐此事為父母知悉，其將無法分得祖產，因而不敢聲張云云，然如據告訴人上開證述，其係遭詐欺及恐嚇取財之被害人，並未理虧，焉有矯飾隱匿之理？告訴人雖又陳稱當時因對方人多勢眾，迫於無奈地以165萬元和解，然告訴人除當場給付現金15萬元，其後亦陸續兌現面額40萬元支票1張、面額10萬元之支票8張，至94年2月始撤銷末3張支票之付款委託，何以遲至94年8月始報警查辦，其中原因為何？依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伊係在給付135萬元後才發現被下藥騙錢而報案（見偵卷第10頁），但於原審中改稱當時就知道被設局詐騙了，然據原審質之「（問：飯局後，為何知道你被迷昏？）因為當初王添順有跟我講說是丙○○邀他來邀我吃飯，飯局中會在酒中下藥，會不省人事，這是王添順在事發前一年多就跟我提醒過了。」（見原審卷第42、43頁），倘若告訴人於原審中證述無誤，則其於本件赴宴時應已有防範，怎仍於餐敘間與人飲酒言歡，並為賭博？再者，證人王添順於原審證述：「我之前常與甲○○一起賭博」「（問：甲○○是否嗜賭？）愛賭」「（問：甲○○家裡的人是否知悉他愛賭博？）多少都知道」「（你與甲○○是以何種方式賭博？）賭『九仔仙』，已經賭很久了，我們是賭博朋友，如果有賭局都會相約」「（問：你們是否曾經喝過酒之後，再一起賭博？）曾經有過幾次」等語，可見告訴人有賭博之嗜好，且有數次在酒後賭博，常見的賭法為「九仔仙」，正因告訴人平日嗜賭，此次又係在酒後賭博負欠賭債高達205萬元，告訴人恐於本案始末及箇中緣多所保留，動機可議。從而，告訴人之上開證述，或與常情相違或有所隱瞞或與其他證據相佐，而有瑕疵，尚難遽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又證人王添順固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於向告訴人詐賭前，曾
央請伊邀約告訴人餐敘，並告知伊將於用餐時在告訴人所飲酒中下藥等語；然其於偵查中便改口結稱：被告有央請伊邀約告訴人餐敘，但無提及下藥乙事等語；嗣於原審審理時又改稱：被告未曾央請伊邀約告訴人餐敘，亦無提及下藥乙事，前後證述反覆不一，且經檢察官質以歷次證述齟齬之處，其僅能以忘記等語或不答搪塞，故其歷次證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參以本件至鹽寮055海產店餐敘，乃被告自行邀約告訴人，非由證人王添順出面，亦據告訴人證述明確，則被告既可自行邀約告訴人餐敘，告訴人亦無推託拒絕，又何需央請證人王添順幫忙？況果被告欲對告訴人下藥詐賭，所為已涉犯罪行為，衡情被告亦無可能將此事暴露予證人王添順知悉，而自陷於易遭警查獲之窘境中。綜上，證人王添順之證述前後不一亦與常情相違，而有瑕疵，亦不足採信。
㈤至證人乙○○、陳健弘、劉和佳、張忠華、林光元於偵查中
之證述及上揭支票影本併提示人資料，僅能證明告訴人所簽發支票號碼為474781、474783至474790號之支票，確經提示兌現，然尚無法遞衍推論告訴人係遭被告詐欺或恐嚇始交付上揭支票。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為舉證，均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確有對告訴人下藥詐賭及對告訴人恐嚇取財，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五、檢察官上訴略以：告訴人簽發支票之流向，為被告之弟乙○○透過 陳漢淵 、林光元、張忠華等人，以調借等洗錢方式兌得款項，證人乙○○就支票來源之「 阿財 」無法供述真實姓名以實其說，以證人乙○○與被告之兄弟關係，證人乙○○所持上開支票應係被告交付而代為兌現等語。然本件檢察官係起訴被告涉嫌詐欺及恐嚇取財罪，被告罪嫌不足，已如前述，參以告訴人於原審不諱言曾經以電話聯繫被告居中協調賭博債務，經協議後賭債亦由205萬元折讓為165萬元，被告等人並允告訴人分期給付，被告何來告訴人所指以未來惡害相加，使其心生畏怖之犯行，此部分罪嫌僅告訴人之指述尚乏其他事證佐認之。而告訴人簽發面額40萬元支票1張及面額10萬元支票11張，係為清償賭債而交付，縱該些支票流向指向被告，亦無法遽指被告詐欺或恐嚇取財犯罪，況依證人乙○○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伊所持有之告訴人簽發支票6張，均係其酒店客人阿財持之調借現金，非被告所交付，被告亦不知悉等語，則縱被告之胞弟乙○○持有告訴人為清償賭債之支票6紙，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前開犯罪。故本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末按賭博為法令禁止之行為，其因該行為所生債之關係原無請求權之可言，除有特別情形外，縱使經雙方同意以清償此項債務之方法而變更為負擔其他新債務時，亦屬脫法行為不能因之而取得請求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421號著有判例。故本件告訴人清償賭債而未予兌現之面額各10萬元支票3紙，告訴人得拒絕給付，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7年3月28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官謝志揚
法官賴淳良法官劉雪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李德霞中華民國97年3月28日